【活動現場】全球公民空間逐漸萎縮，「有利環境」極賴政府積極保障
名稱：2017 東亞民主論壇──東亞公民社會組織有利環境工作坊
日期／時間：2017 年 5 月 24 日（三） 9：00～17：00、5 月 25 日（四） 9：00～12：00
地點：集思臺大會議中心洛克廳（臺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主辦單位：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臺灣民主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氣候永續學程（IPCS）
「創造對公民社會組織有利的環境。」從臺灣民主社會的現況來看，這是個聽來陌生甚至遙遠的概念。事實上，在很多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人民必須花很多時間去爭取、塑造這樣的有利環境，例如菲律賓、越南等，從事打造「有利環境」的人都不少。
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與臺灣民主基金會在 5 月 24 日、25 日為期 2 天的「東亞公民社會組織有利環境工作坊」中，針對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簡稱 CSO）有利環境的發展脈絡與國際潮流，以及 CSO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舉辦專題演講，邀請來自美國、韓國、日本、香港、菲律賓、越南等國的主講者，分享自身經驗，並討論臺灣在此概念下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如何創造有利公民發展的環境？
如何為公民社會組織（CSO）創造有利的發展空間與環境？
前駐法國大使呂慶龍表示：「為了實現公民社會組織的有利環境，不管是形成聯盟分享資訊或進行遊說，都是 CSO 在跨國、跨部門之間存在的意義。」呂慶龍強調，不是每個 CSO 的組合結果都一定能使命必達，然而在有利環境的概念下，擴大公民參與是必須穩固的利基點。
呂慶龍進一步提出形成有利 CSO 發展環境的 6 項要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教育」。他解釋，有些組織不一定會往國際合作發展，而是致力於做在地工作，教育組織每年發表文章、舉辦工作坊，就是希望分享所學的知識教育，這就能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
其他要因諸如「給人民麥克風」，讓社會有機會發聲；「引起討論」，是讓 CSO 能在聯合國或國際社會組織中被看到；「增加透明度」，則是透過許多 CSO 的努力，讓一些世界貿易組織的運作透明化；「提供合法性的靠山」，意指像聯合國（United Nation）這種超越國家層級的組織，若能和 CSO 合作，就能提供超過政府合法性的支持；最後是「加強社會凝聚力」，公民之間互相信任，抵銷分化或特定族群被隔離的社會現象。
公民空間即是人權，需要政府積極保障
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首席顧問 Henri Valot 強調，從公民的基本權力如自由集社、言論自由等來說，公民社會組織的有利環境（也稱之為公民空間）就是人權，是每個人都該擁有的基本權利，政府應該積極去保障這些權利。
「自主權、性別平等，這些都會影響到公民社會組織的有利環境。」Henri Valot 進一步提到，公民社會組織發展有效性夥伴（CSO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簡稱 CPDE）在 2011 年釜山會議中所達成的釜山承諾，包括從國家層級去針對所有利害關係人進行包容性的發展、實踐民主自主權、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如此不僅可以保障 CSO 去發堀潛能，也能有效影響政策。
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首席顧問 Henri Valot。
「評估公民社會的有利環境時，常用的是能力取向論。」Henri Valot 說，能力取向論基本上強調公民參與是構成健康社會的基本要素，也強調許多幫助個人達成目標的根本條件。即使是集體行動，也可以在有或無組織參與的情況下發生，並且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發生形式，如此將焦點從「公民社會可以產生什麼」轉換到「個人可以促成集體行動的價值呈現」，更加深入公民行動的有利環境評估。
此外，「有利的環境」還包括國家的法律、監管與政策框架，以及具體的政府／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因素，因此可以從社會經濟、社會文化、治理和法律等 4 個方面來綜合分析。
世界公民參與聯盟（CIVICUS）今年（2017 年） 4 月的監察報告中，針對於聯合國 125 國家的公民空間檢測，Henri Valot 分享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 125 國家裡，只有 26 個國家能為公民社會發展提供開放性的有利環境，其他國家裡的將近 60 億人口，都身處受阻撓、打壓與封閉的環境中。
想要創造有利公民社會發展的有利環境，Henri Valot 強調，實踐生活、設立聯盟、訊息共享、協調遊說是其中的關鍵，也唯有如此，才能進一步成為跨領域、跨公民社會各階層的倡議者。
根據 CIVCUS 2017 年 4 月的監察報告，世界上僅 26 個國家擁有開放公民空間，有 20 個國家公民空間封閉。圖／https://goo.gl/S9rj4f
CIVICUS：全球公民空間逐漸萎縮
CIVICUS 同時在 2017 年 4 月公布的「公民空間追蹤報告」中，以《People Power Under ATttack》為題，直指全球公民空間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與威脅。
越南環境與永續發展研究中心執行長 Linh Phuong Nguyen 表示，這份報告中將公民社會的有利環境分成 5 個層級，包括開放性的（Open）、狹窄的（Narrowed）、受阻的（Obstructed）、壓制的（Repressed）與封閉的（Closed），但其中卻沒有一個亞洲國家是屬於開放性階段，幾乎都處於受阻和壓制階段，當中又只有 3 個國家有狹窄的空間，包括東亞的日本和南韓。
CIVICUS 在 2017 年 4 月公布的「公民空間追蹤報告」。
Linh Phuong Nguyen 同時對某些結果感到困惑，例如在可以自由登入社群網站 Facebook 的越南，竟屬於封閉環境，但在禁止取得 FB 的中國，卻較越南前面，屬於受打壓的層級。她分析，也許在報告中沒有出現的臺灣或香港，都包含在中國裡面，成為加分的關鍵。
而日本非政府組織國際合作中心（JANIC）政策顧問 Akio Takayanagi 則舉了近年來的 3 個例子，直指日本逐漸萎縮的公民空間。第一個是沖繩和平運動中心的主席山城博治，因為抗議名護市邊野古的新基地建造工程而被拘留 5 個月；再來是福島核災後限縮的媒體自由；以最後是日本議會針對組織犯罪正在討論的「陰謀法案」（其具爭議性的定義容易使各組織入罪）。對此，他點出了一項也許是全球共業的問題：「專制主義、極右派的出現，是日本現在最大的挑戰。」
越南環境與永續發展研究中心執行長 Linh Phuong Nguyen。
日本非政府組織國際合作中心（JANIC）政策顧問 Akio Takayanagi。
成為多方利益關係夥伴，撐開空間人人有責
聯合國於 2015 年 9 月的永續發展高峰會上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這份包括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和 169 項具體項目的綱領性文件，要在 2030 年實現 3 項史無前例的創舉──消除極端貧窮、戰勝不平等及不公正，以及遏制氣候變遷。其中，在第 16 和 17 項目標，包括宣導和平正義、強化執行手段、構建全球永續發展夥伴關係中，CSO 就是重要的發展項目。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圖／https://goo.gl/3JCjhr
CPDE 共同主席 Maria Theresa Lauron 表示，儘管在種種數據下顯示，全球公民組織正面臨重大挑戰，在參與發展的進程上有所限制，但，加強打造有利其發展環境的機會還是有的。她強調多方利益關係夥伴的重要性，藉此讓 CSO 能夠正式參與發展進程，「一個具包容性的多方利益關係夥伴，能提升對話品質，創造出完善的有利環境給 CSO。」CPDE 正是 NGO發展多方利益關係的夥伴之一，成為雙方之間的合作平臺，共同創造影響力。透過不同的觀點，CPDE 也深入在地，作為人民與政府間的橋樑，進而在各地發聲。
「創造有利環境的工作不單只落在 CSO 頭上，更不是要去比較各國 CSO 的多寡或它們做了多少事，而是強調所有發展行動者都必須在自己的工作岡位上、在倡導活動中及人際關係上致力執行任務。」
CPDE 共同主席 Maria Theresa Lauron。
臺灣 6 萬個 CSO，只有 60 個積極參與國際
「臺灣的 CSO 非常有活力和能量，但要怎樣將這股力量帶到海外？」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常務理事洪智杰提出，臺灣有 6 萬個 CSO，其中卻只有 60 個非常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換言之， 少於 1% ；而政府藉重公民組織力量、投注於發展援助的比例也只有 0.052%，遠低於聯合國 0.7% 的標準。「臺灣 CSO 沒辦法在國際發展法上被納入和承認，缺乏國際社會合作的機制，也缺乏行動權利。」
洪智杰解釋，臺灣有些社會衝突來自於兩岸議題，努力在外交上爭取空間資，在這些前提上，公民社會組織沒辦法得到更多資源。他進一步指出，好消息是，今年 2 月，外交部宣布與民間團體合作參與國際的要點，意味著政府與 CSO 之間對話的開始，但品質仍有待加強。
洪智杰也提到「巧外交」。2012 年臺灣的「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 ODA），僅管來自臺灣援助的金額高達 2 億多元，但 ODA 並沒有增加，反而還下降。「政府想知道如何提升國際地位，應該要思考 ODA 怎麼增加。而這個部分應該透過與 CSO 合作，讓臺灣做得更好。」他進一步表示，臺灣 CSO 接下來的課題，是從社會控制到公共服務，該如何去建立內部參與管理，改變官員的心態，進而將 CSO 當成平等的夥伴。
臺灣 CSO 與政府，各有進步空間
Taiwan AID 常務理事高小玲表示，在臺灣，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 NGO）的有利環境相較於其他國家並非最差，但還有進步的空間。以「對外援助」來說，雖然有《國際發展法》，但其法條明確說到臺灣的對外援助預算要優先給予國合會，很明顯就排除掉其它在做國際發展援助的 NGO，高小玲認為這或許是能夠改善的地方。
此外，高小玲也點出臺灣 CSO 必須加強「說服」的能力：「想要說服政府，說 CSO 有多好、在某部分做的努力與專業程度比官方來得多，證據在哪裡？有什麼例子可以讓官方相信臺灣 CSO 的專業？」她坦言，臺灣的 CSO 在重視證據（Evidence-based）方面必須多做一些研究與整理，不管在哪裡，這都是最重要的，包括量化與質化的數據，都需要專門的單位來做統計。
「東亞民主論壇」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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