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良專欄】改變封閉、回捐的苦難輪迴,台灣社工界如何走向開放創新?

圖/envato

口述/陳文良|整理/劉彥良

從社會創新的推動中,社工很少參與跨專業的合作創新,而是習慣停留在自己的領域,認為專業地位的提高與保障,綿密的社會安全網,是所有社會問題的答案。但是,這似乎和近年國際整合公部門、商業部門和第三部門/社會部門的合作與分工趨勢背道而馳,這是怎麼一回事?

本文將從基層社工的重擔出發,探索為何會有社工組織工會?接著,稍微把目光拉遠一點,來談談其他國家公私協力,如何展現跨專業合作的趨勢。最後回過頭來談,如果台灣給基層社工的培育,逐漸成為一個封閉系統,那麼,我們該怎麼努力,重新打造一個「開放系統」?

為什麼社工要組織工會?

社會工作者在2009年,正式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社工薪資回捐的問題,被視為社工群起組織工會的契機。既然社工是服務社會,為什麼新一代的社工,卻要跳出來組工會?號召組織社工工會成員之一的郭志南就說:社工工會不只是爭取同業權益,因為社工本來就不是一個只顧自己的行業。

回想起來,我們的師長和我這一輩所建立的「社工專業」,長期累積疊加起來之後,我們早已離開了承受重量的階段,這些重量卻讓現在許多第一線的機構工作人員,尤其是基層的社工,感受到沈重的壓迫。

所謂的「重量」是哪些?為了悍衛「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這個立場,包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機構評鑑制度」,還有各種政府委外服務的計畫書、成果報告等,這些都是可能在過去並沒有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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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所提出來的反彈和抗議,是不是在提醒我們,集中太多任務和勞力,層層疊疊壓到基層社工身上,壓力沈重到抬不起頭,與帶領這個體系的前輩們共享願景,只能低頭看著自己的腳步,最多看了前方不遠的路。

「社工薪資回捐」的無解痛點

社會工作學系的畢業生,留在社工領域的比例非常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薪資普遍低於市場其他大學畢業的入門薪資,因而聯合勸募成立時,就以補助各地方社福機構的社工員人事費,作為聯合募款專業分配的開始。

然而,當聯勸補助社工薪資,出現補助金額高於機構薪資結構時,機構為了「平等」,出現兩種做法,一是補助款進機構的收入總帳,依照機構的薪資結構、年資與績效調薪,另一種則是機構社工人員輪流領聯勸的薪資。被要求簽領的社工,對於簽領的數字與實領的薪資不一致,心裡當然會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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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況,在聯勸募款提高、補助方案業務費、政府標案准予認列10%行政管理費之後,理當逐漸消失,但是,很多協會組織已開始出現剝削社工和情緒勞動的問題。甚至企業在投身公益的過程中,誤以為這是一群「有愛心、奉獻精神」的人投入低薪工作,可能有疑惑,卻不好意思說什麼。於是,讓這個領域繼續不受外部挑戰,缺乏改變的壓力。

跨專業協作的國際經驗,改變社工困境

台灣社工困境是否能有改變的契機?我們先借鏡國外,把層次拉高一點,談談「專業」這回事。2002年開始,美國聯勸導入「以成效為導向的方案評量模式」,希望把核心能力放在「解決問題的規劃能力」,預期將來除了成效(outcome),社會影響力評估將逐漸被各界重視。果然這五年來,SROI,或是SRI ,都被認為是企業、組織向社會交代與負責的重要評估工具。

新加坡社會福利總會(NCSS,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的社會創新入門操作手冊,則用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模式,把創新旅程分階段設計成不同步驟,強調「多元觀點、開放意見、行動盲點」等跨領域回饋機制,方便實務工作者「做中學、整體觀」,這應樣的設計流程也有助於在發展過程中,導入數位科技工具進行溝通。

最近英國發表「公民社會發展策略─建構一個對每個人的都有益的未來(Civil Society Strategy – building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新加坡與英國的共同點是,不再把公民社會當作是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第三方「獨立部門」,而是在兩者之間互有重疊的公私協力與社會企業性質組織,讓公民社會參與其間,提升公益產業的解決能力和效率。

藉由設計思考、商業模式、數位科技解決方案、等專業,加入社會工作、社會福利、醫療照顧等傳統照顧與服務社會的領域,帶來創新的價值,減少無效與浪費的資源重疊,就是社會創新,甚至可以是數位社會創新。尤其,因為數位科技帶來的優勢,加速了解決問題、洞察問題根本的時程,加速創新的進展。

走向「開放系統」 是公益圈改革之路嗎?

梳理完其他國家的經驗,「開放系統」與「數位化」、「數據化」,會不會是改善台灣社工環境的有效解決方案?當基層社工填報的資料,可以被整個系統接收,然後體制可以改善,基層被壓上的繁瑣要求那種無止境的絕望,會改善許多。而這絕對不是我們自己的專業,能夠獨力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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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給跨專業領域的民間力量,加入參與解決問題的貢獻機會。畢竟我們的專業中,很有機會累積數據,卻可能因為抗拒轉型,在AIOT的時代,失去了因為數據價值產生的改革機會。

不只是社會的角色,政府、國家治理的角色也同樣必須跟上,聯合國提供給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創新手冊,對於政府角色的建議是:扮演召集各界資源與公民力量,創造一有利個形成解決方案的環境,讓社會創新的力量彼此認識,社會創新成為風氣。

在這篇文章中,社工魂整個衝上來,希望能夠連結和梳理這些脈絡。一個人的觀點,必然有偏誤,我的看法不可能沒有疏漏與偏見,透過本文對外說明,相信開放的討論,能夠帶來豐富的解方,希望能夠有更多人共同探索前面所提到的問題。

(核稿編輯:程士華)

作者介紹

陳 文良

從事社會福利服務與公益部門發展迄今超過 20 年,東吳社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工碩士,任職於臺灣聯合勸募協會 16 年,曾任聯勸副祕書長、祕書長。2014-2016 年擔任國際聯勸大中華區培訓總監。目前也擔任耕莘文教基金會、曉明基金會等組織董事。 從小受洗的天主教徒,喜歡天主教靈修方式的靜謐與默想,並且相信宗教信仰需要在社會責任的脈絡中實踐,除了追求內心平安和靈性的成長,也關懷導致人類陷於誘惑的社會結構,在自己所領受的天賦才能及人生經驗所形成的獨特路徑中實踐使命。 閱讀與研究興趣:非營利組織治理與管理、天主教的社會議題觀點與思想、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在國家治理中的角色、社會創新、中國的公益組織發展與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