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室裡缺席的非行少年(三):無以為家,在看不見的教育死角中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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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育如

《民法》通過修法,2023年正式將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法律反應社會價值的走向,在多數社會大眾的認知中,「成年」象徵能獨立自主的行使成人權利,少年在未來將提早在社會中扮演負責任的角色。

「大家成年可以負責很多事,真的嗎?」陳綢兒少家園主任徐瑜斬釘截鐵地拋出了這個質問。她長期投入兒少工作,接觸許多從家庭與正規教育體系跌落的少年,而作為安置機構的家園,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目標,就是讓失根的少年自立,像成年人那般可以獨立生存。

雖然民法讓少年提早在十八歲進入成年,以及政府提供自立方案的年齡也延長到二十一歲,但在機構人員眼裡,一般人還在校園裡的年歲、接受家庭的經濟支持,少年就必須替自己的生活全然負責,同時還帶著未發展完成的身心理議題,再度陷入危機的機會其實非常大。

少年落入無家境地

徐瑜說曾有少年離開家園自立生活,結果卻是借住在另一名同樣家園出去的少年住所,沒有找到工作、暫住時間也久到令人受不了,最後少年只能去外面跟人分食物過活,形同過著無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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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落入無家狀態,很容易啊!」徐瑜感嘆,少年的支持系統很薄弱,唯一能承接少年的社福體系,卻又是以殘補式的思維出發,站在道德的絕對高度去區分值得或不值得被服務,個案的態度不積極、不配合或失聯,就可能終止服務。而非行少年的狀態,不配合和失聯很常見,也因此會被歸類成是不值得服務的對象。

在台北的中山、大同區進行兒少工作的勵友中心主任張怡芬,觀察社區裡的曝險少年,常常會有被通報「失蹤」的個案,像很多少女會流連在外面男友的住處,被通報失蹤後,協尋聯繫上家人,返家後又因家庭衝突離家,再次被通報失蹤。反覆的失蹤又返家,其實也離無家的狀態很近,都顯見一旦住所不穩定,連帶會影響生活其他層面,所以少年中輟、中離的情況也就一一浮現。

很多脫離原生家庭、飄盪在社區的少年,最終都可能進入安置機構,對於許多回不了家的無家少年來說,機構成了他們暫時停泊的家。

教育竟把少年越推越遠?

「最難服務的是司法案件出身的孩子嗎?不是。是從小就被安置的孩子。」徐瑜回憶起自己服務過的兒少,從有記憶以來就流連在不同安置機構之間的少年,才是她覺得最不知如何施力的個案。「他孑然一身,像是這世界上沒有人跟他有關係、沒有人跟他同情共感」徐瑜感嘆,最怕孩子沒有喜好和生存動機,當孩子什麼都不在意時,出了機構很可能就落入無家的狀態,甚至覺得離開世界也沒差。

為了要讓少年對未來抱有想像,徐瑜總是說「做安置第一天,就要開始準備讓人離開安置」所以安置機構不只是一個住所而已,還要能肩負生命教育的功能。生命教育並非像學校輔導課是一個課程,或是找成功人士來演講就可以完成,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少年,看見自己的狀態、覺察自己與人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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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機構取代了原有家庭的照顧功能,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也是協助義務教育。但即使安置機構努力替少年撐開生命教育的空間,但距離理想中社政與教育的分工配合,卻還相差甚遠。在現行義務教育中,非行少年並無法安心穩定的享有受教權,像是徐瑜就能深刻感受到社會對非行少年貼上的標籤,只讓教育把少年越推越遠。

少年因為欠缺照顧、就學經驗破碎,學業表現不及一般水平,以學校管理者的思維來看,必定會思考── 會不會在學校闖禍?學業成績跟不上怎麼辦?這些都成了拒絕接納少年的殘酷假設。

有時學校還得面對非理性的外部壓力,徐瑜無奈地說,少年常常成為家長之間耳語的對象,有時找上當地民代,校長多少都要聽命於民代。「家長都願意捐錢做善事,但這些弱勢真正來到身旁時,卻不能接受」她一語道破社會加諸於少年身上的標籤,都一一反映在教育現場中。

中介教育功能有限

為了讓少年在教育體制中,能夠在各方面銜接、適應得更好,中介教育應運而生。全台的中介教育資源依據不同的形式可以分為獨立式、合作式、資源式、學園式,都是在教育體系中設立另類的輔導管道。陳綢兒少家園過去曾做過合作式中途班,嘗試與教育單位合作,但卻難以順利運作下去,除了經費有限,背後更凸顯了偏鄉教育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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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育一直以來都欠缺穩定的師資,像陳綢兒少家園籌辦中介教育,光招代理教師就招了十五次,到開學前兩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教師。此外,偏鄉的交通問題,更是雪上加霜。若父母沒有提供完善照顧,孩子本身沒有交通工具,其實很難接觸到外面的資訊。在偏鄉進行服務工作,都要開著車一戶一戶去載,服務其實相當難觸及。

徐瑜坦言即便有中介教育,也未必能幫助到安置機構裡的少年,因為必須要有中輟的身分,才可以接受中介教育,但教育部追求「零中輟」,學校會用技術性避免中輟數量增加,像是學生三天只需來學校一天,如此勢必多了許多中輟的黑數,資源自然無法涵蓋到有需求的孩子。

零中輟與零毒品下漏接的黑數

在零中輟的目標願景下,仍是有幾乎不太去學校的少年,進了警察局之後通報社政單位,才知道少年依舊具有學籍,學校應是主要輔導的角色,卻也發現許多老師和教官不太清楚如何替少年連結資源。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就以最常見的少年毒品議題來說明,在學校端是統一以春暉專案來追蹤少年的狀態,但她直言「春暉專案只有驗尿,沒有後續輔導,就只是一個驗尿機制」學校用罪犯的角度去追查少年,造成更多的標籤效應,若無心進行更多面向的輔導和陪伴,包含去理解少年施用毒品背後的原因、完整建構少年的支持系統,春暉專案就變相是為期三個月的驗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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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遍學校教育的工作者,對毒品、司法等議題的知能並不高。陳彥君說教育部給老師開的課很少、也沒有提供教戰守則,更何況還有很多身在毒品供應鏈中的黑數,像是持有或販賣毒品,並不是驗尿就可以知道。

2023年台灣的兒少司法將會有變動,包含修法讓兒童除罪化、行政輔導優於司法處置,這些是為了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RC)而做的改革。此時教育就更顯重要,學校也要有接住兒少的能量。但學校對少年困境缺乏敏感度,也不禁讓人擔憂,教育端的準備依舊不夠充足。


在教室裡缺席的非行少年(一):從職業教育開啟的修復之路

在教室裡缺席的非行少年(二):難行的職涯路,輔導成功的個案究竟有多少?

在教室裡缺席的非行少年(四):重建關係的連結,在教育路上不再失根與失聲

作者介紹

黎 育如

NPOst採訪編輯。一個喜歡說故事也還在找自己的人,穿著政治外交與新聞專業的武裝,善感與良善的活著,始終深信溫柔且堅定的凝視,方能看見社會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