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室裡缺席的非行少年（三）：無以為家，在看不見的教育死角中掙扎
文／黎育如
《民法》通過修法，2023年正式將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法律反應社會價值的走向，在多數社會大眾的認知中，「成年」象徵能獨立自主的行使成人權利，少年在未來將提早在社會中扮演負責任的角色。
「大家成年可以負責很多事，真的嗎？」陳綢兒少家園主任徐瑜斬釘截鐵地拋出了這個質問。她長期投入兒少工作，接觸許多從家庭與正規教育體系跌落的少年，而作為安置機構的家園，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目標，就是讓失根的少年自立，像成年人那般可以獨立生存。
雖然民法讓少年提早在十八歲進入成年，以及政府提供自立方案的年齡也延長到二十一歲，但在機構人員眼裡，一般人還在校園裡的年歲、接受家庭的經濟支持，少年就必須替自己的生活全然負責，同時還帶著未發展完成的身心理議題，再度陷入危機的機會其實非常大。
少年落入無家境地
徐瑜說曾有少年離開家園自立生活，結果卻是借住在另一名同樣家園出去的少年住所，沒有找到工作、暫住時間也久到令人受不了，最後少年只能去外面跟人分食物過活，形同過著無家的生活。
「他們要落入無家狀態，很容易啊！」徐瑜感嘆，少年的支持系統很薄弱，唯一能承接少年的社福體系，卻又是以殘補式的思維出發，站在道德的絕對高度去區分值得或不值得被服務，個案的態度不積極、不配合或失聯，就可能終止服務。而非行少年的狀態，不配合和失聯很常見，也因此會被歸類成是不值得服務的對象。
在台北的中山、大同區進行兒少工作的勵友中心主任張怡芬，觀察社區裡的曝險少年，常常會有被通報「失蹤」的個案，像很多少女會流連在外面男友的住處，被通報失蹤後，協尋聯繫上家人，返家後又因家庭衝突離家，再次被通報失蹤。反覆的失蹤又返家，其實也離無家的狀態很近，都顯見一旦住所不穩定，連帶會影響生活其他層面，所以少年中輟、中離的情況也就一一浮現。
很多脫離原生家庭、飄盪在社區的少年，最終都可能進入安置機構，對於許多回不了家的無家少年來說，機構成了他們暫時停泊的家。
教育竟把少年越推越遠？
「最難服務的是司法案件出身的孩子嗎？不是。是從小就被安置的孩子。」徐瑜回憶起自己服務過的兒少，從有記憶以來就流連在不同安置機構之間的少年，才是她覺得最不知如何施力的個案。「他孑然一身，像是這世界上沒有人跟他有關係、沒有人跟他同情共感」徐瑜感嘆，最怕孩子沒有喜好和生存動機，當孩子什麼都不在意時，出了機構很可能就落入無家的狀態，甚至覺得離開世界也沒差。
為了要讓少年對未來抱有想像，徐瑜總是說「做安置第一天，就要開始準備讓人離開安置」所以安置機構不只是一個住所而已，還要能肩負生命教育的功能。生命教育並非像學校輔導課是一個課程，或是找成功人士來演講就可以完成，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少年，看見自己的狀態、覺察自己與人的連結。
安置機構取代了原有家庭的照顧功能，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也是協助義務教育。但即使安置機構努力替少年撐開生命教育的空間，但距離理想中社政與教育的分工配合，卻還相差甚遠。在現行義務教育中，非行少年並無法安心穩定的享有受教權，像是徐瑜就能深刻感受到社會對非行少年貼上的標籤，只讓教育把少年越推越遠。
少年因為欠缺照顧、就學經驗破碎，學業表現不及一般水平，以學校管理者的思維來看，必定會思考── 會不會在學校闖禍？學業成績跟不上怎麼辦？這些都成了拒絕接納少年的殘酷假設。
有時學校還得面對非理性的外部壓力，徐瑜無奈地說，少年常常成為家長之間耳語的對象，有時找上當地民代，校長多少都要聽命於民代。「家長都願意捐錢做善事，但這些弱勢真正來到身旁時，卻不能接受」她一語道破社會加諸於少年身上的標籤，都一一反映在教育現場中。
中介教育功能有限
為了讓少年在教育體制中，能夠在各方面銜接、適應得更好，中介教育應運而生。全台的中介教育資源依據不同的形式可以分為獨立式、合作式、資源式、學園式，都是在教育體系中設立另類的輔導管道。陳綢兒少家園過去曾做過合作式中途班，嘗試與教育單位合作，但卻難以順利運作下去，除了經費有限，背後更凸顯了偏鄉教育的結構性問題。
偏鄉教育一直以來都欠缺穩定的師資，像陳綢兒少家園籌辦中介教育，光招代理教師就招了十五次，到開學前兩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教師。此外，偏鄉的交通問題，更是雪上加霜。若父母沒有提供完善照顧，孩子本身沒有交通工具，其實很難接觸到外面的資訊。在偏鄉進行服務工作，都要開著車一戶一戶去載，服務其實相當難觸及。
徐瑜坦言即便有中介教育，也未必能幫助到安置機構裡的少年，因為必須要有中輟的身分，才可以接受中介教育，但教育部追求「零中輟」，學校會用技術性避免中輟數量增加，像是學生三天只需來學校一天，如此勢必多了許多中輟的黑數，資源自然無法涵蓋到有需求的孩子。
零中輟與零毒品下漏接的黑數
在零中輟的目標願景下，仍是有幾乎不太去學校的少年，進了警察局之後通報社政單位，才知道少年依舊具有學籍，學校應是主要輔導的角色，卻也發現許多老師和教官不太清楚如何替少年連結資源。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就以最常見的少年毒品議題來說明，在學校端是統一以春暉專案來追蹤少年的狀態，但她直言「春暉專案只有驗尿，沒有後續輔導，就只是一個驗尿機制」學校用罪犯的角度去追查少年，造成更多的標籤效應，若無心進行更多面向的輔導和陪伴，包含去理解少年施用毒品背後的原因、完整建構少年的支持系統，春暉專案就變相是為期三個月的驗尿機制。
然而，普遍學校教育的工作者，對毒品、司法等議題的知能並不高。陳彥君說教育部給老師開的課很少、也沒有提供教戰守則，更何況還有很多身在毒品供應鏈中的黑數，像是持有或販賣毒品，並不是驗尿就可以知道。
2023年台灣的兒少司法將會有變動，包含修法讓兒童除罪化、行政輔導優於司法處置，這些是為了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RC）而做的改革。此時教育就更顯重要，學校也要有接住兒少的能量。但學校對少年困境缺乏敏感度，也不禁讓人擔憂，教育端的準備依舊不夠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