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做「地酒」的資歷不到20年，短短時間內，釀造商一邊從農業原料開始培養酒米，一邊支派人力出國，前往日本、歐洲進修，造就酒廠雖然設備不新、人力不多，但產量、品質以及加工技術卻都相當進步的局面。在釀造商快馬加鞭的同時，政府法規卻一再成為絆腳石，限制他們的發展空間。

假酒氾濫  地酒文化遭破壞

曾赴法國學習製酒的高雄餐旅大學餐飲管理系副教授陳千浩提到，法規問題包含層出不窮的假酒，酒廠被限制在工業區，以及公糧制度等。當中最為嚴重的是直接影響到地酒產業的假酒問題。

陳千浩指出，現今市面上充斥100多塊的紅酒、威士忌等「三精一水酒」──即酒精、糖精、香精混水製成的假酒，政府卻沒立法制止。假酒氾濫的現狀讓陳千浩感慨道：「放任這些作假酒的人，真正有在做地酒，用農產品做酒的人呢？」甚至，政府不管制的情況下，消費者只能自己判斷酒的品質，因此容易買到假酒。消費者健康受到威脅的同時，地酒市場也被搶占，而陳千浩的留學背景，更讓他憂慮起地酒文化被破壞的問題。

法國牽起的地酒想像

陳千浩對地酒的想像是在留學法國期間受啟發。剛到當地，他就震驚於酒杯有不同形狀，有各種名字，甚至每一種酒瓶都有它的身世。各種和他的成長經歷截然不同的新知不斷衝擊他，如今他開朗地回憶道：「沒出過國前都只看過黑松汽水杯，喝葡萄酒還要加蘋果西打。」葡萄酒文化的習染亦讓他發現，地酒不僅是酒，更乘載每個文化獨特的風土氣味，於是他做出這般結論：「自然環境跟文化結合就變成風土，（而）風土的滋味是無法用任何科技複製出來的味道。」文化能透過風土氣味來傳遞、感知，繼而改變了飲酒的內涵，和做地酒的本質──不只是買賣酒類，而是傳達整個文化的感動，以及促進文化交流。

陳千浩還提到法國葡萄酒的一段歷史，希望能引以為鑑。他說，20世紀初法國曾因為假酒層出不窮，葡萄酒價格直接歸零，引發了1907年的革命。後來政府才嚴格規範葡萄酒必須使用新鮮葡萄製作，且需依照產區來標示。一個世紀過去，法國酒穩定的品質和多元風味在國際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

反觀台灣，假酒摻和在市場上魚目混珠，而好的地酒因為競爭力不夠，甚至沒辦法廣泛地在通路上取得。「假產品」的負面影響，陳千浩以茶葉和稻米來說明。他說，例如市面上遍布著從各地出產、卻都標示為「凍頂茶」、「池上米」的商品，搶占了原產地商品的市場，參差不一的品質更威脅到原產地的商譽──最關鍵的問題，如同陳千浩所說：「我們的政府有在保護『風土』嗎？」

台灣酒廠觸碰不到好山好水

第二個問題，則是酒廠位置被限定在工業區。陳千浩說，法規是為確保衛生品質；但他也質疑，製酒的過程是微生物在工作，哪有甚麼汙染？唯一的污染可能是蒸餾器的熱水排放，但也可以用水池冷卻回收的方式處理。借鑒國外的經驗，他反倒相信「自古好水出好酒」，例如蘇格蘭有100多家威士忌的廠商，工廠通常都設在好山好水的地方。但即便找得到國際上的實務例證，法規還是不輕易鬆動，逼得他直喊「很多法律只是用來參考的」。

好酒廠去哪兒尋土地？

最後一個問題是台灣農業的公糧制度，陳千浩指出，我國每年生產150萬噸米，當中有近50萬噸統一政府收購給軍隊、學校、監獄等地方，其餘則外銷出口。但是用剩的米三年後就會以賤價出售，加上台灣稻米成本高，每年約讓政府虧損80億元。

換算成土地面積，則有20萬公頃的土地在種虧損嚴重的公糧；若轉作任何農作物，又會因為產量過多而崩盤，只好無奈地困在現狀。但陳千浩表示，近年來小農轉型酒莊的一大困境就是土地取得不易，所以更是希望國家能改革不合宜的法律。

台灣地酒再生運動

面對法規的不完善，陳千浩的回應方式是以身作則，加深地酒的文化底蘊，遂發起「台灣地酒再生運動」，尋找遺失的風土氣味。

但他解釋，「再生」意味著他們不是在復刻過去的東西，而是用現在的技術和思維，重新賦予過去的酒生命。今年，他成功尋回「吉野一號」這支日治時期的酒，更找到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但他仍坦言，個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必須有政府良好的法規來扶持，他跟團隊才能幫助更多酒商及農民。

研發新產品以及銷售國際反而是他的次要目標，畢竟他對台灣地酒的自信溢於言表，能夠驕傲地說「愈本土就愈國際」。過去米其林三星級的餐廳亦用過台灣地酒，因此絕對不落於人後。首要任務是得找方式讓政府法規和釀造業者、農民等人站到同一陣線，以更多力量再生地酒。

地酒小檔案（三）：紅埔桃

出產酒廠：樹生酒莊

原料：黑厚葡萄

葡萄好酒，看似不容於台灣潮濕多雨的環境中，但台中外埔的向陽與土質，溫柔的醞釀了一切。自然沉澱、發酵的葡萄汁與白蘭地一起沉醉在橡木桶中，鎖住了天然的鮮甜。穿上本土味的酒標新衣，搖身一變，一舉拿下法國獎項的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