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營利組織的內外夾擊,數位協調人才何處尋?—— 疫情下的生存之道/2020 NPOst 年會小聚報導

活動主題|疫情下的生存之道,NPO 活下來!

活動時間|9 / 25(五) 18:30 – 21:30

活動講者|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高翠敏 副秘書長、KPMG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謝昀澤 副總經理、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吳宗昇 副院長

撰文 /黨一馨(NPOst 特約記者)

疫情公益學氛圍底下的資源排擠,身為 NPO 一員的你,感覺到了嗎?捐款下降、物資銳減、志工人力招募不足,非營利組織歷經內外夾擊的同時,數位協調人才何處尋?

本次 NPOst 第一場年會小聚於 9 月 25 日舉行,由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副秘書長兼 NPOst 主責人高翠敏拉開序幕,而在《NPO 大調查:COVID-19 對 NPO 的衝擊與影響》當中極具意義的關鍵發現,是 NPOst 集結 165 份有效調查回覆,淬鍊出的專題報導。

宏觀了解 NPO 疫情期間遭遇情狀

高翠敏提到,疫情開始後的 3、4 月間,許多 NPO 表示組織面臨捐款下降、物資銳減、志工人力招募不足,「過程中陸續聽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像(蘋果日報的報導中)現代婦女基金會提到,小額捐款部分因為受到疫情連帶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捐款意願部分大幅下降,NPOst 聽到這些不同的故事會有些焦慮,它到底嚴重的程度到哪裡……有沒有一個更宏觀的方式能夠讓人了解大部分 NPO 所遭遇的情況?」《NPO 大調查》乃應運而生。

為了讓相關利害關係人對公益團體所受之衝擊有更為全面的理解,NPOst 特別推動《 NPO 大調查:COVID-19 對 NPO 的衝擊與影響》。圖/ NPOst 公益交流站

高翠敏指出,捐款下降是最多組織共同面臨的困境,NPO 中 64.8% 自陳捐款下降,營運面上,有 2 成自陳服務改變型態,「對非營利組織來講,形同一個內外夾擊的處境,捐款下降,當我需要應對,去嘗試一個新的數位化服務運用方式,我的成本從哪裡來?這是我們在開放式問項裡面,會聽到的一些焦慮。」

根據調查報告指出,NPO 預估疫情影響達一年以上者,大部分為東部地區,並通常落在身心障礙跟兒少關懷,或 10 人以下組織,「假如你支持的團體或服務的團體具有這些特質的話,或許可以考慮多投入資源。」

疫情公益顯學下的資源排擠,倡議型組織可能受影響最多

此外,疫情在公益界也產生了一股奇特的氛圍 —— 疫情公益學。高翠敏詢問在場與會者,「跟支持者或過往贊助單位在聊的時候,會不會被問:『你做的事情跟疫情有什麼相關?』」

高翠敏表示,這就類似嚴重天災產生後,資源的排擠情形,捐款人關注了這一塊,就不會捐助那一塊,「那原本在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在做的這些社會工作,空缺的資源要從哪邊來,在這個當下是沒有被關注到的。因為疫情公益的顯學,排擠了現行服務項目的狀況,也是一個很嚴重的情形,特別是對倡議型組織的衝擊。」

《 NPO 大調查》主責人高翠敏,將調查中所探察到的發現,與公益夥伴分享與交流。圖/ NPOst 公益交流站

高翠敏指出,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即調查中也有 NPO 表示捐款上升的,「但有趣的是說,捐款常會指定,我要用在疫情上,這就又回到我們剛才說的疫情公益。特別揭露這件事,也是希望企業能夠看見,讓這些團隊在做服務工作的時候具有比較大的彈性。」

疫情數位浪潮下,轉型技能與人才何處尋?

另外,很多 NPO 開始試著往各方面尋找出路,例如贊助型基金會申請計畫、向募資平台提案、去建立電商通路,「可是不管是做電商或是募資平台,它所需要的技能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怎麼廣告投放、怎麼看點閱率等數據的意義,這都是一種全新的知識。如果這些沒有專家協助,或是團隊沒有這樣的人才,要往哪邊去蒐集這樣的資源?這也是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數位轉型非常大的一個空缺和落差,」高翠敏說。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也帶動了人與人間正面的影響,調查中指出,有 43.6% NPO 自陳,沒有受到疫情的正面影響,換句話說,超過一半 NPO 認為有受到正面影響,這些面向包括:

1. 重新省思組織狀況:改善募款、規劃組織的長期發展。

2. 獲得更多挹注在其他重要服務的時間:疫情導致某些服務終止,反而讓組織能將原先的時間與心力,花在一些重要但因為不緊急而一直擱置的事。

3. 關懷頻率的提升:疫情期間,組織更常關心內部員工、服務對象的身體狀況,因此跟服務對象、員工之間,建立了更好的連結。

觀察疫情下 NPO 的生存危機,高翠敏也特別以正面影響作為小結,即 NPOst 今年年會主題「最後,都要變成好事」,她認為,就像 SARS、COVID-19 一樣,既然人們永遠都會遇到新的危機,那麼最該探究的,當然是能夠扭轉危機、讓最後都能變成好事的關鍵行動。

非營利組織的構造改革?從全球 CEO 前瞻調查談起

從《NPO 大調查》出發,KPMG 安侯企業的謝昀澤副總經理主講非營利組織的「構造改革」。謝昀澤從 KPMG 在 9 月完成的《2020 年全球 CEO 前瞻大調查》,和 NPOst 的《NPO 大調查:COVID-19 對 NPO 的衝擊與影響》對照角度切入,表示在前者的調查中,有 2/3 的組織自陳有影響、1/3 沒有影響,後者則指出,有 63% 的 CEO 表示因此影響其報酬。

呼應 NPOst 的調查報告,謝昀澤舉例,志工這個面向的確受到影響,「 KPMG 每年都會辦志工日,我們請假相當容易,但是我們志工日要請假,非常之難,今年坦白講,我們受到疫情的影響,志工日有點改變了。在 KPMG 十幾年,第一次,志工日自動改成線上,身為員工,你願不願意,親自去參加?」

KPMG 推動發布《 2020 年全球 CEO 前瞻大調查》,以期了解在疫情之下,全球 CEO 們所面臨的挑戰與警訊。圖/KPMG

疫情前期、中期與後期, NPO 的情況有什麼不一樣?謝昀澤表示,根據他的觀察,「NPO 跟政府、一般大眾、跟弱勢之間,原本有一個交流,比如說,政府的補助監督等等,一般的企業也會給 NPO 贊助,那 NPO 就拿這些資源,去倡議也好、去影響也好,但是疫情爆發的時候,補助變少、捐款變少,弱勢者需要協助的這群,變得很多,這應該怎麼辦呢?」

76% 的 CEO 認同,企業理應有共同承接社會問題的責任

謝昀澤認為:「疫情過後,或疫情還有變數的現今,需要我們幫助的人,政府應該要有更多的資源及管道去協助,而 NPO 就剛好承接了這塊;另外一塊是,其實過去一年左右,政府對於一般社會企業的責任,也大幅增加。其實增加了它的驅動力,去做一些幫忙和幫助。」謝並指出《 CEO 大調查》中的數據, 其實有 76% 的 CEO 認同企業領導者應要有責任,去承擔社會變動所可能帶來的問題。

謝昀澤舉例:「前一陣子美國有一支股票飆得非常高,叫做特斯拉,大概在前兩、三週的時候,突然下跌 10% 至 20%,就是因為它沒被道瓊選入,就這樣它就能下跌近 20%。這些永續指數裡面有這些指數模型的計算方式,把人權跟社區的議題,列為加分的項目,而這裡面就有需要明確證據的項目,它對 NGO 的捐贈和社區的評估。所謂的企業對於公益實質的投入,甚至它的計算多少都會被指數公司列入,也就是說如果要爭取到更多資源,它對公益不能只有喊喊,而是要有實質的作為。從法規面到實質資本市場面,就是這樣運作。」

數位轉型不只是使用網路,更注重互動延展

謝昀澤表示,政府用很多的力量,在資本市場裡面,提高了企業對於 ESG 的重視度,「理論上,企業增加對 NPO 的投入,那 NPO 也要自己透過數位轉型去創造機會。」

很多人以為數位轉型就是用網路,但其實用網路上網,不等同數位轉型。理論上我們認為比較完整的數位轉型,要做到互動、延展,裡面有智慧、數據的成分。」他進而舉例,「幾家運動大廠在發生疫情的時候,直到目前為止,遭遇情況南轅北轍,NIKE 不但疫情的時候活得很好,還在美股裡面暴漲;adidas 第一季營收只有去年的 10% 還是 20%,差別在哪裡?就在數位力。」

KPMG 謝昀澤副總經理以 NIKE 為例,分享企業如何於疫情期間善用數位力。圖/NPOst 公益交流站

「NIKE 的數位力強在它連結性、互動力非常高,像 NIKE 出很多穿戴性的設備,跟使用者互動有非常高度的連結,它很多都是有互動的課程、量身訂做的健康活動,疫情期間請了一堆大明星,舉辦像是客廳盃之類的比賽,它的創意深度結合它的數位應用,不單純只是市場上的買賣。」

謝昀澤最後針對如何營運團隊,給予 NPO 夥伴三點建議提供參考:

1. 確保組織中有一定程度的人才,具備不可取代性。

2. 找出組織能夠有效產出服務的地點。

3. 即便有眾多任務與需求要做,但務必先定義組織中,最基礎、必要的首選業務。

謝昀澤認為:「不要說每一件事都很重要,這樣沒有辦法持續努力,你要先定義哪個業務最重要,先做,包括資源、人才、金錢、設備、數位化,不能全做,這才是營運持續的正確方法。」

病毒攻擊不分人種 ,但攻擊後的分化現象,是悲劇的由來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吳宗昇副院長,則針對疫情後可能面臨的第二波衝擊提出自身觀察。他表示,平常大部分談的是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等概念,踏入消費者債務管理的研究領域,感覺其中探討的議題「幾乎是另外一個世界」。

「為什麼會做這篇研究?大概在 4、5 月的時候,藍佩嘉老師聯絡了幾個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說,『疫情來了,身為研究者,勢必要向社會提出相對應的責任,我們應該提出對未來的看法,以及應該即刻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Emily Morter @ unsplash

而研究整體的結論是,第一波的疫情是生物上、病毒上的疫情,但第二波經濟上的疫情,還沒有真正來,經濟上脆弱族群,以及整體台灣經濟上的威脅,其實還沒有開始發生。

吳宗昇說:「3100 多萬人感染、97 萬人死亡,這是什麼數字呢?我們簡直面臨了一個世界大戰,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這樣進行討論,其實是很幸福的事情。」

他指出一個事實:「病毒是不分人種攻擊的 ,但攻擊之後產生的結果是分化的。」在討論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時,概念因此不同。

脆弱族群一旦受到衝擊, 10 年間都可能深受其影響

「全球在這次疫情也出了很多報告,特別是健康、病毒跟疾病這種大規模的傳染病,它其實讓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快速惡化,就是 K 型反轉的上面跟下面走得更快。有幾項結論非常有趣,第一個,黑人跟白人誰會比較容易受到疫情波及?是黑人;男人跟女人呢(較容易受疫情波及)?女人;是黑人、女性又有小孩的,就受到更大的波及,而一旦被波及,它的影響是 10 年以上。也就是說,一旦有一個大規模的疫情產生,被衝擊到,恢復的時間要十幾年,這個我們就稱之為脆弱族群的第二波攻擊。」

Josh Nuttall @ unsplash

吳宗昇表示,這份研究將 2003 年 SARS 的經驗與數據與當前疫情做對照,「2003 年災情有幾個特殊的背景因素:GDP 一直都很低;有大量的貸款金額;剛好台灣的銀行界合併,放款餘額達到歷史新高,在外面的金流有 3、4 千億;台灣當時又是重災區,國外的資金都抽走了、失業率也非常高,但並沒有適當的破產法。「破產法規定必須提出保證金才能破產,假設你要破產一百萬,你必須提出三十萬的保證金,類似這樣的遊戲規則,簡直太瘋狂。」

SARS 期間,部分族群平均逃債年數 10.24 年

從調查數據中,驚人地發現,SARS 期間部分族群的平均逃債年數是 10.24 年。大多數人在 2003 年左右開始欠債,2005、2006 年到達一個高峰,一直到 2006 年後才降下來,「多數人欠錢是在 2004 至 2007 期間,也就是疫情大規模爆發或是經濟大規模衰退的時候,」吳宗昇說。

上回 SARS 造就的經濟影響綿延數年,那麼,這波疫情呢?吳宗昇表示:「最快 2021 到 2023,才會看到這一波的人破產,並舉出幾個消債案例:一個原本薪水有 10 幾萬的國外線導遊,房貸加上生活費,一個月逼近 8、9 萬、一個是在無薪假期間去送 foodpanda,還是只能賺 2、3 萬、一個是一對在機場開接送的情侶,合買一部賓士,賺不到什麼錢,更沒錢繳車貸。

Josh Appel @ unsplash

「上次 2003 年的 SARS,死了 30 幾個人、這次死了 7 個,在自殺數據部分,2005、2006 年,台灣突破高峰,自殺人數首度超過 3000 人,我們就開始去調數據,我們可以調得到的資料是 2005 至 2006 年,有 172 個人是直接因素,有非常清楚記載是因為債務而自殺。」吳宗昇語重心長表示,「因此自殺但沒有清楚記載下的,可能是 2 倍、3 倍。」

「所以,第二波疫情,跟真的病毒的攻擊,哪一個比較嚴重?從經濟社會學,第二波的攻擊,會更嚴重,它會在某個面向逼迫你死亡,然後它逼迫的方式並不是病毒上的攻擊,這也是我們一直在關心的,在追蹤這個數字,看明年它會怎麼變化。」

敘及此,吳宗昇表示,經濟疫情就是脆弱族群的第二波災情。不過將 2003 年與今年相比,臺灣不是疫情的重災區,循環信用餘額也沒有達到高點、違約沒有大量出現。經濟部政府更於今年的 4、5 月,提出第二波紓困方案,讓貸款期限可以從原先的 6 個月展延至 1 年。「從數據看,這波災情還沒有來,但我們仍要戒慎以待。」

失業率、消費貸款、逾期還款,都是觀察指標

提到如何定義脆弱族群,吳宗昇表示,脆弱族群有兩種人,第一種是缺乏社會網絡、收入不穩定;或者有收入,但是收入減支出沒有餘額,或是年輕的學貸族、上班族,這一種人是第一波可承受衝擊,但在第二波會被洗掉,這種概念就是階級滑落;另外一個脆弱族群是貧困族,貧困族比較容易在第一波就受到衝擊,因為完全沒有儲備。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吳宗昇副院長提醒疫情後,也要小心即將來襲的「第二波危機」。圖/NPOst 公益交流站

吳宗昇認為「期末考明年才會來。」從觀察指標上來看,「第一個就是失業率,失業率快速上升的時候,就要非常小心,台灣在這部分一直做得很好,在 4 月上揚,可是,5 月我們立刻就控制了;第二個,消費貸款是不是會擴大?第三個,逾期還款,是一個紅色的嚴重指標,當逾期還款快速上升的時候,代表,我們要啟動下面的救生艇,就是去申請消債……最後,看家庭負債變化,如果家庭有一個成員能力比較弱,其他人能不能支撐他?」

吳宗昇強調,面對疫情,不管面對有人被感染或是有人階級滑落變得窮困,都可以堅守幾個原則:

1. 同理而不是責備:理解發生的社會機制,比指責來得更有建設性。我們不能期待災情不會發生,更重要的是該如何預防與處理,盡力保全社會上每個人的生存權利。
2. 提供資訊:如債務可以「調解」、「更生」或「清算」。也可至「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尋求專業協助,提供重要訊息,讓他們可以從中尋求幫助,更有能力面對困境。」
3. 強化社會安全網:除了社會網絡、NPOs 等協助,也加入了相對應的法律體系,以更快速、簡單的流程處理問題,促使脆弱族群更快回到壓力較低的生活軌道。

吳宗昇也指出對 ESG 的重視,大公司對於社會跟環境的責任已經完全不一樣,「當公司認知到,我把公司經營好,其實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我讓我的員工有很好的福利條件、對我的員工很好,其實這也很重要,應該說,是根本的社會責任。」

從疫情公益顯學造就的資源排擠,銜接到數位轉型中互動延展的必要性,到疫情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如何衝擊脆弱族群,這幾個向度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方向 —— NPO 要怎麼向前走?

「數位協調人」,一個還未出現的職缺

延續剛才的話題,在對談環節,高翠敏提到,數位協調人才這件事情,在組織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主要負責協調各種數位事物的運營,或以數位思維運作事物,考慮一個組織的數位轉型能力時,不能忽略的具體推動者與實踐者。但直至現在,似乎都沒有被當作一個正式的職稱去尋找這樣的人才,究竟它的職稱是不是就叫「數位協調人才」,對於這般人才,NPO 可以怎麼樣來挖掘或定位呢?

謝昀澤認為,數位協調人才,他的思維邏輯會跟傳統資訊人員有些不同,「以金融業的數位人才為例,他就要懂金融又要懂資訊,這些宣導應用,在一般的企業裡面,他要懂企業各種的需求,在 NPO 裡面,需要懂得組織的業務到底是怎樣,我們要推動的這些議題,該怎樣應用新的 AI、大數據,還是 5G,怎麼樣導入讓它可以做得更好?」

Glenn Carstens-Peters @ unsplash

但是,這可能就會遇到一個大難題,怎麼找?謝昀澤提到,金控、銀行登廣告去找、花高薪去挖,到現在為止,以金融業為例,數位人才缺額相當之多。而這個現象,對 NPO 而言,可不是個好消息,因為競爭對象就是這些有資本花大錢去挖數位人才的人。因此謝昀澤認為, NPO 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思維和方式,結合大家的力量、互相協助,這樣的方式比較務實。

接續這個話題,吳宗昇認為,「這非常有意思」,他進而拋出了一個非常辛辣的拋問,謝副總提到,一樣需要這樣的人才,可是企業已經開出了 2、3 倍的價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假設他有這麼棒的能力,幹麻留在 NPO?

Lina Trochez@ unsplash

吳宗昇進而指出,他的確這幾年有看過非營利組織裡面有這樣的人才,一年可以搞定一兩千萬的募款,讓他抽 10% 也可以拿到一兩百萬,可是呢,這樣的人才薪水一樣是 3 萬 2,這樣合理嗎?

吳宗昇表示,經過這次疫情,NPO 有些觀念在轉動,大家也對金流有不同的想法:它的流動方式怎麼樣、誰負責社會行銷、誰在控制金流?

「在 NPO 我有看到幾個,像人生百味我覺得它們就很強,它們沒有被業界挖走,是因為他們生活太詭異了,他不喜歡企業,所以他留在一個他很舒服的地方,做他覺得很舒服的事情。我覺得這個事情對 NPO 而言,甚至是未來,是一項關乎存亡的關鍵。」

「無人化」、「無接觸」,在 NPO 的服務裡適用嗎?

高翠敏接著問道,「剛剛吳老師有提及,脆弱族群的影響,那想反問如果是在 NPO 組織治理上,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嗎?」吳表示,非營利組織與企業有很大的不同,非營利組織很難死掉,頂多老而不死。「像非營利組織財源受影響,它可能回到全部都是志工的狀態,還是能生存,這是先天上的優勢,其實是很有韌性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非營利組織有精神領袖,它能夠集結資源,帶領團隊,在這個情況下,我是看好非營利組織的。」

jcomp @ Freepik

而關於謝昀澤提及的後疫情時代三無商機,包含無人化生產(無人化的公益傳播)、無極限應用(無極限的智慧應用)、無接觸經濟(無接觸的社會服務),這些 NPO 該如何或怎麼應用?

吳宗昇認為,據觀察,NPO 現在沒有看到無人化的現象,但這樣的模式,其實就是數位策略,是所有 NPO 需要思考,且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有些步驟可以進行轉型,比如部分 NPO 已經轉型成社會企業,開始做線上私人的諮商與輔導,也可以選擇視訊與否,這已經是某部分的跨入,但目前大多 NPO 還是很抗拒這樣的趨勢,這不是原來第一線服務的思維,是另一個渠道的創新,目前可能沒有,但未來一定會有。

謝昀澤則表示,NPO 在運用這些數位轉型策略非常有力,在 5G 時代,企業推動相關的新技術時,都會面臨誰來買單的問題,即使技術夠好,也可能苦無獲利模式。但選擇與 NPO 合作,卻可能有擴大社會影響的效益,如果 NPO 有好的想法與動能,其實企業是很樂於合作提供原先已有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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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樂亞妮

核稿編輯:高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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