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掌握了話語權?破解「公民社會凋零」的修辭陷阱

圖/Markus Spiske@ unsplash

本週筆者想分享 2 篇與公民社會直接相關的文章,分別是《Shrinking Civil Space: A Digital Perspective》 與《On Shrinking Space》 

前者從數位科技的角度,觀察許多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專家所指稱的「公民社會日益被壓縮」,這種逆民主化走勢,而後者則從敍事的內容,試圖拆解「公民社會日益被壓縮」說法是否會因流於簡化,反而削弱了公民團體奮鬥的能見度。

從數位科技角度,觀察公民社會發展現況

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非政府組織 Tactical Tech, 長期關注「數位科技」讓非政府組織在公平、民主、永續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從早年( 2005 年左右)提倡將科技工具整合入公民組織,到近期(2010 年開始)開始提醒網路安全與數據足跡的風險, Tactical Tech 透過工作坊、專案研究、媒體宣傳等方式,推進公民團體對數位科技是「雙面刃」、「載舟覆舟」的體認。

圖/Nicole Honeywill@ unsplash

Tactical Tech 在 2 年前啟動的專案「Our Data Our Selves」,希望能更具體呈現在政治過程中個人資料被使用的情況,尤其「個資」如何變成了不同利益相關者用來控制、影響公民社會的工具。這個專案發表過好幾份研究報告,例如今年初〈Personal Data: Political Persuasion How it works〉整理了近 2、3 年來許多國家在政治選戰中,選民個資或是數據交易,如何成為量身化說服工具。

本文要討論的文章〈Shrinking Civil Space: A Digital Perspective〉試圖提出一個系統性的架構,來討論數位「科技欠缺問責制衡機制」與「對用戶安全隱私意識不足」是否成了打壓公民社會空間的幫凶。

圖/Lindsey LaMont@ unsplash

不可否認,網際網路讓公民組織擴大社會影響力,例如 NGO 透過 Facebook 宣傳活動、利用 Google Drive 與他人共享編寫文件、利用 Skype 進行通訊與網路會議⋯⋯。但這些集中式、看似免費或低成本的數位工具卻在現實商業模式下,無可避免地讓有心業者對使用者貢獻的數據進行操作。

雖然有越來越多聲音開始討論網路平台、數據蒐集等科技手段如何威脅、限縮或減少 NGO 的公民參與的空間(例如某些政府對「加密」技術的立法控管限制,或是以維護國安社會秩序等理由,干預 NGOs 實施資訊安全措施),然而大規模的數據蒐集技術綿密地入侵生活,從電子監控器到臉部辨識技術,一再限縮了社群可以自由結社集會、表意的運作空間。掌握技術與基礎設施的政府和非國家行為者(私人企業公司、個人和組織化團體),更能有效地遏制來自公民的異議者。

圖/Lindsey LaMont@ unsplash

隨著議題討論度的擴散,過去未被重視的風險慢慢浮出檯面,但我們仍然缺乏全面性整體分析。因此,該文希望激起更多討論,除了讓公民社會成員理解數位科技的反作用力,也在快速變化的政治環境中,探求是否有對加害者或惡意行為者問責、制衡的手段,為潛在風險及時做出防備。

面對修辭的雙重標轉,必須重視流行語的架構、脈絡

而〈On Shrinking Space〉則是說,當出現某個時代的「流行語」時,我們能否在它變浮濫之前(與之後)有耐心地解構此用詞從何而來?有哪些定義?在此指涉中,哪些人是主要的行為者?握有權力方的態度與作為有哪些?

經過正反推敲的程序,才能減少一頭熱使用流行語所帶來的傷害,因為有時候任意地轉述話語會落入對手所編織的陷阱,反而傷害了自身。舉例來說,對於近年來常見的「公民社會空間壓縮」一詞,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以下簡稱 TNI ),這份報告試圖解釋公民空間壓縮的說法,申論探討它的含義背後一些固有問題。

什麼是「公民社會空間壓縮」? TNI 先試圖整理以下有關「空間壓縮」常見的情況:

1.「慈善保護主義」,包括政府限制國內公民組織取得國外資助的能力,尤其在印度,俄羅斯埃及等國家最為突出。

2.  國內法令全面地規範非營利活動,例如製造繁瑣的登記、許可、報告和會計義務,並賦予國家在制裁 NGO 有「不受節制的裁量權力」。

3. 對集會結社權施加限制,例如禁止示威、使用國家安全法令限制動員,打擊工會或以「公共秩序」的名義軍事化警察部隊。

4. 對人權捍衛者予以刑事定罪、羞辱侮衊和非合法化。

5. 以審查和恐嚇手段限制言論自由(包含網路行為),以「大規模監視」間接限制言論自由。

6. 由宗教保守人士、私人公司、極右翼或非國家行為者對民間社會發動恐嚇和暴力襲擊。

7. 社會行動者,尤其是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工作受到勒索、誹謗、騷擾,以及來自公開或私下各式壓制與威脅,導致網路空間行動的減少。

8. 社會捐助者減少用於基層活動和邊緣社群的資金,傾向於少談政治的組織,避免爭議性的問題。

9. 私人利益團體、政治遊說人士、GONGO(政府主導控制的非政府組織)以及某些打著企業社會責任名號的團體,大舉佔領原本公民社會組織擅長的的場域,進一步用來詆毀公民組織。

10. 以反恐為由將民間社會組織排除在銀行系統之外,這是「空間打壓」中相對新,越來越多的現象。

近年來,各大國際型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人權獨立專家提出的報告,多憂心公民社會空間日益萎縮,但 TNI 提醒我們,在使用此說法上必須謹慎,因為「公民社會空間壓縮」有時反成了修辭上的雙重標準 —— 企圖緩化社會運動與大型非政府組織在掙扎過程中所面臨的差異,簡化為「所有民間社會行動者經歷相同類型和程度的打壓」。

「公民空間」不是萎縮,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文中使用了「Davos Class」一詞,第一眼覺得有點熟悉,讀第二遍時才想起 World Economic Forum 常年在 Davos 舉辦,許多西方大型的跨國 iNGO 也把高消費的遊旅安排到此,以對有錢企業主們進行遊說、交際活動。就算不是完全由政府出錢成立、一手掌控的 CONGO,有許多為政府所喜、所能容忍的非政府組織,其更游刃於各式公共平台,獲取得更大的公共政策談判參加機會與,但代價可能是阻絕了草根社會運動的政治空間。對後者而言,他們才是公民空間壓縮的最大受害者。

圖/emotional_discord@ unsplash

更準確的說法是, TNI 認為公民社會的政治空間並非「萎縮」,而是連著民主一起被公司和私人利益所剝奪、摧毀。

TNI 認為「空間壓縮」的中性概念,避免了令人不安的政治描述,以轉移對某些有形鎮壓的注意力,反而易強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支持,因為新自由主義所講求的形式民主化,容許多邊的利害相關者拉到治理桌上談判。

不過值得警惕的是,在這種談判中來自公民社會的代表,多侷限在政府所喜的非政府組織,排除了抱持激進或較批判主張的社會行動者。尤其是西方第一世界非政府組織活動的市場化,講求的是資源競爭,而不是合作團結,而捐助者的態度轉為打安全牌,更易使民間社會分裂,進入談判的人選不必然符合社會正義的期待。

圖/Anton Kraev@ unsplash

為避免落入此簡化論述的危險,避免只想找到萬靈丹的解決方案,TNI 認為要更耐心地追問:哪些公民空間遭到壓縮?什麼種類的公民行動被打壓? 以何種形式手段打壓?其背後的因由何來?誰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如何重新打開僵局、奪回空間?

筆者自己在讀本文時,個人不覺得本文論述成功,理由有:

一、推論與引證不足:不知是否受限篇幅,本文中只看到結論和幾句內文提到一些社運案例,但也沒有引注更詳細的資料來源。

二、受害者的失聲:雖然 TNI 試圖以更激進的社會運動鬥爭來突出「壓縮說」的怯懦求和,但 TNI 指稱的「被邊緣化的行動者」形象,卻是模糊而無法打動讀者。

為何還要花時間來分享此篇文章呢?雖然不滿意其論證過程,但筆者覺得 TNI 出發的問題意識是有趣且重要的起點,也提醒我們在接受主流說法時,最好能花點時間辨察言說者是誰,其明示隱喻的權力關係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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