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公開的頒獎典禮：「因為我是受刑人的小孩，這個聽來可恥的身分讓我拿到這個獎。」

「你們的頒獎典禮會有媒體來拍嗎？會有記者嗎？會發新聞嗎？」

臺灣每年約有 10 萬人次進出監所，近 9 成是青壯年，這些收容人遺留在圍牆外的不僅僅是自由，還有他們的孩子。紅心字會從民國 77 年起，就是臺灣唯一提供受刑人「家屬」專業服務的社福團體，其中一個服務便是每年頒發向日葵獎助學金 [註1] 給受刑人的孩子。

不能公開的頒獎典禮

每次頒獎典禮前，即使已經在通知信函上說明，仍有不少得獎者或家屬著急詢問頒獎典禮是否會有媒體，因為他們並不想曝光。家屬都知道，所謂罪不及家庭（罪不牽連家人 [註2]）只是口號，日常生活在周遭接觸到的眼光才是最實際的存在。人往往無法承受來自外界過多的注視，無論那是關愛、同情，甚或歧視。

「老實說，我雖然很開心能拿到這個獎項，但我同樣也很難過。這個獎是因為我爸在關（坐牢）、是因為『我是受刑人的小孩』這個聽來很可恥的身分，我才知道有這個獎項、才能拿到這個獎⋯⋯」某位得獎的孩子在致詞時，哽咽講完這段話，語畢現場一片靜默，或許臺下得獎者也充斥著相同的情緒。

107 年度紅心向日葵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圖／中華民國紅心字會提供

每年在獎學金募集期間，收到一封封的申請書自傳與推薦函，由孩子自己或師長寫下家裡的經濟困境，以及他們多麼需要這筆錢來解決學費的燃眉之急，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孩子們對於現實生活的焦慮。

頒獎現場，常看到許多得獎者的表情並不開心，更有許多孩子選擇戴口罩把臉遮住，不想被任何鏡頭記錄下來他曾站在這個獎項的舞臺上。或許對孩子來說，他是屈於「經濟壓力」而來的，即便內心有著靠自己努力爭取到的得獎榮譽感，下一秒想到的卻可能是服刑父親或母親的存在所延伸出的矛盾情緒。

「因為我父母服刑的關係，中間被迫中斷學業，家裡的阿公阿嬤、弟弟妹妹都要靠我養，只能強迫自己長大。後來存了一些錢，才回去念書，每學期的開銷負擔很重……但我還是想要試著撐下去。」

這是歷屆以來其中一個得獎者的致詞內容。因為期待社會對收容人家屬不再有歧視的眼光、能夠「用心接納」這些家庭，我們將之稱為「心納家庭」[註3]。而由此而生的心納家庭服務，為了避免收容人入監後家庭頓失主要經濟來源，導致其子女可能中斷學業，也為了讓孩子藉由激勵自己「走出和父母不同的路」，每年機構即使在財務困難的狀況下，仍堅持要發放獎助學金給優秀的收容人子女。在辦理的過程中，常聽見孩子們令人心碎的故事，也體會到「罪不及家庭」的重要性。

圖／Ye Jinghan @ Unsplash

連穩定就學都沒辦法，還得比別人優秀嗎？

在辦理獎學金的過程中，最常被贊助單位或民眾質疑的是：「為什麼你們的孩子少有名校的學生，而且後段私校的比例極高？這不就表示他們的成績不夠好嗎？」

然而，或許我們該問的是：「身在家庭經濟能力落後於一般家庭的孩子，他能有機會翻轉人生嗎？」如果家裡的人連肚子都填不飽了，你還會選擇將錢花在補強孩子的教育上嗎？無論那教育成本是投注在傳統升學或技職專業上，相信多數的人都會選擇否定的答案。當然，在獎學金辦理的過程中也遇過天資聰穎、不需要靠外力就能走在前端的孩子，但事實上多數孩子的資質都落在平均數區間，在這個狀況下，因為一般家庭與弱勢家庭能夠投注在孩子身上的資源有所落差，學業成績的階層很容易就被拉出來。

我們曾遇到一名過去得到總統教育獎的優秀孩子，連續 3 年來申請獎學金，第 4 年他突然音訊全無。社工擔心孩子的狀況，主動去電關心，竟得知他為了承擔起一家 5 口的經濟責任，選擇休學打工。至於何時能再回到學校？他雲淡風輕地說：「或許再看看吧……」後來，我們再也沒有收過他的申請表。

圖／Christoffer Zackrisson @ Unsplash

在經濟不穩定的環境中成長，容易造就孩子想盡快投入職場來維持家內經濟開銷，成為「親職小孩」的角色。服務過程中常聽到孩子分享自己的生涯抉擇，總脫離不了想要盡快承擔家計的責任，即使沒有任何人逼迫，孩子仍會有想為家庭好的驅力。他們做著薪資微薄的打工，燃燒操勞自己的時間與生命，提早投入職場，但真的能改善家庭經濟嗎？還是只能複製貼上上一代的收入模式，難以翻轉？

這些被外界定義為「不夠優秀」的孩子，並不是真的不夠好，而是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讓他們被迫或選擇走在資源貧瘠的路上。

經濟支援是翻轉命運的地基

社會工作有許多種服務的方法，其中，許多人認為直接給錢是最無效的，因為錢會有花完的一天，但個案學習到的技術、能力不會消失，這點相信多數人都同意，社工在服務過程中也總努力朝這個目標去努力。然而心納家庭的樣貌與處境，卻需要更多的經濟支援。

依據 106 年法務部統計確定裁判人數男女比例為 8.7：1.3，男性犯罪率遠高於女性。下表為近 3 年監獄新入監調查統計，男性平均比例高達 91.1%，且若綜合新入監人口的年齡來看，服刑人口特質為青壯年男性居多。

這些人口在社會普遍的定義概念下，必須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多數男性收容人原本都是家內的主要照顧者，在事件發生後，便因此容易使家庭出現失衡。

近 3 年臺灣監獄新入監調查

（單位：人；資料來源：法務統計網站）

以心納家庭服務 106 年數據統計，收容人子女由（外）祖父母隔代教養的比例達 6 至 7 成，而為孩子申請獎學金的收容人，刑期在 6 年以上的達到 7 成，心納家庭必須承受失去主要經濟來源如此長的時間，讓這些孩子極度欠缺基本經濟生活的保障。實際進入個案管理服務的家庭有超過 95% 是基於經濟需求而來，且在社工深入瞭解每個家庭的背景後，會發現這些家庭並非短期間落於貧窮線下，或在收容人入監前家庭經濟剛好僅處於勉強平衡。

合理的推斷是，第一，家庭的經濟議題並非短期，且經濟資源窘迫深深影響著家庭成員；第二，收容人入監後，對家內經濟影響甚劇。也因此，心納家庭服務發展出完整的輔導計畫，避免收容人與家庭不斷落入犯罪與經濟弱勢的循環，而初期投注的經濟資源只是為其紮根的一部分。

社會眼光阻絕社福資源進入

從上述分析能夠瞭解到，心納家庭在犯罪事件發生前，家庭經濟狀況就不一定穩定，政府的高風險脆弱家庭指標內亦將家人入獄者列為服務對象，但為什麼我們接觸到的家庭，還是有高達 8 成宣稱他們未接觸過官方的社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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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牽涉到多數人對於犯罪事件的評價。這些評價會影響家屬的行動，犯罪者家屬若在司法程序中被媒體提及，通常會被拉到公眾眼光下進行公審，多數人對於犯罪事件的感受是另一個世界的極端，認為犯罪不應與自己的生活範圍有所重疊。在人們的腦海中，正義等於懲罰，因此，大眾用「暴徒」、「兇手」等語言形容犯罪者。同樣地，犯罪者的家屬也會遭受負面的輿論批評。

犯罪者因刑事案件被隔離到監獄，但他們的家人仍留在原本的社區裡生活，多數家屬會選擇不提及此事，是因為不想承受鄰里的眼光。107 年 3 月至 8 月，我們針對家屬進行了 1,000 份需求問卷調查，詢問家屬在收容人入監後，是否希望社會資源進駐家內關心，家屬們表示：「覺得丟臉」、「不想被鄰居知道」、「走到區公所門口，覺得難以啟齒就回家了」、「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何必說」、「發生這種事只能靠自己撐下去」等類似的回應。

當這些心納家庭選擇把對外的門關上，更需要擔心的是家庭內的自我烙印情緒持續發酵，進而影響孩子，使其缺乏自信、缺乏對自我的正向價值看待，更由成人身上學習到「應對困境就龜縮起來不處理」的態度。未處理的家庭內部議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家庭內的資源只會越加耗竭，使得狀態每況愈下，不利於孩子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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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人願意接納，所以要證明自己辦得到

向日葵獎助學金辦理至今，約有 5 至 6 成的孩子每年固定都會申請（因收容人刑期較長或難以戒癮，不斷進出監所），每年，我們都會聽到為數不少的孩子與我們分享：「知道自己念的學校不夠好，成績不是頂尖，原本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申請，沒想到竟然拿到這個獎項。幾年下來，我的學業真的越來越好了，我想要每年都可以拿到這筆獎助學金。」也有孩子說：「我爸爸在關，一直覺得很丟臉，有些人覺得我是犯罪者的孩子，以後不會好！我也因為這件事情叛逆過，但是我知道有人願意接納我們這些孩子，所以想要好好表現，來證明我辦得到。」

類似的回饋無數，每年都讓人紅了眼眶。這筆錢對我們來說或許只是單純填補貧窮家庭的缺口，但對這些孩子來說，他們賦予獎助學金更多的價值，這些價值支持著孩子努力向前，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

民國 100 年起，心納家庭服務也開始集合這些孩子，組織起小志工團「御飯團」，我們給予小志工團最大的空間，讓他們在自我學習之間，也能同時回饋社會。發展至 107 年初，更已成立二軍「烤地瓜團」，讓孩子的夢想能在有限的資源中被撐起、被實現。這幾年有些孩子已逐漸找回自信，願意公開露臉、走入社區，跟著社工東奔西跑，在宣傳活動中與人分享他們身為收容人子女的心情，以及他們渴望有一天，世人看待他們就是普通的孩子，不再覺得他們可能遺傳犯罪基因，或可憐他們、想要施予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