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專欄【阿北私會所】什麼錯都推給結構性困境，到底我們還能做什麼？
編按：
NPOst 邀請資深國際 NGO 工作者褚士瑩阿北隔空問診（大誤），回答關於非營利工作領域的問題。無論你是志工、NPO／NGO 工作者、捐款人、有志投身公益者，都可以來填表單問問題喔！褚阿北每週將抽出 1-3 個不等的問題來回答，現在就來舉手發問吧！
關注最近新聞、覺得無力的 NPO 工作者：
最近 NPO 老闆們想突破勞工工時上限、以及南投安置機構爆出集體性侵的事件，看似都是結構性的困境。例如政府委派案件時給予的資源不夠多，逼得社福團體人力負荷過重，最後老闆們把腦筋動到基層工作者身上；或者同樣因為委派服務的補助困境，導致出現管理不良的安置機構。
但是，如果一切都是結構困境，什麼都要涉及教育、人心、資源等「長久」又「緩慢」的改變，有時候在短期之內反而會犧牲掉很多人。例如在人力還補不上時犧牲勞工（讓現有勞工為了合法而更頻繁的輪班），例如裁徹安置機構卻讓裡面的少年無處可去。
當然這段時間或許是必要的，但在這段時間裡，面對如此巨大的結構，什麼都要上推到長期制度的改變，那現在這些立即性的不公平、不正義與無力感又該怎麼辦呢？
遊走虛實之間的褚阿北：
你所謂的「結構問題」，這個「結構」到底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
你的結構性困境，是「真實」的嗎？
工作上，我時常會面臨來自於很多不同地方的同事。其中有一位來自莫斯科的俄羅斯籍顧問 Ivan，每次都被他的法國直屬上司用激烈的言語挑釁辱罵，但 Ivan 卻絲毫不在乎的樣子。
「難道你都不會受傷嗎？」有一回我終於忍不住私下問他。
「受傷？那些話會讓我斷手斷腳嗎？」一頭白髮，年紀上算是我長輩的 Ivan 笑著說。
「你怎麼會說言語不會帶來傷害？」我用自以為的正義感，說明我所來自的 NGO 背景，連將人「貼標籤」，都是不可饒恕的罪過，言語傷人當然是很真實的。
「你連真的跟假的都分不出來嗎？」來自戰鬥民足的 Ivan 拍拍我的肩膀：「言語帶來的傷害是假的。只有你把它當成真的時，言語才有可能傷害你。」
當時我不能接受 Ivan 的說法，唯一的解釋就是他的心理素質太強了，換成我、或是我身邊的人，一定沒辦法接受這個理論。
這個事情我後來就淡忘了，直到最近有一次，聽到傳播人Esther Rantzen 向我覺得很厲害的以色列歷史學家 Yuval Noah Harari 提出一個問題：「Harari 先生，你在最近的著作裡面提到，人類跟其他類人猿最大的差別，是人類能創造出抽象的概念，像是宗教、國籍等。但你不覺得這些抽象的概念，也是造成人類走向毀滅戰爭的起源嗎？所以這種創造抽象概念的能力，到底是人類的長處還是短處？」
色列歷史學家 Yuval Noah Harari
Harari 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說，如果單從權力結構來說的話，這個能力顯然讓人類成為萬物之靈，主宰了整個地球，但是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到底是好是壞，則複雜得多。主要的關鍵在於人類的權力是依附在「共同捏造」（collective fiction）的基礎上建立的（比如說，「國籍」的概念就是一群人共同捏造出來的），而大多數人區分到底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捏造出來的能力太弱，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災難、戰爭以及問題。
用這個角度來想，的確如此。要讓一個外國勞工取得本國籍，無論在美國、日本、還是臺灣，這些國家裡的大多數國民，都會毫不猶豫的說，讓外勞取得跟自己一樣國籍的權利，是真實的問題，而且是重大的問題，卻不會想到這個權利問題，根本建立在捏造的「國籍」概念基礎上，是假的。
就像傷人的語言結構一樣，是假的。
所以，下次再有人用「結構困境」來說明時，請先區分，這個「結構」到底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
誰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受害者？
讓我們試著用這個新的角度，試想以下的「結構困境」：當社福團體資源過少，基層工作者負荷過重，工作超時，政府給安置機構的補助少，造成管理不良，爆發像南投的安置機構集體性侵事件等，這些困境的根本總是指向教育、人心、資源等，如果要尋求改變，就要「長久」而「緩慢」的從教育、社會觀感等方面增加，現在沒有什麼能立即改變，這就讓人瞬間覺得無力感更加沈重，好像沒有什麼是可以立即做、應該做的。
但真的是這樣嗎？
Harari 提供一個方法。當我們面臨「結構困境」的時候，要先判斷這個「結構」或是「單元」（entity）到底是虛構還是真實的。為了要知道他們是真的還是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測試他們「受苦」的真實性。
比如說「國家」，或是一個「公司」、「機構」作為一個單元，比我的俄羅斯同事 Ivan 面臨來自上司的冷嘲熱諷，更加不可能感覺到痛，不可能會有恐懼，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社福機構，都不可能會真的「受苦」，如同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國旗被燃燒踐踏，都不可能會「痛苦」，所以把這些捏造出來的結構、單元，當成受害者來看，要求其他人體諒、同理、甚至一起分擔痛苦，是完全不合理的。
簡單來說，我們當然不應該為了服務虛構出來的「單元」（像是「社福單位的管理階層」、「青少年安置機構」），而讓真正的「單元」受苦（例如「超時工作的復康巴士司機」，或在管理不當的安置機構「受到集體性侵的青少年」），因為從哲學邏輯上來說再清楚不過──只有真正的「單元」才有可能受害，也只有真正的「單元」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受害者。
如果我們能夠具備區分真假的能力，知道誰是真的受害者，我們就會更善待另外一個人或動物。至於不可能會受害的，像政府、國家、機構這種指涉對象，無論意識形態上再怎麼強調其重要性，都不會改變其「虛構」的基本事實。
一個真正的 NPO 工作者，要能夠持續關心真正的受害者，減少真正的痛苦，希望我們能夠彼此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