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青專欄／層層剝削的過年夜：底層工人最難過的關
過年前後是一個講到錢的時間。有錢的人計畫旅遊，思考投資，沒錢的人等著開口，陷入懊惱，地上的菸屁股一支一支的增加，不知道要先撥出哪一通電話，混亂的思緒伴隨著可能的回應，再再折磨人的記憶。
勞工階級是有等級的。最高級的普遍不在意這些保障，也不用在意這些保障，有了公司持股或長期投資者從不需要為年關擔心，需要擔心的可能是機票和過年期間飯店的訂席。有些投身大公司的，依著制度而行也毋須憂慮，心思花在年假的排期上，也可能每一分錢都已經規畫妥當，不需任何煩惱。
剩的是我身邊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的師傅們。日薪計算工資的人從來沒有太多什麼勞動保障，工地現場尤其如此，社會殘酷就在於最弱勢族群反而最得不到保障。
而偏偏工地現場最看重的休假也就是年節，於是有了年關前必須加強工安的說法：一來是年底尾牙眾多，師傅工人們不僅能赴宴飲酒，更多的是在宴後將酒打包帶走，加上農曆年節在臺灣屬寒流時刻，這時候的工作者們習慣飲酒，增加危險。二來是工地現場為了在年關前趕工進度，都會大幅度增加人力調派，而穩定且擁有技術的工人通常會在除夕前請假回鄉，工地的整理等臨時性工作會在此時大幅增加。
這就成為一種複雜的生態：工地的工程師、管理的主任經理階級們在前一天到業主包商等處拚酒應酬導致宿醉影響工作表現，工地現場專業的分工領班老闆也因此間歇的精神不繼，清醒時刻心思也在規畫休假的安排。與此同時，工地仍在趕工，工人們也各有家庭朋友，赴宴後隔日依舊帶著脹重的頭和身體到場。年節前加上寒流一波波抵臺，前一天的酒仍在車上，於是開瓶暖身，用手應付著過年前的驗收，用酒抵禦著突如其來挾雨帶風的寒流。
最弱勢的工人也會在年節前後替人趕工，即使明知那些工作都帶有危險，也必須想著回家的日子和故鄉的長輩，以及過年後必須籌出的學費和生活費而上工，甚至爭取加班。過年前工地總對加班寬鬆些，畢竟年節將近，年節的夜間加班自然能輕易折算加倍的工資。許多平日的零工這時都拚著身體想多賺些，游離的工人問著過年前後有無紅包、除夕當週有沒有加薪的可能。
年節前，工程現場壓力最大的絕不是無經驗無家累的年輕人，而是中階包商。這些小包商既要設法向業主爭取請款，又必須將工程款發與領取工資的師傅，有些師傅期待著借支，有些師傅等待著提前發放工資。一場場的內心戲在我眼前上演，有些人試著透過老闆娘傳話借支，有些人則早早攤牌請託。身為基層監工者，我也遇過工人要我前去代為試探，總要從包商老闆的態度到動作全部問個清楚，畢竟借款領款的額度決定了他們回鄉時的生活。當然我早已駕輕就熟，在過年前大聲誇獎師傅負責勤勞，言談舉止邀請師傅赴宴，順帶虧一下賺錢的包商要善待工人，畢竟我怎麼說也算得上業主，承擔得起這種白目。
我喜歡在這時候走近那些賺錢的包商，連帶著喜愛師傅們在提前發放工資時的欣喜之色。那時候走近他們總有吃不完的食物飲料，老闆發的足夠時，欣喜的師傅們會連番請客，我還得笑鬧威脅著罰款來制止地上繼續出現的保力達空罐。但在那塑膠酒杯高舉時，總能從他們的眼中看出準備返鄉給父母親戚晚輩客套的紅包，傳統產業的人們就是有那些想要回鄉時帶去的家電，以及久久為自己和家人添購的衣物寢具。
所有的勞累都會在錢到手後轉為規畫，鈔票成為年貨禮物，和師傅們討論著紡織品的好壞，推薦雪芙蓉毯時連帶搜尋出遠東紡織的特賣會，再虧說這家廠商的衣服老氣無比。然後討論著洗衣機要買三洋，電視機可以考慮 LG，冷氣機究竟要裝大金還是日立。
但也有不快樂的事。總有內心戲演到最後，終究還是沒能拿到足夠的薪水，有時是包商經營失敗，有時則是一整串：從營造到包商到基層工人全都沒能請到款。這時候吵鬧報警隨之而來，工務所門口一夥人跑來要求對質，有時候甚至鬧到要代為付款才能解決。
也見過在過年前手機關機、完全找不到人的惡質包商，一群工人前來索討時才發現工程款早已發放，但頭子避不見面，甚至連家裡也人去樓空。整個工地咒罵無比，無理吵鬧甚至指責起工地縱容，最後只能報警解決。這種包商在年後大概也很難立足，為工地現場添增麻煩的結果是我們再也不可能給出好臉色，畢竟習俗上怎麼樣也不應該欠錢過年，用這樣的方式淘汰包商，也是另一種觀察方式。
另一種意義上的年關則是有人過世。年節前有些工班提前離場，另一些整理清潔的雜工需求量則大增。只是工地缺人已久，這種時候經驗不足或年老體衰者也前來應徵充數，加上工地現場的輕忽，工安意外於焉發生。另一種狀況則是年節前為了趕工，未曾配合過的臨時徵調工人無法理解施工習慣而觸發意外。
也有一年，在淡水的同學告訴我，一個工地現場顧寮的長工久久期待工務所會在年前將他視為公司成員，但期待落空而借錢未果，就在除夕夜裡飲酒後上吊。接著無論如何燒金安魂，整個工地無論開挖還是灌漿總是不順，如同詛咒般，工務所上下在基地未完工前就紛紛離職。
這個需要錢的日子越來越顯悲哀，這些工人年節前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即使我看著房價越來越高，一個又一個建商老闆們競相發表治國言論，包裝起更新更大的建案，那些大型包商們也競相購買新車，但我位小職卑，所見到的工人們日子未曾好過。大多數師傅們勉強和過去的收入持平，更多的是一年不如一年的感嘆，每一次經濟下滑後的削價都成為往後的定價，每一場發包時的議價都搬出共體時艱。當所有上位者都習慣哭窮後，向下的剝削就成為習慣。
而這樣惡劣環境中所出師的師傅，也用自身的惡劣待遇來正當化自己的剝削，年關前的喜悅越來越少，每個基層工人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年輕人不願踏入，年老的無法脫身，包商們紛紛告訴我難以維持，無力承擔。
包商的無力來自於一層層的剝削，當所有的利潤都被壓縮到一點不剩時，每個案場的工人無論如何努力都只是成為數字上的負擔，建商們寧願花更多錢禮聘代銷、獎勵文案，卻如此理所當然的將工資壓低，將工人的身家成為累贅，體制和結構的完整代價就是將同樣身而為人的情感抹去，只有在領導階級行銷自我時才加以神話。
在我為數不長的年歲裡，已經幾乎看不到真正體諒自己工人的建商。何曾有人在購買房屋時願意注意勞安？捷運所留下的潛水夫工人，有幾人知道至今終身病痛無藥可醫？雪隧開拓中犧牲的人命，又有誰駐足於石碇留下的紀念碑文？
但我所知道的社會，是如此理所當然的忘卻弱者，崇拜成功。我們競逐於強者的傲慢言論，卻掩耳不聽弱者的悲泣。我身在臺灣此處無力改變，只能在年節前後，那些稍稍可以冷靜的時間裡回顧環境，質問自己。
或許我終身無法成功，或許我成功之日，也將會遺忘這些感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