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 NGO worker 專欄：幫助別人之前，可以先獲得幫助嗎？海外NGO工作者的「特權」該不該抵制？
編按：
英國《衛報》每週二刊出 NGOs 援助工作者的甘苦談。這一篇講的是派駐海外的 NGO（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海外工作經常需應付環境水土不服與傳染病，再加上飲食不適與人身安全，使得許多大型 NGO 常會為海外駐員提供相應的設備與服務人力，如雇用當地廚師、清潔管家、保全、配車等，卻經常激起爭議：「服務別人的人怎麼可以享有額外的服務？」、「這是先進國工作者的特權。」這篇文章正對這些「特權」指出其「必要性」與「動機誘因」。
與此同時，臺灣也有許多慈善組織在東南亞、非洲、中國等地進行海外援助計畫，相較於國外發展成熟的組織，不僅這些所謂的「特權」經常沒有，甚至還同樣低薪，若非少數高階主管，這種額外資源的配置其實並不多見。
2004 年南亞大海嘯之後，一個知名慈善機構的顧問抵達印尼首都雅加達，此機構在雅加達設有緊急應變協調中心。在看過他們的臨時海外居所後，他們被優渥的居住環境嚇到，取消了預訂，改租一個比較不華麗的地方──即使原本的租金遠低於市價，即使原本的房東是該組織的支持者，僅僅只是想幫忙。然而，這名顧問考量的根本無關租金多少，而是當地的團體會怎麼看待他們。
幾年後，我在非洲為同一個組織工作時聽到了這件事，我想這解釋了我們為什麼永遠被指派住在比其他組織差很多的地方。
之前這個系列的文章曾諷刺海外人道工作者的生活享有過度的特權。我必須說，這種特權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這樣一個慈善組織，它的海外派駐人員薪水都是相對低的，我們住在滿布泥塵的茅草木屋裡，我們的生活環境相較於當地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特權」。除此之外，我們之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幾乎是心力交瘁，許多人很快就中止海外派駐合約，而我之所以能存活下來，完全是因為剛好有一份兼職工作。
根本沒有必要忍受這些生活上的疲憊、疾病和艱困，毫無道理。我們合作的當地夥伴對我們強大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印象深刻，但我想他們更希望我們有強壯的身心靈健康與力量，提供他們必要且最好的服務。
在為幾個 NGOs 服務超過十年之間，我見識過各種不同的工作條件。如同生活中大部分事情一般，這是件需要取得平衡的事；而如同大部分事情一般，這也是件經常無法平衡的事。擁有一個廚師或一個清潔管家並不是件奢侈的事，如同擁有一個保全和一臺四輪傳動車一樣。廚師和清潔管家能讓我們在長時間工作之下，仍能擁有乾淨的衣服和健康的飲食；大多數時候，我們也都在極度不安全、沒有當地法律可管的環境下工作；雨季時開車也經常一個轉彎就把你帶往泥濘的沼地。保全和四輪傳動車都是必要的，讓我們更有效率、更安全的執行我們的工作。
這無關乎打擊特權。這是一種體認，認知到我們的特權是種動機，讓我們願意前往像南蘇丹或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地方工作。是這些特權讓我們願意伸出援手幫助那些比我們更不幸的人，對我來說，這能讓我們更接近那些人。身為一個後勤專家，我或許不能長時間跟我的組織所扶助的大部分人接觸，然而，當我在中非共和國陪一個醫生出診，當我在利比亞的一間產房裡修好一個母親生產時的燈，當我在 2010 年海地大地震時，在首都太子港處理災後糧食分配……這些時候，都讓我覺得跟當地人更接近。
有時候，我們確實搞砸了。沒有必要的苦行僧生活將會、也真的導致我們的健康問題及人員流失。但持平來說，我們呈現出來的樣子的確會招來怨憤，並且讓當地的工作夥伴不太能接受。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在海外 NGOs 的當地協調中心，特別是當地已經有許多 NGO 的地方。
我還記得之前在剛果首府戈馬的酒吧裡跟幾個當地同事打撞球，那是個當地人比海外工作者還多的酒吧。我們問了幾個在旁邊看我們打撞球的剛果年輕人，知不知道我們的組織在做什麼。所有他們所知皆源自於他們所見。他們看見我們在鎮上開著閃亮的四輪傳動車，看見我們在餐廳吃飯，在酒吧喝酒。他們不曾見過我們其餘大部分時間在鄉間的工作，我們還需要解釋給他們聽。如果我們是在戈馬幫助街頭遊童，或許當地人對我們的社會觀感就會有所不同。
NGO 必須思考他們所受到的支持，銘記我們永遠正在受檢視。然而，為了減輕罪惡感而去要求援助工作者活得像個僧侶，既不切實際又毫無必要。良好的拿捏與平衡才是關鍵。
編譯原文： It’s unrealistic to expect us to live like monks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