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勞工的跨國移動，看世界發展的軌跡－《憂鬱的邊界》作者阿潑經驗談
戴著鴨舌帽、從進場到離場都非常低調的阿潑（不過非常和善地替大家簽書），在「公益爆米花#20｜如果出國打工可以少奮鬥十年……？百種跨國勞動，一種鄉愁」活動中，不從台灣在地的移工權益出發、而是反向從世界各國發展的軌跡，分享了「跨國勞動」在歷史和地理上鮮活的面貌。跨國勞動不只存在於東南亞和台灣之間、不只存在於台灣和澳洲之間，也在南亞、歐洲、甚至中國內部上演。
從歷史上的時間軸來看，台灣最早在西班牙統治時期就有了菲律賓移工的存在。二戰之後，許多沖繩人離開家鄉跑到日本本島工作，也牽動台灣一部分的勞動力去到沖繩從事基礎建設。
人類學研究所畢業的阿潑，過去在媒體工作、熱愛旅遊、不斷到國境邊界實踐所學，集結自己的觀察，出版了《憂鬱的邊界》一書。
深山裡的「出國工作說明會」－東南亞行腳觀察
阿潑來到了印尼和菲律賓，發現鐵道旁聚集了許多找工作的人。「我本來想去那邊探訪原住民，結果最吸引我的是跨國勞動廣告，就連深山裡都在舉辦說明會，可見這是一項多麽急迫的『全民運動』。」
旅行到緬甸的阿潑，遇到了一個曾經到馬來西亞工作的三輪車伕向她說故事。
翁山蘇姬被軟禁、由軍政府掌權時期的緬甸，多數緬甸人生活困苦，若非以農業維生，出國打工是非常普遍的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下，計畫結婚的車伕決定前往馬來西亞工作，賣掉了家中田地以支付仲介費。
沒想到他到了馬來西亞後的遭遇卻是悲慘不已，除了仲介費遠高於當時仲介的報價，他還須同時支付緬甸和馬來西亞兩地的稅金，最後遇上搶劫，不得已成為了「逃跑外勞」，在五年後才得以返鄉。
德國足球隊裡的土耳其裔面孔－二戰後的歐洲重建
而在歐洲，也有著不同面孔的人們從「移工」變成「移民」。
北非過去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後的法國湧入大量「北非移工」為法國修補基礎建設、需要重建國家的德國同樣吸收了許多來自東歐和土耳其的工人。「在那個時代，土耳其車站很常出現生離死別的場面。」
如今，如果你是世界盃的忠實觀眾、甚至是德國隊的忠實球迷，也許會發現德國隊中的土耳其裔球員比例不少；而在法國，從查理週刊事件，可窺見國內穆斯林移民和法國人之間的矛盾。
國家裡的隱形國界－中國壁壘分明的戶口制度
將鏡頭轉回亞洲。中國國內「農民工」的移動雖然並未超越國界，「城」與「鄉」之間的差距也趨近於跨國了。中國早年發展了城鄉戶口的制度，使得鄉村農民難以在戶籍的限制下移居到城市（除非嫁娶）；然而城市對於勞動力的渴求未曾停止，這接近十億的農民工湧入城市，卻在生存、受教、醫療、居住各方面的權益處處受限
「我到了深圳，經常聽到來自外省的司機自豪地說：『大樓是我們農民蓋的。』」十億農民工的省份認同、階級認同，在中國大城市的五光十色中往往被遺忘。
台灣人為在地移工挺身而出的時刻？
回到台灣，阿潑聊起了在他眼中所見、台灣人對於移工和新移民複雜的觀感。
我們對於移工各種行為舉止的評價，是否公允？阿潑說自己行腳天下，睡車站也是家常便飯，即便如此卻未曾承受過來自台灣人的異樣眼光。那麼，為什麼移工一旦出現在車站廣場，台灣人便皺眉相待？
近年來，移工在公共場所的活動逐漸為外界所理解和支持。除了在教堂、清真寺等信仰場合相聚，以火車站為中心的聚集經濟，也讓台灣人能夠從周圍的特色小吃店、卡拉 ok、或販售電話卡的日常商店，一窺移工們工作以外的人生。「專門經營移工族群消費市場的台灣人，也不在少數。」
在 2014 年，六名漁工攻擊船長的特宏興案發生時，時任記者的阿潑前往蘇澳調查，希望採訪當地菲律賓籍的漁工。
「我以為全台灣的氣氛都是『乎伊死』，沒想到當地居民一知道我是媒體，都挺身維護漁工：『事情和他們無關』、『他們都是艱苦人』。如果不是進到當地做第一線調查，根本無法想像蘇澳和媒體上營造出的社會氛圍是不一樣的。」
人的情感很微妙，阿潑在席間分享的經驗和價值判斷相比，更像是提供多角度的感受。「我有一次在火車上，後方坐了一個講話很大聲的阿嬤在對孫子訓話。我原本聽得很不悅，接著卻聽到這個阿嬤開始嘮嘮叨叨地提醒同車的另一位移工，不要忘記下車的時間；甚至反覆交代孫子，若到站要提醒那位移工下車。我聽到這裡氣就消了……」阿潑很可愛地承認。「想想我們去到國外時也有變成文盲的時候，將心比心的對待，更勝於憐憫的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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