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女警扮社工誘使販毒夫妻開門受逮，社工：毀滅信任」這新聞一出來，我就很想找到有別於群情激憤的社工界的論點。高雄市警察局刑大的作為，真的只有「毀滅社會對社工的信任」這一種見解了嗎？
好辯的台灣人沒有讓我失望。從 Facebook 到 Ptt，我看到一些異軍突起的說法，但卻都很難說服我。
一、「需要幫助的人，幹嘛要怕警察？」
這樣的問題，嚴重把「需要被懲罰的人」和「需要被援助的人」，畫成了兩個互不交集的兩群人－－犯罪者應該被警察抓起來、不需要社工浪費資源；弱勢者需要社工協助，但沒有做壞事不需要怕警察。
但事實上太多「社會邊緣人」同時具有這兩種身份：他們正在犯罪危害社會安全，但他們的健康、或兒女的教育，也正在（或已經）跌出社會安全網之外。其實，前者經常是後者所催生的結果。
二、「社工身分被利用不是什麼嚴重的大事。」
培養信任感是社工專業的一環。要讓受助者敞開心門需要功夫，要讓受助者保有尊嚴更需要專業。社會上卻長期把社工當做「啊不就關心別人嗎我也會」的工作。（延伸閱讀：為什麼社工要取得信賴這麼困難？）
此案嫌犯會開門，證明了社工在高風險家庭眼中是無害的、甚至有益。將查案手法公諸於世，未來會不被信任的是所有「自稱社工的人」，這樣的人可能是真的社工、也可能是警察。
當社工在門外表示希望入內訪視生活有困難的孩子，正從事非法工作養家的父母，還會願意開門嗎？第二批會受害的，是警察自己。即使假扮社工的手段沒有受到公眾批評，重施故技也已然失效。
三、「社工會被擋在門外是小事情，反正有需求的人一樣會找社工。」
向人求助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簡單。特別是從小被教育「男兒有淚不輕彈」的青壯年生理男性，在遭遇生活困難時更難以抬起頭，因為他們在資源上的弱勢，往往都會被歸咎到「能力不足」、「努力不足」等個人因素上。（推薦閱讀：貧窮男性比女性更為社會弱勢？狹隘的職業想像是一大殺手）
即便開口了，其實要和「給予你幫助的人」處的融洽也並不是件易事。試想過年時一手發給你紅包，嘴巴上一邊對你的工作、感情、乃至於全方位人生問題叨叨唸唸的三姑六婆們，那些建議有幾條獲得了你的心？
如果連市井小民也承受不了這種「毫不專業且自以為是」的幫助，今日新聞中可謂大眾眼中「魯蛇之中的魯蛇」的毒販夫妻，對於外援的接受度又會有多 open-minded ？
四、「今天就算是真的社工進了門，也該通報查緝毒販。」
今日社工界對於警察假扮社工手法的抨擊，並不代表社工認同非法行為應當被隱匿。
社工的守法義務發生在知情之後，而非入門之時。無論今日高雄市刑大有無查獲犯罪事實，社工界都會對此行為發出譴責。（至於探訪後若發現犯罪事實會如何處理，還請專業的社工們指教。）
五、「警察好不容易打擊犯罪，幹嘛扯他們後腿。」
如果以打擊犯罪為唯一目標，兵不厭詐的確是唯一準則。但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除了「秩序」之外，也開始重視多元的價值，包括扶助弱小、尊重不同文化、個人隱私權、公眾參與…… 如果把打擊犯罪視為唯一目標、即便造成其他副作用也在所不惜，殺雞取卵的作法很容易連帶忽略其他領域的社會工作專業。
而警察既然有搜索票，何須假扮？
六、「警察介入，是幫助他們改邪歸正，難道不好嗎？」
如果對監獄有最粗淺的認識，就可以知道「被抓後從此人生變正常」是種天真而虛妄的想像。目前無論是為街友或是獄友舉辦的職業訓練，成效都不如我們想像的有魔力。這些「一技之長」並不速成，在外面市場上的競爭也仍非常大。如果沒有「老本」的支持，很難渡過初期不穩定的生活。（延伸閱讀：臺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監獄用最低廉的價格豢養『人渣』，剩下的台灣人就是最美麗的風景。」）
儘管如此，警察的逮捕本身毫無不妥，從頭到尾受爭議的都是「方法」。為了正確的目的，使用了錯誤的方法，受到干擾的是需要持續進行家訪的社工師們。
但對於高雄刑大和該位女警遭遇到浪潮般的憤怒與抨擊，仍有幾點是我想提醒的：
一、警察的確是有搜索票的。警察的作法尺度可討論，但不應該將此偵辦手法公開，製造更多所謂「高風險家庭」對於社工的不信任。
二、台灣人熱愛造神，也熱愛毀神。今日此偵辦手法再錯，也不應將憤怒傾瀉於這位女警一個人身上，甚至叫囂辱罵、言語霸凌。我們無法確認這個行動是否由他一個人促成，更不了解這個決策背後、整個台灣警界偵案的準則是什麼。如果警察在現場的行動符合警局的裁量原則，那麼想根本改善這個問題，不應獵殺單一標靶，而應焦點轉回警局和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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