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血漿經濟」、三十年後的上萬愛滋人口
1980 年代晚期，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經濟蒸蒸日上，為了響應鄧小平「經濟進步」的號召，河南政府積極提倡「血漿經濟」，在河南境內大力開設血站、鼓勵賣血。不潔的設備卻導致許多民眾感染愛滋病。感染愛滋病後的貧窮民眾持續從事賣血，使得更多愛滋病毒的血漿在全國竄流。
為了掩蓋官方犯下的過失，中國政府將愛滋病患者患病的原因歸咎給藥物成癮傳染、性交易傳染，這類容易被大眾冠以「活該」、「自找的」標籤的原因。讓患者承受更多社會歧視和背負愛滋的污名化。在這些愛滋病患者上訪或試圖揭發事實的過程中，也層層充斥者來自政府的打壓，例如規定警局不能替愛滋病患者的申訴案件立案。
愛滋污名化＝地下化，使統計失真也使患者延誤治療
因官方缺失而使得數以萬計的民眾感染愛滋，是中國政府積極掩飾愛滋病患者人數的重要原因之一。2014 年，立場較為親政府的新華網報導中國境內愛滋病人口為 10 萬人，受到被譽為「中國防愛第一人」的高耀潔博士反駁，指出中國境內愛滋病人口粗估已達 1000 萬人。無論這個數字是否屬實，中國的愛滋疫情都受到官方嚴重的低估。
為何愛滋人口會如此嚴重的被低估？除了中國政府嚴重隱匿資訊之外，愛滋病的汙名化是另一個幫凶。社會對於疾病的污名化，會使得患者和治療機會隨之走入地下化。一旦患者不願意接受檢驗治療、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得病，也就連帶會造成統計數據的失真，也使得他們延誤了獲得治療的先機。
從紀錄片《中原紀事》、艾未未的《喜梅》之中，可以一窺中國愛滋病患者們的現況。（延伸閱讀：艾曉明：「他人的痛苦促使我們行動」）
相較於其他患者，因為血污染而感染愛滋病的患者，會較積極的維護自己的權利；性行為感染的患者則承擔更多社會眼光，如果患者是男同志，牽扯到和家人的關係就更複雜了。由於區域的文化差異，並非每個地區都能夠接受愛滋病患者，日前一則四川村民連署趕走愛滋病童的新聞似乎直接表示了中國愛滋病宣導教育的不足。（延伸閱讀：獨立評論@天下〈【讀者投書】江河清：涼山兄弟與愛滋教師〉）
「愈多人開始接納疾病現實，但公開參與維權活動的依然很少。」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的創辦人萬延海為中國目前的愛滋困境下了結論。
愛滋相關 NGO 在中國的處境：「艱難。」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是中國關注愛滋問題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創辦人萬延海原本在中國衛生部底下的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因關心愛滋病和同志運動而開始設立「愛滋病求助專線」，卻遭到中國政府指責為「鼓勵同志、妓女」而被迫辭職，因為愛知行屢次遭到任意搜查，萬延海目前仍滯留海外無法回國。愛知行已逐漸縮減在同志社群宣講、保險套發放等服務，專注於血污染的人權維護與愛滋防治教育；由於國外資金若試圖捐款將遭遇不少的麻煩，愛知行的營運財源也逐漸從國際援助轉移為小額捐款。
感染愛滋病的夫妻死亡留下的「愛滋孤兒」是個龐大的問題，台灣關愛之家協會曾前往中國各地開設關愛之家，收容失去父母、無人願意接納的愛滋孤兒，但這類非政府組織往往必須承受中國政府敵意，隨時有被迫關門的壓力。（延伸閱讀：台灣關愛之家協會跨海救助大陸愛滋病兒童，永遠覺得做不夠）
賣血感染也好，不安全性交也好，「貧窮」才是愛滋幕後推手
血汙染是過去中國境內感染愛滋病的主因，然而隨著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青少年離鄉背井外出打工增加了接觸用藥次文化的頻率，不健全的衛生知識所導致的針頭感染問題，推升了愛滋的人口。與此同時，性產業中的不安全性行為也逐漸成為感染主因之一，白曉紅的《隱形性產業》一書便曾提及，初入性產業的女性很可能為了多賺些錢，而願意承受不戴保險套的交易風險。
無論是賣血而產生的血污染，或者偏鄉地區青少年的用藥感染，或者不安全性行為，背後的原因大多不脫貧窮。因為貧窮，只好去賣血；因為貧窮，用毒品麻醉自己；因為貧窮，願意出賣自己的健康換取金錢。
1980 年代，「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的口號響徹雲霄，但人對於財富的追求永無止境，因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底層生活的窮苦人，沒有選擇的權力」，是出身緬甸臘戌的導演趙德胤，對於家鄉青壯年用藥的評語，但這也應是所有在底層生活的人共同的心聲。
延伸閱讀：
- 突破污名化造成的沈默，讓媽媽告訴媽媽們如何對抗愛滋的 NGO《mother2mothers》
- 台灣露德協會今天為了愛滋病友做了什麼？
- NPOst 週報 No. 63：談愛滋也可以很時尚 Fearless電子書上線
- 愛滋條例修法露曙光，病友出入境限制可望走入歷史
-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田喜回家：用影像記錄中國愛滋人權〉
-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 《我的涼山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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