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跨界公民合作對抗「數位威權主義」：專訪《全球之聲》主編馬雲華

1990 年代至今，網際網路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溝通方式，現在已經是人手一機，人人無時無刻都籠罩在數位媒體之下的時代。然而，科技除了帶來便利，也帶來許多危機，例如社群龍頭 Facebook 一再爆發個資外洩事件，又或是跨國的假訊息影響選舉，更可怕的是，當獨裁政府掌握操縱科技的權力時，將可以由上而下、毫無漏洞地管控人民。

隨著數位媒體的負面效應增長，公民也必須習得保護自己的方法。今（2019）年，國際級公民媒體《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將在臺灣舉辦首次亞太區媒體高峰會，邀請亞太區的公民媒體組織、倡議者、記者、研究員、技術人員等各領域專家，一同討論網路人權、數位安全及數位落差等議題，希望能創造跨國、跨領域合作的契機。主辦方更將在 6 月 2 日的公開論壇中定為「亞太區數位威權政府的興起與挑戰」與「公民團體對數位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政府的回應行動」，希望藉演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在公開論壇開始前，《全球之聲》主編馬雲華（Filip Noubel）特別接受採訪，與我們討論數位威權主義在全球的發展狀況，以及公民可以如何回應。馬雲華成長於前蘇聯國家，且曾在中國工作長達十年，因此特別關注中國和俄羅斯的媒體議題。

從沙龍到網際網路，公共領域不斷革新

論及數位威權主義，馬雲華先從「公共領域」的概念切入。德國哲學及社會學家哈伯瑪斯定義公共領域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人民可以在這個空間自由發言，不受國家干涉，是民主政治中，人民參與政治的重要基礎。

歐洲最早的公共領域是「沙龍」，主要屬於知識份子，後來「咖啡廳」聚會逐漸普及後，才讓一般人也能接觸公共議題。無論是沙龍還是咖啡廳，公共領域的主人都是人民，到了 20 世紀，主流媒體蓬勃發展，大部分人從報紙接收訊息、發表意見，因此，公共領域的主人多了主流媒體。

1990 年代網路出現，改變了世界的文明、文化。媒體和人民同時進入數位平台，至此，公共領域多了第 3 個主人「數位媒體平台」。現在，大家最擔心的，則是即將出現的第 4 個主人——政府，也就是「數位威權主義」。

「要了解誰是公共領域的主人，我們需要分析一下現在公共領域的本質，我覺得現在有 4 個因素很重要：時間、空間、匿名性還有缺乏對話。」馬雲華解釋，數位媒體平台打破了過去時間與空間的疆界，人們可以全天候接收及產製資訊，且不受國界限制；匿名性則是網路公民社會中相當重要的特色，無論影響是好、是壞，都大大地改變了使用公共領域的方式。

而最讓馬雲華擔心的，則是因為上述特性，而產生的問題——缺乏對話。「我們都沈溺在數位媒體的泡沫裡，不管左派還是右派，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樣，關注的話題一樣，看法也一樣，已經沒有什麼對話了。」馬雲華說：「我們碰到不同意見的人，大部分第一時候是完全忽視：『那些人不重要，是垃圾。』」

政府的手干涉公共領域，限縮對話可能性

公共領域衍生出許多未解的問題，而當「政府」的手伸了進來，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馬雲華在北京待了 10 年，格外有感。

他 2006 年到北京時，掌權者還是胡錦濤，相較現在，社會較不緊縮。在北京奧運舉辦前，政府迫切想證明中國的開放，給予了較多空間，雖然敏感話題還是不能提，不過馬雲華仍曾經在培訓記者和法律人士時，討論了言論自由的議題。「我們還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空間。」馬雲華提到，當時微博仍可以作為公共領域，處理各式議題。

然而習近平上台前夕，網路風雲色變，微博「死了」，剩下娛樂的消息。馬雲華和其他知識份子、作家、學者非常鬱悶，移民到微信，尋找下個可以討論的舒適圈，然而他們也漸漸發現，微信的言論空間也不斷縮小。

馬雲華指出：「雖然住在政府如此掌控你的國家，但是當你在使用數位媒體時，仍可能覺得沒什麼障礙，因為你似乎還是可以表達自己，你可能還會覺得，我們在中國過得很舒服。如果你想找娛樂，也沒什麼問題，不需要 Facebook，我們有微博；不需要 Youtube，我們有優酷。但從一個全世界的角度看，你會發現，你的空間是虛擬的，沒有公共領域。」

由上而下的控制正在擴大。以往，有人形容中國沒有互聯網（Internet），只有內聯網（Intranet），因為防火牆會阻擋外面的世界；現在，俄羅斯似乎也要走上同樣道路，普丁政府希望在 2 年內脫離網際網路。類似的情況將可能不斷擴張。

跨國、跨領域結合，協力抵抗困境

馬雲華指出，在空間、時間邊界逐漸消弭的現代社會，要解決數位媒體的困境，將需要跨國、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

「比如你要調查一個新聞是不是假的，你需要不同的專家，最好是能成立一個網絡（network），要有懂媒體的人，要有懂修圖軟體的人，才能有很大的影響。」馬雲華說。現實中，不像政府、公司擁有龐大的資源，公民擁有的很少，因此，唯有合作才能創造更大的效益。

馬雲華特別點出幾個例子：巴拿馬文件流出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的數據管道，讓近 80 國家的 400 多位記者協力調查，分工合作；英國獨立調查網站 Bellingcat 則透過不同領域專業的結合，透過公開數據（open data），調查眾多案件，包含馬來西亞航空 MH17 空難；東歐和中亞區域性新聞機構聯合組成的「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導項目（OCCRP）」則是調動跨國、跨領域人力，揭露黑社會、公司的弊案，督促各國政府展開犯罪調查。

「因為許多案件都是跨國的，需要數個國家的成員一起進行，有些人懂每國語言，也要有人懂內容、技術、財務，所以要有一個團隊。」馬雲華期盼亞洲未來也能成立類似組織，串連不同專長的人才，應對跨國議題。

馬雲華也表示，《全球之聲》志願者高達 1500 人，涵蓋 100 多種語言，分布在各國的城市與鄉村，通過不同社會身份人士的眼、耳，把其他人看不到、聽不到的故事帶給更多讀者，堪稱是跨國、跨領域的好案例。此外，《全球之聲》也不斷思考跨界合作，希望通過與藝術創作、視覺影像設計人才合作，能打破讀者群框架。

是技術服務人，還是人服務技術？

回到使用者本身，面對數位媒體排山倒海的效應，大家該如何自處？增加自身意識是一個方法。

馬雲華說，現在每個人都有 2 個生活、2 個身份，一個是正身處的現實世界，一個則是數位的世界，所以每個人除了國家的公民身份，也有數位公民身份，身為數位世界的一員，每個人都要有更高的責任。

「Facebook 的使用人數已經超過印度人口，如果把 Facebook 當成是國家，全世界最大的國家是中國，第二就是 Facebook，第三個才是印度。」馬雲華點出，印度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有憲法、獨立司法系統，然而擁有同樣大量人口的 Facebook 卻沒有。

「我們會要求國家要民主、要司法獨立，但是進入了數位媒體的世界，我們的要求突然就沒有了。」馬雲華提醒，一般人使用數位媒體的時間，已經是生活的 1/3 以上，因此必須意識到數位空間裡的權利與義務。

而馬雲華也一再反問：「到底是技術服務人，還是人服務技術？」不同於現在年輕世代大多屬於「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世代，馬雲華則是「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曾經生活在要看地圖、去商場購物、沒有網路的世界，他注意到現在對很多人來說，沒有網路就像是世界末日，然而他希望大家都能持續思考技術與人之間的關係，要能使用技術，而非被技術束縛。

透過數位媒體平台，公民影響世界的可能性

如果能好好運用，數位媒體平台依然不失為一個好的公共領域。4 年前，馬雲華在北京時，與北京的非洲學生一同悼念肯亞的恐怖攻擊，發動了一場特別的活動，他們為規避中國政府的管制，以「瑜伽課」為名，讓參與者從不同的門進入北京的一個公園，再集合一處點蠟燭、寫明信片。最後活動順利落幕，沒有任何參與者受到政府的關注或逮捕。

馬雲華感動之餘，希望用文字記錄下這個活動，於是他找上《全球之聲》，在那裡發布了斯瓦希里文（Swahili）、英文、法文、中文的報導。文章被北京的非洲學生看到後，就把新聞轉回了非洲。最後，透過數位媒體平台的力量，遠在他鄉的消息出現在非洲當地的報紙。

除了公民自身的影響力，新聞媒體與數位媒體平台的關係也相當關鍵，在數位媒體的快速發展下，新聞業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寒冬，不斷面對經費不足、觀眾流失的問題，然而馬雲華依然肯定新聞媒體能提供的公信力。

最後，馬雲華除了期許亞洲能有跨國新聞調查單位，也強調臺灣在跨國合作中的重要性，不只是地緣上的方便性、民主化的程度，也因為中國一帶一路發展後，各國對中國資訊的的需求量大增，在未來，對中國議題最熟悉的臺灣和香港，將是各國調查網絡的最好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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