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SDG 成為共通語言：以臺灣經驗帶動「亞洲共學」，以數位力突破地域束缚
編按：
從去年開始許多團體逐漸在倡議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究竟是什麼？它跟臺灣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心上？
NPOst 與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合力開啟了這個專欄，期望以 Taiwan Aid 紮實的研究基礎及其成員組織豐富的國際服務經驗，讓每個人都能理解 SDGs 為何與我們大有關係。本專欄將陸續將針對 SDGs 裡的各項目標議題，深入討論臺灣自身狀況，以及每個人身在其中所能呼應與著力的方向。
乍暖還寒、5 月方至，攻陷臺灣新聞版面的重大新聞是多明尼加正式與中國建交，我國邦交國跌破 20 個，所有新聞焦點關注在臺灣邦交國歷年數字下滑、外交處境越發艱困，卻鮮少提及國際發展等關鍵字。
而在這個節骨眼，從 2015 年起，聯合國以「不拋下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為核心精神所倡議，並且從去年臺灣政府高層便極力連結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更讓臺灣更進一步思考「全球永續發展」、「夥伴關係」與臺灣的關聯是什麼？面對國際處境尷尬、官方外交失利的現實，臺灣似乎作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進退失據。我們如何透過深刻了解自身獨特性、可為世界貢獻的價值、創造多元國際連結，習得與國際互動的共通語言，以定位自身位置？透過 SDGs 的實踐與落實，和國際社會共同前進，我們仍有樂觀的選項可以走。
臺灣的 SDGs 國家報告：自我檢視與全球發展合作
去年 9 月，環保署長李應元赴美出席聯合國所辦理之永續發展研討會，發表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所制定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自願國家檢視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VNR）。在這份報告中，臺灣自我定位了「地狹人稠、自然資源有限、天然災害頻繁、國際地位特殊，對永續發展的追求，比其他國家更具有迫切性。」並推及從 20 年前，臺灣政府為了順應聯合國「地球高峰會」的呼籲，自 1997 年所成立的「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開始，便關注自身如何接軌國際發展。
從這份 VNR 的自我揭露中，國人可以看見政府將近年來國內重大政策的實行，都連結上了 SDGs，簡單列舉 SDGs 前 16 項目標與臺灣政策的連結：
繪圖／侯希
除此之外，報告也將臺灣透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所從事協助其他國家開發及人道援助的工作內容列為 SDG17「夥伴關係」的實踐。在琳琅滿目的政策連連看之下，臺灣政府透過公布 VNR，似是與國際發展目標全面接軌，甚至還自發性的增訂專屬臺灣的第 18 項目標，「於 2025 年前完成非核家園」。
從這份列表中，可以發現諸多臺灣近年來若干造成朝野震盪、民間爭議不休的政策，而這些政策走向及輿情反應都尚在紛擾之中，對永續的落實方針尚無共識。顯見這些官方所框定的「永續發展」政策概念與實際上的執行如何落實，並和民間有效溝通與對話，需要臺灣全體公民持續關注，例如討論政策時，更可進一步以聯合國所定義的 SDGs 來向政府扣問政策走向，監督其是否偏離了 SDGs 「不拋下任何人」的核心精神。
圖／Jesus In Taiwan @ unsplash
「VNR 不是站在臺灣的角度，來想像聯合國要什麼，而是要站在聯合國的角度，來想像任何一個國家作為世界公民的責任在哪裡。」簡旭伸是臺大地理環境資源系與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教授，他提醒，與其炫耀於外、自誇性的說自己每一個 SDG 目標都做得很好、跟上國際潮流，自願國家檢視報告更該有的高度是「協助並與其他國家一起達成目標」。
簡旭伸如此定義永續發展目標：「SDGs 的精神不是只要自己過得好，而是要讓其他過得比我們糟的人或是國家，可以過著好的、有尊嚴、有價值的生活，有更進步的社會經濟狀況。」他進一步解釋，臺灣政府需要對外交思維做典範轉移，從過去傳統的「大國外交」、「漢賊不兩立」，導致在邦交關係中「臺灣必須先答應提供援助，才能建交」的外交處境，轉移到「全球共同發展合作」，成為不可或缺的貢獻者。簡旭伸指出，官方外交思維長期僵化，例如外交體系至今仍以英語為主體，但我們的邦交國不但少，以英語為母語的更少。此外，東南亞諸國距離我們這麼近，卻也是直到提出「新南向」之後才展開進一步討論。
簡旭伸因此將 SDGs 對臺灣的意義，從「自我檢視」（VNR）延伸到臺灣的世界公民義務與責任。他指出，臺灣許多部會都有「國際」2 字，處理相關國際發展事務，如農委會國際處、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文化部文化交流司（掌管各項國際及兩岸交流事務）、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等，「但這些國際合作成果，卻都沒有很好的匯整，將臺灣國際發展的面向拼成一個完整的圖像」。
繪圖／侯希
臺灣經驗 2.0：公民社會帶動「亞洲共學」
相對於官方的整合緩慢，臺灣自解嚴後民間運動蓬勃，描繪出世代轉移的另一篇章。「過去的臺灣民眾可能覺得，就算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反正我們還是可以全世界走透透，我們還是有『臺灣經驗』，」簡旭伸指出，威權時代臺灣人對於世事傾向於「自保」的冷感正在改變，「現在我們在講勞運、農運時，不會再把它當作『只是臺灣的問題』、『只是老闆的問題』，臺灣的社會運動逐漸打破過去的結構，開始從全球尺度來觀看臺灣的角色。」
從全球結構去定位臺灣意義，簡旭伸建議臺灣對於全球永續發展的意義，可以用「亞洲共學」的概念，升級為「臺灣經驗 2.0」。「臺灣的發展已經從純經濟經驗邁入下一個階段」，他解釋，臺灣社會正在轉型，社會活力受到很多議題激發，例如針對「同志婚姻、婚姻平權」釋憲，成為亞洲第一，再例如「臺灣的 318 影響了香港的雨傘革命」，並且深刻反省了「一個國家若是過度依賴另一個國家，可能造成的風險」。
繪圖／侯希
「臺灣正在想像『多元』的概念，怎麼處理弱勢議題、原住民、同志議題等。還包括跟亞洲各國的、跟強權的，跟我們自己內部的關係。」簡旭伸強調，臺灣這個階段，公民社會的發展「即使遇到很多反撲力量，也正說明這是一個可以對話的社會。這是好事，因為在民主的過程中，不可能不出錯。」
他進一步表示，雖然挨在強權邊，臺灣正在執行與實驗許多威權政府不想要，但周邊或是威權統治下的人民想要或需要的事，「這些對亞洲社會的責任義務之實踐，不一定由政府或是大公司發起，也不只是臺灣經驗 2.0，而是各國民間各種可能的機會與想像。例如資通訊的發達，或是近年來風起雲湧的社會創新，都有顯著的意義，能夠提供亞洲諸國思考的角度與可能。」
社會創新「兼顧各方」的本質，呼應 SDGs
自去年 10 月後常駐臺北「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意欲從官方提供協助、反應民間需求，與社會創新團體共同建構生態系，她形容臺灣社會創新、社會企業與全球永續發展 3 者的連結：「這 3 個名詞在臺灣的知名度是遞減的。」
但她也同時強調，近期她在許多國內外的公開發言中，之所以一再將臺灣正在發生的種種社會創新實驗與永續發展目標共同標舉，原因主要有二。一是 SDG 所強調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考慮到所有面向的「不犧牲」，以此面對與解決社會問題，而這恰與社會創新的本質相符：「若沒有創新，而是建立在現有的社會關係與方法上，當你多照顧某方利益，就會犧牲某方。但社會創新是指，你提出一些本來沒有的想法，讓社會、環境、經濟可以並進。SDG 像是北極星，起到指引的作用，讓社會創新的方向可以兼顧各方，而不是零和。」
繪圖／侯希
唐鳳也指出，SDG 有類似於智庫的功能，為各國現在在做的事情找到共同的語言和標準：「我們可以說，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哪一個分項的哪一個小項，用來當關鍵字或是索引，跟國際建立連結。」讓在地化的工作，透過全球共識，取得國際座標，「如此，把國際網絡引進臺灣時，就不會有畫大餅的感覺」。
作為數位政委，唐鳳連珠炮似的吐出一連串臺灣的公民科技力呼應 SDG 的例子：「例如臺灣實踐的寬頻人權（SDG 17.6.2），不管你的經濟、身心狀況，不管你在臺灣哪裡，我們都拉光過去，這是臺灣從過去到現在做網路連線層的核心價值，也就是不可以 leave anyone behind（不可以放棄任何人）。」同樣落實的，還包括運用臺灣的數位能力推動國際援助計畫（17.6.1、17.8.1），或是在開放資料上的貢獻（17.19.1），又或者是臺灣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如何讓公部門與民間透過籌資策略建立夥伴關係（17.17.1），「這些在以前都無法用簡單的 3 組阿拉伯數字說清楚」，如今只要對應到 SDG 就很好理解。
繪圖／侯希
突破地理束缚，在數位世界找回價值與人權
而若是以 SDG 為格局，臺灣在國際上的位置，也不再受限於地理與國力。唐鳳從資通訊的角度重新界定臺灣價值，「在網路上，只有你的擷取容不容易、是否能讓大家都能使用，所提供的服務是否讓每個人覺得好用，能不能串接既有服務……所有這些概念都不屬於「地理」上的概念。」她也舉例，在臺灣，任何人在網路上要嘗試新的東西或甚至要揭發什麼弊端，「都不用擔心若是聚集到 20 人以上的關注，就會『被消失』。而這是很多亞洲國家都會發生的事。」臺灣在網路上的表現，「不受國界影響，沒有大小國之分」，而這皆得力於臺灣的寬頻人權與言論自由。
雖然臺灣民眾對於討論 SDG 永續發展目標仍然陌生，但公民生活中的實踐能量已經不容小覷。在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官方平臺上，更開放公民參與在地化的 SDG 草案討論，以及舉辦公民論壇直播。唐鳳直陳，目前的公民參與與關注程度尚微，是因為臺灣民眾目前的先行知識還不夠，以及官方所釋出的形式讓民眾花費太多時間成本。但從（網路）空間設計開始改造，加之以長期的價值培養，透過科技的力量，必能讓臺灣這個人人享有公平資通訊的國家，能在各個方面凸顯自身獨特貢獻，接軌全球的永續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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