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筆者想分享 2 篇與公民社會直接相關的文章，分別是《Shrinking Civil Space: A Digital Perspective》 與《On Shrinking Space》 。前者從數位科技的角度，觀察許多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專家所指稱的「公民社會日益被壓縮」，這種逆民主化走勢，而後者則從敍事的內容，試圖拆解「公民社會日益被壓縮」說法是否會因流於簡化，反而削弱了公民團體奮鬥的能見度。
從數位科技角度，觀察公民社會發展現況
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非政府組織 Tactical Tech， 長期關注「數位科技」讓非政府組織在公平、民主、永續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從早年（ 2005 年左右）提倡將科技工具整合入公民組織，到近期（2010 年開始）開始提醒網路安全與數據足跡的風險， Tactical Tech 透過工作坊、專案研究、媒體宣傳等方式，推進公民團體對數位科技是「雙面刃」、「載舟覆舟」的體認。
圖／Nicole Honeywill@ unsplash
Tactical Tech 在 2 年前啟動的專案「Our Data Our Selves」，希望能更具體呈現在政治過程中個人資料被使用的情況，尤其「個資」如何變成了不同利益相關者用來控制、影響公民社會的工具。這個專案發表過好幾份研究報告，例如今年初〈Personal Data: Political Persuasion How it works〉整理了近 2、3 年來許多國家在政治選戰中，選民個資或是數據交易，如何成為量身化說服工具。本文要討論的文章〈Shrinking Civil Space： A Digital Perspective〉試圖提出一個系統性的架構，來討論數位「科技欠缺問責制衡機制」與「對用戶安全隱私意識不足」是否成了打壓公民社會空間的幫凶。
圖／Lindsey LaMont@ unsplash
不可否認，網際網路讓公民組織擴大社會影響力，例如 NGO 透過 Facebook 宣傳活動、利用 Google Drive 與他人共享編寫文件、利用 Skype 進行通訊與網路會議⋯⋯。但這些集中式、看似免費或低成本的數位工具卻在現實商業模式下，無可避免地讓有心業者對使用者貢獻的數據進行操作。雖然有越來越多聲音開始討論網路平台、數據蒐集等科技手段如何威脅、限縮或減少 NGO 的公民參與的空間（例如某些政府對「加密」技術的立法控管限制，或是以維護國安社會秩序等理由，干預 NGOs 實施資訊安全措施），然而大規模的數據蒐集技術綿密地入侵生活，從電子監控器到臉部辨識技術，一再限縮了社群可以自由結社集會、表意的運作空間。掌握技術與基礎設施的政府和非國家行為者（私人企業公司、個人和組織化團體），更能有效地遏制來自公民的異議者。
圖／Lindsey LaMont@ unsplash
隨著議題討論度的擴散，過去未被重視的風險慢慢浮出檯面，但我們仍然缺乏全面性整體分析。因此，該文希望激起更多討論，除了讓公民社會成員理解數位科技的反作用力，也在快速變化的政治環境中，探求是否有對加害者或惡意行為者問責、制衡的手段，為潛在風險及時做出防備。
面對修辭的雙重標轉，必須重視流行語的架構、脈絡
而〈On Shrinking Space〉則是說，當出現某個時代的「流行語」時，我們能否在它變浮濫之前（與之後）有耐心地解構此用詞從何而來？有哪些定義？在此指涉中，哪些人是主要的行為者？握有權力方的態度與作為有哪些？經過正反推敲的程序，才能減少一頭熱使用流行語所帶來的傷害，因為有時候任意地轉述話語會落入對手所編織的陷阱，反而傷害了自身。舉例來說，對於近年來常見的「公民社會空間壓縮」一詞，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以下簡稱 TNI ），這份報告試圖解釋公民空間壓縮的說法，申論探討它的含義背後一些固有問題。什麼是「公民社會空間壓縮」? TNI 先試圖整理以下有關「空間壓縮」常見的情況：
1.「慈善保護主義」，包括政府限制國內公民組織取得國外資助的能力，尤其在印度，俄羅斯埃及等國家最為突出。2. 國內法令全面地規範非營利活動，例如製造繁瑣的登記、許可、報告和會計義務，並賦予國家在制裁 NGO 有「不受節制的裁量權力」。3. 對集會結社權施加限制，例如禁止示威、使用國家安全法令限制動員，打擊工會或以「公共秩序」的名義軍事化警察部隊。4. 對人權捍衛者予以刑事定罪、羞辱侮衊和非合法化。5. 以審查和恐嚇手段限制言論自由（包含網路行為），以「大規模監視」間接限制言論自由。6. 由宗教保守人士、私人公司、極右翼或非國家行為者對民間社會發動恐嚇和暴力襲擊。7. 社會行動者，尤其是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工作受到勒索、誹謗、騷擾，以及來自公開或私下各式壓制與威脅，導致網路空間行動的減少。8. 社會捐助者減少用於基層活動和邊緣社群的資金，傾向於少談政治的組織，避免爭議性的問題。9. 私人利益團體、政治遊說人士、GONGO（政府主導控制的非政府組織）以及某些打著企業社會責任名號的團體，大舉佔領原本公民社會組織擅長的的場域，進一步用來詆毀公民組織。10. 以反恐為由將民間社會組織排除在銀行系統之外，這是「空間打壓」中相對新，越來越多的現象。
近年來，各大國際型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人權獨立專家提出的報告，多憂心公民社會空間日益萎縮，但 TNI 提醒我們，在使用此說法上必須謹慎，因為「公民社會空間壓縮」有時反成了修辭上的雙重標準 —— 企圖緩化社會運動與大型非政府組織在掙扎過程中所面臨的差異，簡化為「所有民間社會行動者經歷相同類型和程度的打壓」。
「公民空間」不是萎縮，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文中使用了「Davos Class」一詞，第一眼覺得有點熟悉，讀第二遍時才想起 World Economic Forum 常年在 Davos 舉辦，許多西方大型的跨國 iNGO 也把高消費的遊旅安排到此，以對有錢企業主們進行遊說、交際活動。就算不是完全由政府出錢成立、一手掌控的 CONGO，有許多為政府所喜、所能容忍的非政府組織，其更游刃於各式公共平台，獲取得更大的公共政策談判參加機會與，但代價可能是阻絕了草根社會運動的政治空間。對後者而言，他們才是公民空間壓縮的最大受害者。
圖／emotional_discord@ unsplash
更準確的說法是， TNI 認為公民社會的政治空間並非「萎縮」，而是連著民主一起被公司和私人利益所剝奪、摧毀。TNI 認為「空間壓縮」的中性概念，避免了令人不安的政治描述，以轉移對某些有形鎮壓的注意力，反而易強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支持，因為新自由主義所講求的形式民主化，容許多邊的利害相關者拉到治理桌上談判。不過值得警惕的是，在這種談判中來自公民社會的代表，多侷限在政府所喜的非政府組織，排除了抱持激進或較批判主張的社會行動者。尤其是西方第一世界非政府組織活動的市場化，講求的是資源競爭，而不是合作團結，而捐助者的態度轉為打安全牌，更易使民間社會分裂，進入談判的人選不必然符合社會正義的期待。
圖／Anton Kraev@ unsplash
為避免落入此簡化論述的危險，避免只想找到萬靈丹的解決方案，TNI 認為要更耐心地追問：哪些公民空間遭到壓縮？什麼種類的公民行動被打壓？ 以何種形式手段打壓？其背後的因由何來？誰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如何重新打開僵局、奪回空間？筆者自己在讀本文時，個人不覺得本文論述成功，理由有：
一、推論與引證不足：不知是否受限篇幅，本文中只看到結論和幾句內文提到一些社運案例，但也沒有引注更詳細的資料來源。二、受害者的失聲：雖然 TNI 試圖以更激進的社會運動鬥爭來突出「壓縮說」的怯懦求和，但 TNI 指稱的「被邊緣化的行動者」形象，卻是模糊而無法打動讀者。
為何還要花時間來分享此篇文章呢？雖然不滿意其論證過程，但筆者覺得 TNI 出發的問題意識是有趣且重要的起點，也提醒我們在接受主流說法時，最好能花點時間辨察言說者是誰，其明示隱喻的權力關係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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