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篇：可不可以別再問我：「想跟爸爸還是跟媽媽？」／婚暴單親家庭的生命軌跡（上）
單親媽媽惠婷（化名）從婚暴事件發生、聲請保護令、訴請離婚，到一家 3 口各自安頓，歷時長達 2 年，和上一篇中小傑的母親不同，惠婷發現這段親密關係癥結的時機較早、孩子的階段也較早，當時惠婷的孩子年僅 3 歲。
民國 101 年家事事件法通過後，依家事法 23 條規定，除同法第 3 條第 4 項丁類事件（如死亡宣告、監護輔助宣告、未成年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安置、民事保護令等），其他的家事案件於法院裁判前，都必須經過調解程序（註）。
但對許多欲離婚的夫妻而言，「上法院」形同「撕破臉」，「調解」則給予勸和不勸離的錯覺。「等孩子大一點再離婚」往往是父母出於繼續泅泳於親密關係中的考量，離婚後又才是父母情感角力與爭奪的開始。這些歷程常常成為婚暴單親父母共同的生命軌跡。究竟走過婚暴與訴訟，還有沒有可能成為能夠合作的父母？
高衝突中衍生出的婚姻暴力
對惠婷來說，剛開始跑法院時還沒有想到離婚，那時候的動機很簡單，只是希望先生能夠改變。「我的糾結在於他一直動手，他卻覺得『不完全』是他的問題。暴力一直存在婚姻裡，我覺得這不是健康的關係。」
「但出庭時，他牽扯了很多其他的瑣事。」惠婷說。也的確，在婚暴發生的這年，家中曾出現許多變動：原自組小家庭的夫妻兩人因經濟考量搬回婆家住，碰巧這時先生經營生意失利、店面收掉，驟然失去對他而言很重要的事業認同。
當時的惠婷卻正經歷著與其他家庭成員育兒理念不同的困境：「公婆和先生覺得孩子還小，很多事情都沒關係，我卻擔心他們把小朋友寵壞。先生和他的家人好像同一陣營，我自己一個人，沒有人跟我並肩作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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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婚暴服務多年，業務囊括直接、間接服務的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發企劃部主任楊蕙如表示：「同樣是婚暴，在現實中『高權控』和『高衝突』會呈現不太相同的面貌。前者除了施暴，也以權力控制受害人不能脫離親密關係；後者則可能是在家庭的生命週期中，許多議題突然擠在一起而出現高壓狀態，近幾年這樣的狀況滿多的，保守估計至少有 3 成。」
臺北地方法院家暴服務處／家事服務中心督導黃心怡則指出，法院這端很常看到交織在婆媳問題中的三角關係：「我們看到受害人在婚姻裡很被要求，而先生往往是比較隱藏的角色，衝突升高時這個角色就施展出暴力，有點代替婆婆或其他家庭成員管教太太的意味。這種三角關係也會擴及孩子的議題，從孩子的出生、管教到醫療、健康，都有可能產生衝突。」
在惠婷的經歷中，婚暴就在教養小孩的歧見中發生：「我記得最後一次被打，發生的事情也很日常。小孩子看電視看到很晚，不願意睡覺，被我罵哭了，孩子的爸覺得不用這樣。我說：『你不要插手』，然後我們開始鬥嘴，接著他就動手。」那次衝突過後，惠婷默默離開、聲請保護令，訴請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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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不勸和也不勸離，只促成對話
「出庭時，法官發給我們一人一張跟兒童權利有關的文宣，請我們輪流念出聲，像小學生一樣。」惠婷表示，當時法官的作風是：不管男方有沒有過失，他都不會站在任一方，而是以孩子的利益為前提來看待每一個案子。「剛開始我覺得有點委屈，原本是希望有人能出來伸張正義，像是能糾正男方：你為什麼可以動手？」
而法官的意思卻是要問：如果是為孩子著想，你們 2 個到底想怎麼做？「最後就被法官引導到他要我們走的那個方向。其實我後來滿感謝他的，當時他的中立，讓我這段過程走得比較釋懷，比較不會落入『我就是被他害成這樣』的情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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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單從字面上來看，「調解」2 字往往不符合雙方當事人的想像：「我們是要離婚，不是要調解！」間接影響雙方投入其中的真誠度。但調解在「離婚」過程中，其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臺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侯淑茹便表示：「我們既沒有要勸和，也沒有要勸離，主要是促成對話。因為很多離婚的案子直到上了法院（雙方進入訴訟、打官司），當事人都還是不瞭解另一方為什麼這麼堅持。開庭時聽對方表述的時間其實很有限，調解時反而可以做比較詳盡的陳述。」
侯淑茹也發現，調解過程中若能做到平心靜氣的討論，未來執行孩子的探視和會面時，誤會和衝突都能相對減少。「如果連在離婚的過程裡，雙方都沒辦法好好講話，討論監護權歸誰、怎麼探視等議題，即便結論成立了，以後的執行也是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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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婷的經歷中，所有探視與會面的細節，都是在調解過程中被討論出來的。
「前夫在感情上比較理智，婆家可能也給他很多聲音。我聲請保護令又訴請離婚，婆家很不能諒解，也許覺得既然我做得這麼絕，他又何必要挽回。」雙方都覺得到此結束，產生相同的認知。
接下來，問題就變單純了：雙方必須討論出一個適合彼此的探視會面方式。可以想見這樣的討論將有一定的難度，不論父母哪一方提出什麼方案，另一方往往都會有反彈。
惠婷希望能在孩子的生命早期形塑教養，不要讓孩子被寵壞。但這樣的動機，難以直接講出來，她試著婉轉表達：「孩子還小，希望我照顧的時間比較多。週一到週五，我接孩子上下課，週末輪給你。」前夫則考量自己的事業必須重起爐灶，對時間的掌控性較低，於是接受惠婷的提議，如此才演變出一個適合 3 個人相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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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適應新生活
離婚前，孩子如影隨形；離婚後，面對相處頻率驟然改變，惠婷認為最煎熬的階段反而是進入離婚訴訟前，因為那時狀況未明、具體的探視會面也沒有好好討論定案：「那時候什麼都不確定，小朋友也搞不清楚狀況：『怎麼看到媽媽一下，又要說掰掰？』看孩子哭到聲嘶力竭，其實我們心裡都難過。」
當時社工送給惠婷一個繪本《我有兩個家》，惠婷帶著孩子看這個故事：「那本書可能讓他比較懂他的遭遇，知道不是只有他這樣。他會重複的看，也會講故事中的爸爸發生了什麼、媽媽又怎麼樣，像在講別人的事。到他比較大一點時，敘事才回到自己身上，會說：『我也是這樣，我也有 2 個家』。」
輪到前夫照料孩子時，在將孩子交付給前夫後，惠婷會多出一大塊自己的時間，面對這樣的「自由」與空窗，惠婷甚至走進書局隨意翻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書裡講到：『生命的沉重一定是不好的嗎？輕又一定是好的嗎？』我讀起來覺得滿有共鳴的，好像是在告訴我：妳現在很自由，但又不是真的自由。可以晚睡、看電視，妳應該要覺得很快樂，但又不是真的快樂，很像心裡隨時掛念著一個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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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正確的答案，只有最適的選擇
剛開始，當離婚的念頭出現時，下一秒想到的可能就是「監護權歸誰？」「我要怎麼樣才能爭取到監護權？」「請律師會不會比較有保障？」但當時惠婷的前夫捉襟見肘，惠婷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因而兩造都沒有請律師。事後回想，惠婷認為：「對我們來說，這樣可能比較好。當時我能夠自己表達，透過第 3 人表述，可能把問題嚴重化。」
請律師在爭取監護權時是不是贏面比較大，也是訴訟中當事人經常的疑問。黃心怡解釋，如果遇到比較具家庭系統概念的法官、調委，也許就已足夠協助當事人解決問題：「我們不會一開始就建議個案請律師，除非當事人感覺自己遇到困難、沒有辦法表達清楚、權力太懸殊，或牽涉到複雜的財產爭議，我們才會做這樣的建議。」
後來法官判了「共同監護」，亦即父母離婚後雙方都有法律上的監護權，子女的重大事項皆需父母雙方同意方可行使。「我和前夫可以接受共同監護，因為我們是可以討論的，我不會覺得他要刁難我，他也不會覺得我要刁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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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孩子進入學齡期、準備讀國小，惠婷又開始焦慮：「戶籍在孩子的爸爸那裡，學區不在我的掌握中，演變成又要再談一次。」不過這次的討論，出乎意料比 2 年前談離婚時來得順利，前夫很乾脆的說：「好啊，妳想怎樣，先寫一個方案來。」
惠婷思考了幾個版本，最後執行的那個，其實不是原先預設最理想的。新的探視會面演變為「每日」的交付，孩子放學後下午由爸爸照料、晚上再回到惠婷住處重聚，為了這個變動，惠婷將住所遷移至離自己辦公室較遠的地段。「寒暑假我們又會有別的方案，還有『過年模式』，總共 4 種，5 年來我們都在這幾種模式中切換。」
4 種模式，難道不會太複雜而造成困擾？惠婷說，她和前夫的討論，是以「給孩子一個固定的鄰里社區」為概念來出發。「當我們已經面對離婚這個議題，就不可能維持原本生活中所有的便利性。這樣的生活是不是完全符合我的想法？不完全是，但每一次的變動都會討論對我們 3 個而言最適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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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過這個人，現在我們是合夥人
惠婷還記得當初調解時，一個調委說：「你們都不要吵了，家庭不是講理的地方，是講愛的地方。」這句話她一直記在心裡：「以前我可能比較沒有思考這個。大部分時候都在想為什麼這麼不公平？下班總會累，可能我就會帶著一張沒表情的臉，當時也沒有試著跟婆婆討論需要她幫助的地方。如果可以回到某個時間點，我會覺得婚姻中，可能可以稍微戴個面具，不要太做自己。」惠婷說。
「我們還是會 3 個人一起出去。有需要時，孩子的爸還是會來幫忙接送。」至於跟前公婆的互動，「交接的時候還是會碰到，就禮貌的問好，我也不會沒事去拜訪，孩子的爸也曾直接告訴我：『妳沒事不要來我家。』我就回他：『我也沒有很想去。』我們還是會鬥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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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過這個人，現在他對我來說就是『孩子的爸』。孩子有出色的表現，我們還是會 line 來 line 去。他說我們現在像『合夥人』。離婚前我們沒辦法討論事情，離婚後我們反而成為 partner 了。我現在的生活，比在婚姻裡快樂。」
孩子的心思很單純，看到父母的良性互動，心裡也有模糊的期待，早期會問惠婷：「你們為什麼沒有住在一起？」後來改問：「你們要不要再住在一起？」現在則會跟惠婷說：「這樣很好，你們不用再住在一起了。」
親密關係的結束，也可能是機會與挑戰
旭立基金會親密關係暴力輔導方案社工督導王孝予認為，近年來臺灣婚暴樣貌有了很大的變化：「以前看到大部分是權力控制類型的婚暴個案，近幾年看到關係相處的議題比較多，很難只用一套舊有或固定的方式和技巧來進行服務。」
「對我而言處理過覺得最特別的，是夫妻兩人跟上一代之間的母子議題。有些男性在親密關係裡會受到其他家庭成員觀點的影響，使夫妻關係出了一些問題。但因為原生家庭是很好的資源系統，會提供住屋、經濟支持和育兒協助，當事人往往會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任何選擇。」
在法院近距離碰觸婚暴兩造及兒少，訴訟又常歷時 1-2 年，家暴服務處／家事服務中心和婚暴事件中的相對人（婚暴事件中的另一方，相對於受害人）建立的個案關係比想像得深。黃心怡深深感受到，即便到了現在，社會結構及價值觀還是沒有太多變動，男性養家的模式造就其與子女相處的缺席與空白，黃心怡也曾聽聞許多男性提到他們的「不能選擇」：我賺錢就是為了我的家人。不然我賺這麼多錢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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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換個角度來看，婚暴、離婚及衍伸而來的子女議題，對男性而言未嘗不是全新的機會。以往在男性養家模式下造就的缺席，使得孩子可能與母親較貼近等，這些獨特的動力，讓男性在參與孩子事務上自動卻步。但如今在新的關係狀態中，或許就能獨立的經營與子女的相處。親密關係的結束，不只是失落，也可能是機會與挑戰。
當然，個體的歸因模式無法那麼輕易就改變。如同在上一篇小傑的經歷中，或在新聞事件中，男性經常將關係破裂的原因歸咎於外力因素，如怪罪女性「討客兄」或受外人教唆。黃心怡認為，對一個受苦的人來說，需要一個合理的理由，因此傾向看到比較單一的結果。
「他們常常說：『我不知道，有一天她就突然把東西都收走了。」但親密關係一定有徵候及線索，即便「外遇」也往往是親密關係出了問題的「結果」，而不是源由。「不要害怕找人協助，不要覺得婚姻中的問題太丟臉。現在有太多的資源，付費免費的都有。如果能在出現徵候的時候就趕快去找到資源，或許後面就不會這麼嚴重。」黃心怡說。
而事實上，不只是男性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缺席，旭立基金會未成年子女會面及交付服務組督導李佩樺就表示，在子女的監督會面過程中會發現，很多父母在陪伴自己孩子方面有困難，連很簡單的跟孩子「玩」都很受限：「現場有很多跟孩子互動的媒材，探視方卻不知道怎麼運用這些東西跟孩子互動。另外，心理層面上，看到孩子哭，探視方卻只能說：『不要哭、不要哭』，不太會用孩子的視角來理解他們當下的需求。」
圖／pan xiaozhen @ Unsplash
愛是種能力，也是學習
另一方面，婚暴所衍伸出的忠誠議題，也讓孩子受苦。「孩子準備要去跟媽媽會面時，可能會跟爸爸說：『我不想去看媽媽，媽媽很可怕。』但孩子在會面的場域其實又能跟媽媽互動的自然。」李佩樺說。
父母間長期存在高衝突以及無法合作，對孩子絕對有影響，特別是對比較小的孩子。「他可能會出現生活適應上的困難、退化、尿床、學校生活出狀況等。也可能會覺得不太認識愛是什麼，也不知道怎麼去愛別人，因為他看到的劇本永遠都是衝突，沒有看到問題被解決。」黃心怡說。
李佩樺則認為，人一旦長時間沒辦法很一致的表達自己的情感，就沒辦法專注享受當下的經驗：「孩子跟爸爸玩的時候很愧疚，跟媽媽玩的時候也很愧疚。我們觀察到的這些現象，都會客觀的跟父母討論，讓他們知道可以怎麼做，孩子心裡會比較有安全感。」
如今的政府政策及華人價值皆鼓勵生育，籠罩在這樣的氛圍下，青年男女承受著社會的壓力，但進入婚姻中的個體若不是一個在行為與思考上都能獨立的人，那麼不論在經濟、情感或教養子女方面的複雜度與難度，其實都超乎想像。一個青少年的中輟，背後成因可能是婚暴事件引致的生活驟變，一個相對人的憤怒，則可能源自多重擠壓下的「不能選擇」。僅管離婚並不必然是悲慘世界，但親密關係本就不只是墮入愛河這麼簡單，愛既是種能力，也是學習。
註：想要離婚的兩造，如果不屬於「丁類事件」，一律會走過「調解」的程序。律師張雯婷表示，面臨婚暴議題的當事人，因家庭「暴力」而衍生的民事保護令事件，與「離婚」是 2 種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程序。法院同時受理一個家庭的 2 個案件時，在離婚這一案中一樣會進行調解。因此即便在已被核發保護令的前提下進入離婚訴訟，仍屬家事法第 3 條第 2 項乙類，亦會進入調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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