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6 日，臺中社會局獲通報，朱姓單親媽媽多次在社區大庭廣眾下打罵讀小四的女兒，社區住戶屢勸無效，檢舉人提出女童在電梯內遭母親粗暴狠扯頭髮的影片，當夜社會局緊急將女童安置。
因為有「明確」的肢體暴力，女童進入兒少保護，朱姓媽媽也必須接受親職教育，換句話說，明確可鑒的「肢體」暴力致使這個家庭進入服務。然而對孩子而言，所承受的傷害，真的只有肢體暴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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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中，和父母「路怒」有關的事件並不罕見，民眾拍下並引發後續討論，追蹤報導往往可見路怒背後的隱情，呈現家庭在經濟、社會支持的單薄與弱勢。而在生活中，父母「路怒」的現象亦充斥城市各角落：女性照顧者（媽媽）較常以轉身離開的方式向孩子表達憤怒，孩子則在身後尾隨哭泣；男性照顧者（爸爸）則以「大聲訓示」、講道理居多，這些景象讓駐足觀看者感到窘迫，干預、不干預都無所適從，但也讓我們好奇，路怒父母的內在是否有我們不解的隱情與脈絡？
多數人渴望自己是正向、「有能」的父母形象，「路怒」這個話題實在不易談論，許多父母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已經「遺忘」了當時的情境，或對這樣的心情「開不了口」。NPOst 採訪到 4 位背景迥異、較常發生路怒的父母，從各自的敘事角度一探路怒現象背後的複雜成因：憤怒當下，究竟是什麼議題扣連著壓斷了理智線？懊惱之餘，又怎麼進入深度的自我對話？養兒育女，又是一份怎樣的甜蜜與沉重。
複雜的家庭動力，因為壓抑而路怒
「我身體裡住著 2 個人，時而慈愛，時而猙獰到我自己都不認得。」傳統大家庭的長媳阿繪這麼形容自己，回憶起印象最深刻的路怒經驗：「孩子大約 3 歲時因流感住院一週，我是唯一的照顧者，眼看著他熱痙攣、燒燒退退，心裡其實很痛苦。」那時夫家長輩頻頻表示：「沒有那麼嚴重，出院就好了。」
聽著這些不痛不癢的話，阿繪的焦慮在忙碌的陪病中從未有機會吐露，出院後孩子尚未完全康復，長輩在阿繪反對下抱著孩子出門買玩具，「孩子聽到我說『不行』還是出門了，那個畫面讓我很火大。後來我衝去百貨公司找他們，看見孩子高興抱著新買的玩具，我衝過去扯開玩具打他的手心⋯⋯」單就這個畫面來說，讓人們對阿繪的歇斯底里感到不解、對驚愕傷心的孩子感到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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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繪提起，路怒前後，「聽覺」往往占了關鍵地位，「例如孩子一直問問題，一開始我當然會很溫柔的回應，直到回應的速率跟不上他逼問的速度。」阿繪形容這些聲音在自己的腦袋裡，好像一直往上「堆疊」的積木，然後會在一瞬間「崩塌」：「到底有完沒完！閉嘴！」
「聽覺」的敏銳與否跟家庭生活有關，「我們是大家庭，光吃飯這件事，身為媳婦就不能好好吃，大家的意見很多，有些人覺得要用剪刀剪食物，有些人覺得不必、按照孩子的食量添了飯菜，公公卻嫌少、一下婆婆又責問你為什麼沒有幫孩子夾哪個菜，你就要趕快站起來幫孩子弄，或是解釋說：『那個菜有夾過了。』。」阿繪說：「結婚這麼多年，真的感覺沒好好吃過一頓飯。」久而久之阿繪的「聽覺」被訓練的很靈敏，可以聽見任何家庭成員的評論，卻聽不見自己孩子的需求。
然而在公共場合發怒，不會感到困窘嗎？對於這個提問，阿繪說：「做父母的被困窘習慣了。孩子在生活的細節處，會製造很多困窘給你。」例如聚餐時大家坐定後，阿繪也期待好好吃頓飯，這時候孩子卻說他要「大便」，「吃飯的時候，他想要大便，跟他講過很多次，不要在大家面前這樣說，但他仍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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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感覺的「丟臉」，是「父母」這個角色常常經歷的，「有時候會覺得孩子好像要把很多美好的經驗『磨』掉，在我們心裡有一個恐懼──孩子沒有同理心，覺得孩子隨時要『弄』我、覺得自己被威脅，更多時候是『無助』比較多，不曉得怎麼跟他相處，覺得小孩子似乎沒有辦法講道理，不管講多少次都無法記得，想說兇一點會不會比較記得。」這樣說來「路怒」似乎不完全受制於非理性因素。
在大家庭中，阿繪一直沒有辦法照自己的意志管教孩子，「例如我希望孩子自己吃飯，但公婆就覺得：『你為什麼不餵他？』」她發展出的生存策略是盡量忍耐，用所有家庭成員都不會有微詞的方式教養孩子，同時一直有被監視的感覺，「所以離開家到公共場合反而自由，覺得『終於可以愛怎麼管就怎麼管』，也好像要把平常累積的那些不開心一股腦宣洩出來。」阿繪認為，在路怒的情境下，如果外人來勸阻（包括自己娘家的媽媽），好像都會適得其反：「我會更加生氣，因為這讓我聯想到平常無法做主的自己。」
知道自己不能哭，於是任憑女兒哭
然而，類似阿繪這樣「壓抑」而後「路怒」的經驗類型，其實並不侷限於「婆家」。單親媽媽 Alice 未婚生子後，與「娘家」同住，卻也面對相似的家庭動力：「我的壓力來源來自父母，他們是我的父母，在用詞上因此更加直接。」Alice 忘不掉一個畫面：「女兒剛出生時，腸絞痛常常哭，我爸爸跑來房間門口瞪著我們，責問：『妳做母親的，為什麼沒有能力安撫她？妳會吵到別的鄰居。』這個畫面在當時讓我感覺非常傷痛。」
也因此，孩子大一點方便帶進帶出後，Alice 便常離開家，在城市各角落構築他們的親子時光，「有時我們在便利商店用餐，我就順便把功課看一看」。孩子 3 歲時，較常發生的路怒經驗是：「2 + 3 = 5，這麼簡單，妳為什麼都聽不懂！」Alice 會咆哮著：「我已經拿東西給你看了，妳為什麼還是數不出來！」憤怒當下聯想到的是：「如果她考不好，我父母會罵我。」Alice 當然也會意識到旁人的眼光：「店員一定覺得我是一個很爛的媽媽，周遭的人對我的評價一定很低，可是我沒有辦法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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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緒需要宣洩，但不適合在任何人面前，我習慣帶著她去校園散步，會在某個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大哭，女兒看到會對我說：『媽媽，妳感冒，流鼻涕了。』」女兒進入學齡後，Alice 盡量不在她面前展現脆弱，「我通常會去看電影，利用電影院黑漆漆的，大家都看電影，沒有人注意到你時哭。那時候，我會覺得不用再偽裝。」即便和女兒一起看輕鬆的卡通，Alice 也會掉淚：「我發現，其實我們平常不哭，不是因為心裡不悲傷，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哭。」
有時，Alice 會「任憑」女兒在公共場合大哭，「我沒有去阻止她，因為我被壓抑慣了，我不想要壓抑我的女兒，就像我的父母壓抑我。妳可以在路上大哭，也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也因此，外顯來看是一個路怒、不理會女兒感受的媽媽，但內在運作著阿繪的體會與看法：「那種時候我最需要的是『leave us along』（別管我們！），讓我們把事情處理完，讓我跟女兒的情緒都宣洩掉。」
不敢在夫妻關係中起衝突，對孩子起衝突「比較容易」
於受暴婦女領域服務多年的社工師小陳，認為自己的路怒行為來自非常嚴格的先生，「他對於孩子的很多細節都很重視，很多層面都非常焦慮，比如看到其他小朋友用球丟兒子，兒子當下沒有閃躲，他會立刻暴怒、突然拉著兒子的手離開，他的心情原本是心疼兒子，但他選擇用『罵』和說教的方式，告訴兒子他所重視的事情：『你不可以被欺負！』」
小陳認為自己某種程度承接了先生的焦慮，育兒的頭幾年路怒的情形比較嚴重：「例如搭電梯的時候，兒子有時不給我牽手，一講再講還是不聽，我就會開始抓狂，我會直接聯想到我先生對我的要求，然後反映在兒子身上，直接飆高聲音罵他：『你不曉得爸爸會怎樣嗎？你等下跌倒爸爸會開始生氣，為什麼還要這樣？』」小陳開始重複所有先生可能會有的擔心和想像，「對我來說這已經不是講道理，而是抓狂了。冷靜下來之後你會想，其實他也才 3 歲，對他講這些，我到底是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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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這樣失控猙獰的模樣，小陳有時害怕被先生看到，有時又好像故意要演給他看，「這幾年比較清楚意識到，我把我們夫妻關係的不滿投射在孩子身上。」小陳服務的族群是家暴婦女，她自己長年受性別平等的養成與薰陶，但她形容自己還是「很華人」，婚姻生活中不太直接與先生起衝突，「我會盡量想，算了，忍過去。」但小陳也發現到自己身上的「不一致」：跟孩子衝突，比跟身為「成人」的先生容易得多，「好像我們都把暴力投射在比較弱小的對象身上。」
其實這樣迴避衝突的心境，不只運作於女性。路怒爸爸 Eric 在職場上處理衝突游刃有餘，但在家庭生活裡，卻也運作著相同的「迴避」：「在公共場合，我的理智線會斷掉通常是因為看到孩子一直『盧』我太太，而太太對孩子的需求沒有回應，我看到這個畫面會心生不滿：『妳為什麼要這個樣子？』這些情境讓我緊繃，我就會大聲訓斥。但因為通常小孩剛好有犯錯，所以我會先針對小孩，憤怒也會轉嫁到小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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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孩子一起，努力面對世界
路怒後，孩子的心受傷了，父母狼狽又尷尬，社工師小陳是這樣收尾的：「半小時後，我會跟兒子說：『對不起⋯⋯媽媽是因為⋯⋯才會這麼生氣』，把我心裡的每一層講給他聽，問他：『你願意原諒我嗎？』然後跟兒子抱一下。」這一方面出自社工的養成，一方面小陳記得在自己成長的過程，父親也曾在暴怒後選擇寫信跟小陳道歉：「雖然之後父親依然故我，但回想起來，記憶裡會有這個畫面，覺得父親有真實的情緒，跟他感覺比較親近。」
現在如果小陳在路上看到路怒的家長，駐足觀看的時間會比自己還沒當媽媽的時候長，「我不會明目張膽的看，會假裝沒事，坐在旁邊，因為家長如果察覺到路人的『側目』，通常會更火大，可能會拉長說教時間，或是壓低聲量但更嚴厲。」知道家長當下正經歷的張力已經很大，小陳不會馬上插手：「兒子有時候又很愛問，我會故意解釋給兒子聽：『每個爸爸媽媽都會有壓力很大的時候⋯⋯』讓路怒的家長知道，其實有其他人知道你的心情、給予他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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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是，4 位受訪的路怒父母經歷這些親職困擾，卻都不曾向正式單位求助。Alice 習於運用同質的網路社群（如單親媽媽社團）抒發心情、互相打氣，也在宗教、靈性的範疇得到一些協助：「我信仰的宗教，讓我相信我們不曾孤單，這觸及到我內心深處身為單親媽媽的需要。」
小陳認為女性對「自我」的照顧在生活中常被「重新排序」或省略消除，「媽媽其實要的不多，如果可以偷一點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實就很開心。我偶爾會請個假，然後去按摩。對我來說偷一點這樣的時間，回到家裡，也比較有能量跟孩子相處。」
圖／@ Max Pixel
Eric 則認為：「現在資訊獲得很方便，不一定要面對面，如果要使用諮商，我覺得雙方都要到，單方面的『訴苦』，可能不是我想要的。」阿繪則擔心不在傳統婚姻框架中的助人者，可能聽不懂她的糾葛，倒是曾經嘗試看精神科，「醫生開藥給我，其實我都沒有吃，藥袋後來被先生看到，他非常驚訝，想知道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意外的契機讓阿繪有勇氣跟先生袒露感受，先生變得比較支持她，阿繪也較有能量歸納讓自己情緒不穩的情境：「現在我不會勉強自己參與所有的家族聚會，我的『自我照顧』就是利用孩子上學時好好的吃一頓早餐，光是理解到自己的這個需求，就讓我很開心。」
阿繪常在深夜瀏覽小孩照片，對她來說是情緒的自省與沉澱，「幼兒園畢業照裡，我的孩子不開心。他那天本來快快樂樂出門，但因為上學路上被我罵了一頓，照片裡他盡力擠出笑容。」阿繪看到這張照片會想掉淚，「孩子很努力的面對這個世界，我也要努力當一個好媽媽。」
「日常」與「通報單」，僅一線之隔
Alice 則提起一樁令人心折的回憶，「女兒 1 歲多的時候，我對她說過很殘忍的話：『我不要妳了，我要把妳丟到垃圾桶。』當時女兒默默的看著我，然後轉身背對我：『妳要吃什麼吐司，我做給妳吃』。」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問，Alice 的心情緩和下來：「我要吃巧克力。」女兒說：「好，我來做巧克力吐司。」Alice 感受到，孩子對大人的愛，往往是無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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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路怒媽媽心裡很多的轉折，路怒爸爸 Eric 的思考比較放在大環境對父母角色的形塑，如職場的請假制度：「夫妻 2 人都要上班，小孩卻生病了，這種『突發』狀況讓我痛苦指數最高，如果沒有好的方式去解決，就會演變成更大的衝突。」Eric 也認為臺灣的公共空間不是友善的育兒環境，必須時時警惕，因而父母在公共場合就很緊繃，容易因為孩子的危險舉動而發飆。孩子如果掙脫父母的手自行探索，父母的焦慮感馬上會扣聯到交通意外或對於社會案件的恐懼，「有時不完全是孩子的舉動危險，而是環境中的危險因子太多。」Eric 說。
因為生兒育女後面對過這些窘境，服務案主時，小陳的立場和態度就比較寬容：「我的工作很常碰觸到夫妻衝突衍生的親子困擾，以前會覺得這些事情很『大』、很嚴重，當我自己經歷這些，才儼然發現這是夫妻關係、家庭生活的『日常』，有些人的日常可能很容易擦槍走火、變成『通報單』，而有些人的日常，他們可以用一些方式解決，閃一下、躲一下，等情緒緩和一點再來處理。」
接下篇：父母有可能「恨」孩子嗎？／路怒父母的社會支持在哪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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