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度到臺灣:女性無家者的雙重弱勢/【文化建構實驗室】專欄

圖/Sharon Christina Rørvik @ Unsplash

編按:

「文化建構實驗室」是一個由慕哲人社人生百味共同發起成立的迷你研究會,從 NPO 與社會創新的實務工作中,不斷思辨與討論各種可能。NPOst 邀請他們開啟「文化建構」專欄,期望讓更多迷惘於助人工作的朋友,從他人的經驗與討論中,共同思索服務的意義。

 

文 / 余思賢、簡艾薇  慕哲人社

無家者的存在是許多國家亟欲面對的課題。然而,從上個世紀末起,即使各國搬出各種對策,無家者的人數卻不減反增。其中一個現象是──流浪家庭的比例在某些國家穩定增加,其中又以單親媽媽帶著街童居多。

在許多地方,因為女性無家者仍屬少數,社會扶助方案往往忽略她們的需求,使她們的處境比一般無家者更險峻。曾在印度從事 NGO 工作與研究、曾在印度 Bachpan Bachao Andolan 組織從事 NGO 工作與學位論文研究的程敏淑,就發現女性成為無家者的主因與男性不同。男性通常是經濟剝削的受害者,因為失去常規工作而流落街頭;女性則是為了父權的壓迫而逃離,但這種壓迫一直到流浪都未曾終止。

程敏淑對印度女性無家者的觀察相當細膩,非常值得社會工作者借鏡。她從印度女性無家者流浪前的處境、流浪時的遭遇與生存對策,以及政府或 NGO 工作者的方案,描繪出文化暴力受害者的完整面貌。

圖/Igor Ovsyannykov @ Unsplash

離開婚姻暴力,離不開「文化暴力」

程敏淑發現,婚後逃離夫家暴力是印度出現女性無家者最常見的原因。這些女性看似婚後才受到壓迫,但是性別意識形態很早就威脅著她們,一名個案「都麗」清楚的呈現文化暴力在逃家前加諸於她身上的結果──

都麗是一名在德里流浪的單身女性無家者。父親在母親生了 4 名女兒(最後一名是她)之後拋棄了母親。父親離開時母親已懷孕,結果生了男孩,父親因此回到家,從此她就成了被忽略的人。都麗被強迫嫁到姐姐的夫家,以挽救不孕姐姐的婚姻。

婚後第一天,丈夫竟表明娶她的原因只是想要嫁妝── 一輛摩托車。往後除了滿足丈夫的性慾,2 人之間沒有任何連結。即使生了小孩,丈夫仍成天賭博不養家,丈夫與夫家親戚都常打她。最後她決定帶著 2 個女兒和 1 個兒子逃家,但後來兒子被丈夫帶回,她和 2 個女兒從此流浪街頭。

印度文化貶低了女性價值,並且正當化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使都麗無法享有好的教育,婚後夫家也可以「正當的」以各種方式壓迫她,例如要求她履行「婦德」賺錢顧家,又強取她辛苦賺來的錢,甚至正當化直接暴力,毆打欺凌她。即使是程敏淑自己,也在印度直接感受到這種文化暴力──僅因為工作晚歸,就被一些黃包車司機看成壞女孩而遭到揶揄。

印度是一個父權結構階級意識都相當穩固的社會,因為曾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反抗心態,也使得印度在推進民族獨立運動時,對於西化的價值改革如女性平權等有所抵抗,除了婚姻習俗要求女方提供嫁妝,家庭資源一般也都會投資在男性身上。

圖/程敏淑提供

程敏淑借用和平學開創者 Johan Galtung 的概念,從「文化暴力──結構暴力──直接暴力」的連動關係,說明印度女性無家者的處境。文化暴力潛藏於意識形態、宗教等價值領域,提供了一套偏頗的價值觀,可以正當化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形成結構暴力),也可以正當化人們對特定對象的直接暴力,如毆打、殺害、強暴等行為。

女性無家者獨有的性別壓迫恐懼與生存策略

然而,逃家並未使印度女性無家者遠離性別文化暴力。因為離家等同背棄文化中的性別規範,很多人認為她們不配接受幫助,街頭的騷擾與強暴也時常發生。

在這樣的處境之下,程敏淑發現印度單身女性無家者至少有 2 類重要的生存策略。第一類是重建自己在性別角色中的道德地位以得到同情或施捨,例如宣稱自己照顧子女,或貶低其他女性無家者以彰顯自己和她們不同。

另一類生存策略則是針對性別壓迫所做的各種應變。為了避免在毫無隱私的街頭環境中被性騷擾、強暴,她們會隱藏自己的傳統性別特徵,例如留短髮以模糊性別、展示陽剛霸道的個性、宣稱自己是同性戀,或是蓋頭睡覺以免被辨認性別等。

圖/Avik Saha @ Unsplash

還有一項廣泛的生存策略,是混合前 2 類策略所做的應變,亦即在街頭尋找男性伴侶,活在「丈夫」的保護傘之下。雖然她們很可能沒有固定的伴侶,但這種策略兼具以上 2 種功能──透過這種異常的家庭建構,她們得以拾回印度文化強加於女性的道德角色,可以成為人妻甚至更妥善的照顧兒女;另一方面,也能讓自己免於受到其他男性的侵害。不難看出,對「關係」的關注以及對性別壓迫的恐懼,是女性無家者有別於男性無家者的特徵。

收容所不比街頭安全、受害者成為加害者

201 1 年,印度最高法院命令各主要城市必須提供收容所給無家者,但弔詭的是,即使床位遠遠不夠,使用率卻很低。程敏淑發現,其中一個原因是收容所的環境並不比街頭安全,暴力仍然層出不窮,這不只發生在男性迫害女性,有些甚至是女性無家者霸凌同性──過往的被霸凌受害者轉成加害者。收容所中的權力與性別關係顯然是必須被關注的事情。

此外,收容所中的隱私也是造成印度女性無家者的恐懼來源。前文提及的都麗就住在收容所,她表示雖然外面的公廁要索價,有時會還是會去公共廁所小便(要價 2 盧比,臺幣不足 1 元)和洗澡(要價 10 盧比,臺幣不足 5 元),除非沒錢才會在收容所使用廁所,因為收容所的廁所無法上鎖,有些男性會闖進來,相當危險。此外,印度無家者收容所幾乎沒有考慮到懷孕女性或需哺乳之女性的空間需求。

在男性居多又毫無隱私的情況下,女性無家者很容易成為暴力受害者,有些女性在這種情況下乾脆成為針對同性的施暴者,意圖彰顯霸道以保護自己。

圖/程敏淑提供

雙重弱勢,女性複製壓迫到女兒身上

因為印度的女性無家者比男性稀少很多,所以社會很少關注她們的真實狀態和需求,社會扶助方案也以男性無家者為主。面對文化暴力、結構暴力、直接暴力等長期的 3 重壓迫,這些女性無家者跟男性無家者處於完全不同的世界。社會處遇方案亟需考量她們的切身性與社會關係需求,否則很容易造成二度邊緣化。

文化暴力是女性無家者的處境根源,這種扭曲的性別意識形態會透過她們與周遭的互動關係不斷強化。程敏淑發現,印度女性無家者若有女兒,甚至會複製這種壓迫在女兒身上,很早就把女兒嫁出去,相信父權家庭可以給女兒她給不了的東西。因為這樣的父權思想已經內化到骨子裡,她們於是成為繼續強化父權文化的來源。

圖/Jiri Moonen @ Unsplash

在資本主義當道的今日,生產力成為衡量個人價值的指標,這當然會形成另一種文化暴力,成為政府或社會大眾壓迫無家者的「正當」理由。然而,NGO 工作者應當心捫心自問,是否不慎亦落入文化暴力的陷阱。當 NGO 工作者試圖用「無家者也能工作」來抵抗社會的功利批判時,是否也強化了特定意識形態,讓其他真的無法工作、只能乞討的無家者落入更險峻的處境?如同程敏淑所言──許多印度單身女性無家者,僅僅在公共場域乞討就被送進監牢。

要解開文化暴力加諸於弱勢族群的汙名,必須重建他們與社會大眾的關係。這個路徑或許必須先透過外力突顯他們活生生的、立體的人格存在,而不是資本主義中被物化的人,更不是某一性別所擁有的「物品」。

近年臺灣有些公民團體致力開發專案,例如芒草心慈善協會的「街遊 Hidden Taipei」、「真人圖書館」,夢想城鄉營造協會的「木工創作班」,人生百味的「石頭湯」,以及近期的「貧窮人的台北」等活動,都嘗試在弱勢者和民眾間建構新的互動關係。我們也深刻期待這些努力,有朝一日可以真正消除文化暴力。

貧窮人的台北活動主頁。圖/@ 貧窮人的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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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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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由「慕哲人社」與「人生百味」社會企業共同發起成立,是幾個公民團體每隔週定期相聚的迷你研討會,每次聚會都邊丟問題邊想辦法,然後回頭去用行動擾動社會。相信人與人的關係連帶是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一切擾動都需從這裡下手;相信社會間的種種對立──傳統與創新、個體與社群、精英與常民、貧者與富者──在擾動之後都可能被消解,新的生活價值由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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