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貧窮的地方看得到可口可樂，卻看不到疫苗？」全球最大 NGO 扭轉 1.38 億人命運／2017 NPOst 年會前導報導 1
編按：
今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是 NPOst 一年一度的年會。我們邀請到全球最大的 NGO BRAC 執行長法茲雷爵士（Sir Fazle），分享他如何自 1972 年創辦 BRAC、近半世紀以來持續在其遍布全球的、超過 11 萬前線與後勤成員之間，貫徹其組織價值、凝聚共識，使得一個從發展中國家原生自立、45 年來不斷成長茁壯的 NGO，能夠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蟬聯全球 500 大 NGO 第一名。
如今，BRAC 在全世界 11 個國家扶助超過 1.38 億人，旗下擁有 4.8 萬所學校（包括孟加拉頂尖大學 BRAC University）、1.2 萬個社區發展組織，並透過創新模式經營社會企業（如孟加拉最大的乳製品公司 Aarong Dairy）。BRAC 甚至擁有自己的商業銀行 BRAC BANK，以及全世界最大的行動支付平臺 bKash，使用者超過 2500 萬人。
法茲雷爵士則名列今年《財富雜誌》世界前 50 大領袖，更被阿育王基金會（Ashoka）尊為「全球偉人」，並榮獲全球公共衛生獎、世界糧食獎、世界企業家獎等無數榮譽獎項。法茲雷爵士本身就是一個傳奇，NPOst 將持續推出他的故事與獨家專訪。他的蒞臨與寶貴分享，將是臺灣有史以來 NGO 領域最重要的盛事之一。
文／諾席亞（Jean-Christophe Nothias, JCN） NGO Advisor 主編 翻譯／劉晏汝
NGO Advisor 公布了 2017 年 NGO Top 500 總排行，與此同時，也採訪了榜單中猶如「公益界常春藤組織」的創辦人暨執行長法茲雷爵士（Sir Fazle Hasan Abed，以下簡稱阿貝德）。阿貝德的組織 BRAC 如今已有超過 11.8 萬名員工，堪稱是全球最具影響力及效益的公益組織。
諾席亞：
2017 年再度獲得全球前 500 大 NGO 第 1 名是很難得的成就和認可，但這也意味未來有更多的挑戰，你們組織是否已經「大到不能倒」，需要政府投資協助？
阿貝德：
首先，我要代表我們 BRAC 的大家庭，向 NGO Advisor 對我們的認可，表達最誠摯的感謝。現今全球有許多公民社會組織不辭辛勞的工作，希望能為社會帶來改變。我們能在排行中名列前茅，已經是莫大的光榮。
我認為 BRAC 永遠不可能會「大到不能倒」，在孟加拉，政府已經逐漸開始提供先前只有我們 BRAC 和少數非政府組織在提供的服務。比如說，儘管孟加拉政府幾經輪替，卻還是能藉由國立小學，將影響力拓及更多地區。我們認為這是成功的跡象。
同時，在 BRAC 裡，失敗並不是什麼壞事。我經常鼓勵我們員工把失敗看成提升組織影響力的機會。我們在 80 年代推出兒童生存倡議，最初測試的結果其實很糟糕。這是我們第一次嘗試推行的全國培訓計畫，我們想教鄉村地區的婦女用當地可以取得的水、糖和鹽，混合並配製出治療兒童腹瀉的口服脫水補充液。一開始，受訓媽媽中只有 1 成會用這種口服液，但我們不斷改良計畫，直到使用率達到 100%，才將這個計畫拓展到全國的規模。
圖／@ BRAC
諾席亞：
放眼公益界，我們探尋頂尖的組織時發現，成功組織的架構似乎比較像個「體系」（systems），而非專門項目的企業，他們著眼於相當多元的問題，且擁有許多不同的執行單位，有些是非營利組織，有些是營利企業。在你看來，這是未來能帶來長遠且永續影響力的做法嗎？社會企業有可能在那些仍堅守慈善做法的非營利領域中產生革新嗎？
阿貝德：
BRAC 背後的意義是改善不平等的體系。雖然我們有很多計畫還是得依賴一定程度的補助，例如我們的脫貧計畫，不過我不會稱之為「慈善做法」，因為我們的宗旨是讓極為貧窮的人口能夠自給自足，而非繼續依賴他人。
我們有很多方法能改善社會的基本條件，其中一種便是運用社會企業，舉個例子來說，BRAC 創建了一間乳製品公司 Aarong Dairy，該公司會向申請小額貸款買乳牛的農婦購買牛奶，這間公司目前是孟加拉最大的乳製品公司，這是有效為貧窮人口帶來更好機會的方法之一。
政府、公民社會組織、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都有各自發揮的空間，沒有一種模式能夠解決各種不同的問題。
位於孟加拉東北一個村莊中的婦女與她家的新成員── 一頭羔羊。圖／@ BRAC
我向來都知道捐款資助不可能一直很穩定，若要提供長遠有效的對策，例如，想要在孟加拉或我們組織所耕耘的另外 10 個國家帶來相當有意義的改變，那我們就得發展能夠有穩定收入的方法，才能達到一定程度的永續性，我深信我們都應該避免過度依賴捐款。
例如，我們在小額貸款中對客戶收取的服務費用，就能協助抵銷開銷。我們針對乳製品、紡織和種子等能夠幫助貧窮人口並同時為 BRAC 產生盈餘的產業，創辦相關的社會企業，我們也運用企業盈餘資助教育和衛生相關的計畫。
我們甚至有一間商業銀行 BRAC 銀行，該銀行還經營名為 bKash 的行動支付系統，從 2500 萬的頻繁使用者和其他數據看來，bKash 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行動支付系統。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一點，我們許多相當成功的計畫，包含大部分在孟加拉的計畫，仍然要仰賴捐款才能推動。我們在孟加拉的計畫有接近 8 成有自己的金源，我們預期這個比例在未來幾年內還會上升。
BRAC 深耕孟加拉與世界其他 10 個國家。圖／@ BRAC，NPOst 自行截圖
諾席亞：
由 11.8 萬多名員工組成的 BRAC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在你看來，BRAC 是否已經變成管理學院的指標？哈佛商學院有把你們組織的例子納入課程中？
阿貝德：
哈佛商學院的確有把 BRAC 的幾個個案研究放進他們的課程中，我們發展領域其中一個為人所知的就是「（服務）輸送的科學」（science of delivery），意即有效的將服務送到需要的人手上，這也是企業可以學習的技巧。
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總裁金墉也是「輸送的科學」理念支持者，我同意他所說的，從今往後，最重要的不是應該給什麼，而是怎麼給。我們必須改良輸送的科學，就算是像剛才提到的口服脫水補充劑，也能幫助我們消除最根深蒂固的貧窮問題。
但如果 BRAC 能象徵任何一種理念，我會希望它象徵的是能夠長遠讓社會基本條件轉型的實際力量。
哈佛商學院將 BRAC 案例放入課程中。圖／chuttersnap @ Unsplash
諾席亞：
你會建議剛畢業的年輕人加入像 BRAC 這樣的組織，還是在金融界找工作？
阿貝德：
每當有年輕人告訴我，他們未來想在發展領域找工作，我常常會建議他們先在私人企業待個幾年。我以前在殼牌公司工作，因此學到怎麼有效管理大型計畫，我認為這對我剛創立 BRAC 時的助益很大。
儘管如此，如果你渴望幫助他人，尤其是那些天生比較弱勢的族群，那在這個領域發展，會很有滿足感。我時常會讓我們 BRAC 的員工有偌大的責任和一定程度的權限，這樣他們就能有學習、進步，甚至犯錯的空間。
諾席亞：
BRAC 認定貧窮是一個體系，它背後隱藏著盤根錯節的原因。BRAC 會對政治人物造成威脅嗎？還是我們換一個說法：政治人物會不會把 BRAC 視為挑戰，或是認為 BRAC 在跟他們競爭公共職責或權力？
阿貝德：
當然不會，不過對於貪腐的政治人物來說，我們應該算是種威脅。運作完善的政府有能力、也應該照顧到教育和健保等很多面向的發展，就像剛才提到的，孟加拉政府最近已經能確保所有來自貧窮地區或家庭的孩子可以上小學，成效甚至還更好。像這樣的情況下，BRAC 欣然退居二位，讓政府做事。
政治人物通常會把 BRAC 視為資源，而非較勁的對手，例如我們提供教師訓練，改善國立學校的體制。另外，我們的 BRAC 大學也為孟加拉培育新一代的公職人員，我們的社區衛生計畫是和先前的健康衛生系統相輔相成，而不是與之競爭，舉例來說，我們會當貧窮戶和政府診所之間的橋樑，或是在孕婦出現併發症時，指示她到醫院，有訓練有素的醫療人員陪伴在旁，孕婦才可能順利生產。不管在什麼方向耕耘，我們只想輔助政府做得更好，而不是取代政府。
圖／freestocks.org @ Unsplash
諾席亞：
BRAC 打算在未來 5 年內，在孟加拉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以減少不平等的情況，你們有可能碰到什麼阻礙嗎？
阿貝德：
見證過 1971 年孟加拉獨立後的改變後，我本身是很樂觀的。1971 年孟加拉人的平均壽命僅僅 47 歲，主要是因為居高不下的兒童死亡率，當時全國有約 1/4 的兒童活不過 5 歲，但現在平均壽命已經超過 70 歲，而且 5 歲以下的死亡率低於 4%；1980 年至今，孕婦死亡率已經降低了 75%，嬰兒死亡率從 1990 年至今已經減少超過一半。我們也把生育率從原本的 1 母 7 子，降低到遞減水平生育率。
據說在公共衛生的數據上，如此快速的變化幾乎是史無前例，也許只有在明治維新的日本才有類似的紀錄。我相信這樣的改變是全方面的，因為我們已經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社會，女人有權利自己做決定，例如讓女兒接受教育，而非受到傳統父權壓迫。雖然孟加拉仍然是個相當保守的社會，但我們在教育上已經達到、甚至超越性別平等的水平，這代表學校中的女生多過於男生，這是相當驚人的成就。
不過我們的確可能碰到一些困難，例如機構內的某些不穩定，或我國許多對法治系統的威脅。這些都是我們過去碰過的阻礙，但我們碰過，也克服過，所以我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圖／Aaron Burden @ Unsplash
諾席亞：
有關 BRAC 的國際拓展版圖，你們的下一站是哪裡呢？
阿貝德：
我們正在研擬拓展國際分部的策略，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當地許多人生活的基本條件就和我們在孟加拉剛開始發展時一樣，我希望 BRAC 未來幾年能在這個地區的更多國家拓展。
諾席亞：
如果不久後，能有像企業界盛會一樣的「非營利界的達佛斯會議」（Davo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你會想參加嗎？如果會參加，那麼你演講的主題會是什麼？
阿貝德：
如果我們公民社會也有像企業界一樣的達佛斯會議，那的確是意義非凡。如果我有參加，我會等不及向大家分享我們經營BRAC 45 年來學到的經驗。我想要強調，非營利組織必須更注重效率、成效，以及執行更大規模的計畫，企業很擅長這些事。企業通常能相當有效的遞送商品和服務，但社會服務組織卻做不到，你可以在世界各個角落看到可口可樂的罐子，卻沒辦法隨時看到疫苗。
圖／@ BRAC
這讓我想到了韓德森（Donald Henderson）的故事。這位美國的傳染病學家曾經帶領根除天花的計畫，1978 年在肯亞的一場即將宣佈天花絕跡的會議上，時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馬勒（Halfdan T. Mahler），對著韓德森說出他先前問過的問題：「韓德森醫生，下一個應該根除的疾病是什麼？」
韓德森拿了麥克風回答：「糟糕的管理」（bad management）。
好的管理是可以學習的技巧，在發展領域中，管理儼然是目前最重要的議題。如果發展領域真的有達佛斯會議，也許能促進我們彼此學習更好的方法，讓我們懂得管理更大的計畫，以及有效將服務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上（包含改善輸送的科學，並根除糟糕的管理模式），如此一來，最終我們可能真的能夠根除極端貧窮。
原文出處：NGO Advisor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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