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NPOst 邀請資深國際 NGO 工作者褚士瑩阿北隔空問診（大誤），回答關於非營利工作領域的問題。無論你是志工、NPO／NGO 工作者、捐款人、有志投身公益者，都可以來填表單問問題喔！褚阿北每週將抽出 1-3 個不等的問題來回答，現在就來舉手發問吧！

與父親感情深厚的兒女：

我爸爸最近看了「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The Silent Teacher）」預告片後說他要捐大體，可是我偷偷在想，我會不捨得，不知道阿北從 NGO 工作者的觀點怎麼看這件事？

意志堅定的褚阿北：

NGO 的工作，就是被世界所用。

大體捐贈：毫不費力的為世界所用

在我所居住的美國麻塞諸塞州（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大體捐贈跟器官捐贈是駕照上面的基本選項，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無論出身的背景文化，在換照的時候都會毫不猶豫選擇「同意捐贈」這個項目，選擇捐贈的駕駛人，駕照的右下角就會有一個小小的紅色愛心，上面寫著「DONOR（捐贈者）」。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考慮過不勾選。

身為一個 NGO 工作者，不就是希望能開放自己的生命、被世界所用嗎？既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讓自己變得有用，為什麼會想要拒絕呢？

我曾經在這個專欄當中，討論過「工具人」的概念（參考：「褚士瑩專欄【阿北私會所】用可愛又可憐的孩子照片募款，真的比較有用？」）。很多人厭惡被別人當工具人，受到利用，所以沒有加班費的話，千萬不要為老闆工作。但我並不這麼想。

為了下一代，當好一個「工具人」

重工業、燃煤電廠多集中於臺灣中南部地區，我就是在這其中的高雄煉油廠裡長大的。煉油廠與發電廠、焚化爐、 石化廠、半導體廠，以及燃油交通工具，共同產生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一級致癌物 PM2.5，從小我就在這樣的高危險環境中，每天 24 小時不間斷大量吸入 PM2.5，我們的社區民眾罹癌率也明顯高出臺灣平均，卻是個街坊之間不能說的禁忌話題。

長大以後我雖然離開這個社區，在國外的 NGO 組織工作，但我仍然選擇繼續參與社區的公民團體運動，同時身體力行環保生活，某一種層面也是為我父母那一代的無知行動贖罪，2017 年 2 月 19 日臺中、高雄同步舉辦的反空污遊行，我所參與的「油廠社區文化生態保存協會」也加入南部公民團體響應遊行。

「我們血液裡面的重金屬跟致癌物質，已經不會代謝掉了，想要逃過癌症的魔掌搞不好早已經太遲，上街頭又有什麼用呢？」當有社區老一輩的民眾提出這樣的質疑時，我們的夥伴許經緯，只是用理所當然的語氣，理直氣壯回了一句：

「我們這麼做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下一代。」

許經緯（圖中左一）：「我們這麼做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下一代。」圖／許經緯提供

捐出自己身體讓醫學院學生學習解剖的「大體老師」也是如此。捐出自己的身體並無法為自己或是家人得到任何好處，卻有可能因此教導一個醫學系學生對人抱持尊敬、謙卑，無論對方是活的，還是已經死了。

如果我們有一點能力、影響力的話，一定要記得當好一個「工具人」，我們不需要「幫」弱勢發聲，因為那是一種極大的傲慢想法，但我們可以當大體老師，讓學生能夠學習；當講臺，讓弱者有踩腳的地方，站在足夠的高度被看到；當翻譯，讓弱勢者的聲音被聽懂；我們可以當擴音器，讓微弱的聲音被聽到。

學習從自艾自憐的情緒中抽離，從競爭式的思考中跳脫出來，才能開始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如果說，這因此讓我成為所謂「工具人」，那也無妨，因為了解「工具人」的價值，才能做好 NGO 工作。

圖片來源／https://goo.gl/AP6zj4

如果還是捨不得怎麼辦？

基於好奇，我問了這位發問者到底在捨不得什麼。

「我不知道。」他回答。

「你現在有天天陪伴他嗎？」我問。「沒有，」他說，「我爸才不要我陪。」

「既然他活著的時候都不要你陪，他走了幹嘛要你陪？」

「⋯⋯我是想，直接燒掉丟海裡不錯，讓人去切切割割比較那個⋯⋯」

「你難道不覺得，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嗎？為什麼要幫別人決定，自己決定自己就好了，不是嗎？」

「是啦！」他回答，「所以我不敢看這部電影，怕看了想太多。」

我心想：實際上你已經想太多了！太遲了。

圖片來源／https://goo.gl/jJbdMv

電影當中，當時在輔大醫學系擔任解剖學教授已經 7 年的蔡怡汝教授，除了擔任解剖學的教授，也負責大體老師的相關業務，對大體捐贈數量過少、跟教學需求的數量不成比例而擔心，她在校內非常鼓吹大體捐贈的活動，但當被問到如果想捐大體的是自己的至親時，蔡教授卻誠實的回答說她無法接受：

「我沒辦法接受爸爸過世後，成為解剖堂上的一具教材。」

她說除非大體不要捐給她任教的學校，或是那一學期她不教解剖，總之她會選擇逃避。為自己這樣的想法，蔡教授對著鏡頭說她感到非常抱歉。

就像未來的醫生，還有訓練未來醫生的老師們，NGO 的工作者也大多都是好人，但並非好人就可以相對輕鬆的做出對的決定。然而，讓對的聲音，無論多麼微弱，都有機會被世界聽到，卻是好人的責任──更重要的是：這微弱的聲音，要能被自己聽到。

回頭看看臺灣對於自己和親人肉身的難捨，或許透過這部電影的契機，讓自己學會正面迎接這個困難的問題，學會當好「工具人」，也是一堂對自己很好的生命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