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政體之下 一段慈善及社會創新變質的故事

文／劉彥良

公益組織能否順利發展，與「公民社會」的健全程度。當有意改善社會的組織，受到極權政府或官僚文化的干涉，便可能導致「慈善、公益」的發展步入錯誤方向，甚至面臨消失的危機。

由古鑑今，台灣數位文化協會秘書長陳文良以親身經驗為例，他曾經看見慈善與社會創新，在極權體制底下，一度受到大力扶植，卻也見證其在一夕之間化為泡沫。

極權體制介入，社會創新嘎然而止

「中國共產黨一度向全世界取經，想在中國『重現』慈善文化」提及極權政府影響慈善發展，陳文良以中共政權為例，說明當地社會因文化大革命，導致「慈善文化」破壞殆盡。兩岸的敵對狀況，更導致中國民眾不信任台灣慈善機構。就連慈濟在1998年，前往中國賑濟長江水災時，也被懷疑是假賑災之名，幫國民黨收買人心。

台灣公益團體無法取信中國，其他國家狀況又是如何？陳文良說明，2015年時，美國英特爾公司曾在中國推動「智慧城市 Smart Cities」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試圖透過數位技術，帶動民眾與慈善機構參與城市運作，解決城市發展的各項困局。然而在當年年底，英特爾卻裁撤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部門，使中國社會創新頓失發展指引。

深究公益、創新活動難以在中國紮根之因，陳文良觀察，「開放政府」、「開放資料」及「公民社會」精神，被中共當局視為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工具，當極權政府將創新視為威脅，相關的公益行動便只能在不信任中消逝。

民主台灣發展社會企業 也面臨創新難題

陳文良表示，回頭看看台灣的發展歷程，在早年還沒進入民主的時代，「慈善」曾是國民黨必須牢牢掌握，用來疏導地方深仕紳影響力的統治工具，被歸屬於「國民黨社工會」的動員對象。

更是現在的台灣，政治制度已經和中國大相逕庭，陳文良指出，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公益」可以說是「國家、市場、公民社會」的分工結果，但隨著網路興起與科技發展，愈來愈多跨專業人才投入其間，帶動「社會企業」經營形式與「社會創新」的風氣，也讓「國家-市場-公民社會」的分工逐漸模糊。

陳文良說明，「喜憨兒烘焙屋」可說是社福團體發展社會企業的經典案例。一方面化解社會對心智障礙者就業能力的疑慮，更打破「公益麵包不好吃」的刻板印象，聘用專業烘焙師和主廚經營餐廳，提供更接近競爭性職場的友善環境。促使渣打銀行、好市多等大型企業，開始認真投入社會創新，開發適合身心障礙者的友善職場。

不過，當社會創新動能遇上政府體制，卻又落入另一道難題之中。陳文良憂心，「社會創新」近年彷彿成了一項「流行名詞」，成為各單位爭取政府標案的工具，在經費核銷後，對社會帶來的改變卻極其有限。

回歸初衷，才能讓社會工作步入正軌

多數的非營利團體，至今仍是辛勤投入第一線社會工作努力，然而社工與公民社會之間，曾幾何時開始，出現一道深溝？觀察現今社會創新的活躍風氣，再對照多數社工處境，陳文良強調，現代的社工，仍要回到最基本的初衷，著眼於「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以免總是穿梭在各種活動、標案間，不知「為何而忙」，卻離社會變革越來越遠。

陳文良提醒，當社會創新蓬勃發展、跨專業人士紛紛投入解決社會問題之際，不能讓社工們在其間缺席，面對未來，也許走向智慧型社會工作實務，會是社工重新歸隊的方式之一。

核稿編輯：程士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