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彥良
公益組織能否順利發展,與「公民社會」的健全程度。當有意改善社會的組織,受到極權政府或官僚文化的干涉,便可能導致「慈善、公益」的發展步入錯誤方向,甚至面臨消失的危機。
由古鑑今,台灣數位文化協會秘書長陳文良以親身經驗為例,他曾經看見慈善與社會創新,在極權體制底下,一度受到大力扶植,卻也見證其在一夕之間化為泡沫。
極權體制介入,社會創新嘎然而止
「中國共產黨一度向全世界取經,想在中國『重現』慈善文化」提及極權政府影響慈善發展,陳文良以中共政權為例,說明當地社會因文化大革命,導致「慈善文化」破壞殆盡。兩岸的敵對狀況,更導致中國民眾不信任台灣慈善機構。就連慈濟在1998年,前往中國賑濟長江水災時,也被懷疑是假賑災之名,幫國民黨收買人心。
台灣公益團體無法取信中國,其他國家狀況又是如何?陳文良說明,2015年時,美國英特爾公司曾在中國推動「智慧城市 Smart Cities」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試圖透過數位技術,帶動民眾與慈善機構參與城市運作,解決城市發展的各項困局。然而在當年年底,英特爾卻裁撤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部門,使中國社會創新頓失發展指引。
深究公益、創新活動難以在中國紮根之因,陳文良觀察,「開放政府」、「開放資料」及「公民社會」精神,被中共當局視為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工具,當極權政府將創新視為威脅,相關的公益行動便只能在不信任中消逝。
民主台灣發展社會企業 也面臨創新難題
陳文良表示,回頭看看台灣的發展歷程,在早年還沒進入民主的時代,「慈善」曾是國民黨必須牢牢掌握,用來疏導地方深仕紳影響力的統治工具,被歸屬於「國民黨社工會」的動員對象。
更是現在的台灣,政治制度已經和中國大相逕庭,陳文良指出,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公益」可以說是「國家、市場、公民社會」的分工結果,但隨著網路興起與科技發展,愈來愈多跨專業人才投入其間,帶動「社會企業」經營形式與「社會創新」的風氣,也讓「國家-市場-公民社會」的分工逐漸模糊。
陳文良說明,「喜憨兒烘焙屋」可說是社福團體發展社會企業的經典案例。一方面化解社會對心智障礙者就業能力的疑慮,更打破「公益麵包不好吃」的刻板印象,聘用專業烘焙師和主廚經營餐廳,提供更接近競爭性職場的友善環境。促使渣打銀行、好市多等大型企業,開始認真投入社會創新,開發適合身心障礙者的友善職場。
不過,當社會創新動能遇上政府體制,卻又落入另一道難題之中。陳文良憂心,「社會創新」近年彷彿成了一項「流行名詞」,成為各單位爭取政府標案的工具,在經費核銷後,對社會帶來的改變卻極其有限。
回歸初衷,才能讓社會工作步入正軌
多數的非營利團體,至今仍是辛勤投入第一線社會工作努力,然而社工與公民社會之間,曾幾何時開始,出現一道深溝?觀察現今社會創新的活躍風氣,再對照多數社工處境,陳文良強調,現代的社工,仍要回到最基本的初衷,著眼於「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以免總是穿梭在各種活動、標案間,不知「為何而忙」,卻離社會變革越來越遠。
陳文良提醒,當社會創新蓬勃發展、跨專業人士紛紛投入解決社會問題之際,不能讓社工們在其間缺席,面對未來,也許走向智慧型社會工作實務,會是社工重新歸隊的方式之一。
核稿編輯:程士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