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告訴了全世界，創意和創新的可能性」——英國社會創新之父周若剛（Dr. Geoff Mulgan）論壇／2020 NPOst 年會報導
活動：2020 NPOst 年會【最後，都要變成好事 —— 疫情之下，台灣的公益變遷】
日期：2020 年 10 月 16 日
時間：13:30-21:00
地點：C-LAB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99 號
合作夥伴：滙豐（台灣）商業銀行、C-LAB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撰文 ／簡依倫（NPOst 特約記者）
這次 2020 NPOst 年會邀請到了有「英國社會創新之父」美稱、目前任教於倫敦大學公共政策與社會創新學院的教授—— 周若剛（Dr. Geoff Mulgan），與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和觀眾對談，分享全世界的社會企業，如何在疫情下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疫情下建立的「支援圈」
儘管疫情在世界造成嚴重不一的衝擊，卻激發整個公民社會快速地發展出應對措施，如在封城較早的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等歐洲城市，出現針對弱勢族群、老年者的外送食物 APP、訪視長者或是代駕到醫院等社區服務。
另一個大轉變則是「支援圈 Circle of Support」的建立，許多民眾開始用 FB 或 Whatsapp 等科技，聯繫和照顧身邊的親友鄰居。在德國的公民社會中，由於在 4、5 年前因面臨難民危機，便開始集結社區力量，這次的疫情，也再次聯合基金會、政府乃至於社會人民等超過百萬人的共同參與，來度過難關。
周若剛教授更指出：「在從短期急難應變到長期的變革中，『公正轉型 Just Transition』是我們該去思考的議題，90 年代的加拿大，已開始使用支援圈的概念去引導人民思考『修復式正義』和許多經濟社會上的變化，在這次疫情，也正是一個我們放下手機去建立支援圈（ Circle of Support）的最好時刻。」
數位變遷改變的社會架構
近幾年，民眾已善用 FB 等社群工具進行社區訪視、送餐和代購等問題，方式不複雜，卻因經費難以取得且難被組織歸類，無法被政府補助核銷，導致這類已經發展成熟的社交軟體一直延宕而未能被運用來實踐社會創新與解決社會問題，像食物銀行，應該使用數位方式將剩食在保存期限內分給需要的族群，如此利用類似「開源科技」等方式，來創建混合式的 DIY 平台將是未來的趨勢。
尤其在疫情間，遠距工作強迫各類型組織和創業者正視社會需求，而這需求背後所涵蓋的重要問題之一，便是「信任」，唯有大家能互信、誠實、團結，才能解決問題，若連政府自己都無法以身作則，可能就直接導致公眾信任瓦解。因此，維持信任是相當重要的，特別在處於下一階段持續封城、經濟越差、心理壓力越發龐大下，每個國家該面對的議題都將和信任息息相關。
而如何建立政府信任，周教授提出 4 大原則：組織的「目的具道德性」、核心運作「能力好」、「道歉時刻」掌握妥當、適時「改變溝通方式」，尤其是當發生問題或出錯時，須很快地坦誠錯誤，而非一副若無其事的樣貌，否則大眾原有的信任將迅速潰堤。周教授也特別強調：「信任是個動詞，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爭取而來。」
唐鳳政委則分享台灣的防疫經驗，疫情指揮官陳時中部長在接受民眾黨立委質詢時，被質疑「開放地圖」上若加上大眾運輸的考量，口罩分配是相當不均的，當時部長無辯駁，而是檢討並推出口罩 2.0 讓大家 24 小時都能領取口罩，這即是一種能力的表現，也顯示以謙虛的態度去接受新的挑戰是相當重要的。
透過「中介單位」多方合作
前英國首相 Theresa May 曾推動關注心理健康、工作和財務方面的擴張計畫，很多大企業參與其中，透過與民眾的互動完成更多 CSR 的年度目標；民間社會也透過大企業的支持解決問題。
然而，有時政府發現問題，卻受到脫歐的衝擊，無法運作，此時，由於政府端的失靈可在平台上透明公開，不同層級社區的城市、甚至國家可能遇到的困難便清晰可見，讓大眾知道如何去投入參與、思索解決方向，如此透過中介單位投入而獲取行動的力量或金援，時常是推動改革前的必要前置作業。
如同過去首爾政府曾與中介單位與數位公司合作，像是 IBM 、Amazon 來幫助失能者，透過不同的方式讓企業參與，進而引進更有系統和更大規模的計劃，然而每項計畫的要求條件，也需因時制宜，沒有所謂的完美模式。
民眾參與造就出群眾才智
Sidewalk lab 曾和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一同推動智慧城市計畫，動機看似良善，卻因缺乏與民眾的良好溝通，也未將「治理」的觀念納入，造成民眾對於資料的採取措施和街燈感應器有所擔憂，使這項計畫宣告失敗，由此可知在討論時，讓民眾能夠真正參與，擁有發聲的權利，而非將之排除在外，是計畫成功的關鍵因素。
周教授認為，公民社會的才智（intelligence) 提升仰賴「公益」和「慈善」目的，若缺乏大眾參與和群眾才智，那將會是「智慧的腐敗」，如同推特和臉書的設計營運，其實都仰賴著公眾使用者的經驗和智慧去修正。
另外，才智循環是否能拉到政府的決策層次，或實踐於 NGO 或董事會中，也是關鍵之一，特別是在不同會議中，能夠加以引導出團體的才能與智慧，而非壓抑團體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就像搜尋引擎應該強化真相，而非成為散播假新聞和仇恨的工具。
「很多機構都被困在傳統論述中，如政府被選舉民調和股市報導困住，我們需要一些公益部門的機構來點出長遠的觀點，以大格局觀看可能的結果，再回頭審視現在的決策代表的意義和向外延伸的可能性。」周教授語重心長地提出建言。
優化公益部門
在世界面臨的第 4 次工業革命中，公民社會、社會經濟目前並無真正改變，依舊是需要資本創造平台，因此我們需要更開放的資料使用，比如說碳排放和財務的資料等，來讓民眾直接參與，才能讓社會經濟與數位革命有真正的互動與改變。
然而，在推動改革的路上，其中一項難以改變的原因是「資本」，對企業來說，擴大規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目前跨國組織都將研究開發部門的資金投入在軍事和高營利的醫藥上，而非投注於貼近社會需求的人文、長照、公衛和氣候變遷等問題，因此重點是將資料取出，利用群眾智慧來推動。
以基金會或 NGO 來說，可以多從事遊說工作，而非單純只是募資行為，比如說在數位科技應用上，多針對公民社會進行遊說，鼓勵大家多主動參與，而不是被動地觀賞一件亞馬遜的新產品誕生而已。
唐鳳政委也補充：「在公益的時代，若公益團體能成為數位科技應用的遊說團體，確實是很好的入口，這是個多元化（Pluralist Sector）的部門，不再僅僅是由社會善意構築或單純計算各自的投資報酬率而已。」
接下來周若剛教授和在場民眾分享，關於這場疫情中，他覺得最重要的三項社會變革重點：「社會創新」、「集體智慧」和「想像力」。
社會創新和社會企業的關係
「社會企業」、「社會創業」、「社會創新」是歐美國家討論中三個重要的領域。「社會企業」指的是一個實體的組織形式，在法律上的新地位稱為「社群利益公司」；「社會創業」指的是用創業的方式，以創造社會的影響力和改變某些社會問題；「社會創新」指的是帶著社會目標的創新行為，與社會企業或其他福利單位合作，或在企業內執行有趣的創新計畫。
實際上，並非所有的社會創新都是具備社會企業家精神，也非所有的社會企業家都一定能夠創新。 因此，許多組織正試圖透過數位工業革命來讓社會經濟成長，透過公民社會、 AI 技術等數位工具的力量，讓「社會企業」、「社會創業」、「社會創新」三者達成整合。
互助和參與是快樂的核心
許多研究發現人類互助才是開心的來源，而科技和互聯網只是一種達成目標的手段，換句話說，社會支持、互助和參與是全球的趨勢，全世界正在尋求一種由下而上的實驗主義，亦即由公民社會或組織來提議，由政府實驗性地來執行，比如在芬蘭和加拿大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或是英國政府針對以何種形式資助 NGO 會更有效益等議題來進行的研究。
在數位化的社會創新領域中，以歐洲為例，有幾千個組織合作組成的社群平台，以開放資料和人工智慧 AI 等科技方式，解決地方民主制度、醫療衛生和教育等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轉移經濟，如何朝向一個零碳排或循環經濟邁進？以社會創新的角度來看，從改善快時尚帶來的浪費、節約能源、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等著力點開始，讓企業能夠了解更多自身所應負起的責任，並願意承擔。
企業端的社會創新可能是更人性化地照顧員工，如關注心理健康、逐漸減少工時等，目前在芬蘭已有企業施行每週 29 小時的工作時數限制，考量到未來人均壽命的增加趨勢，藉此騰出更多時間，來討論公民社會所遇到的問題，以期打造更富裕的未來生活。
除了企業，政府部門也需要明白「創新不一定好」。 尤其公部門在資助任何創新專案時，更應該去透過一些實驗和指標，去估量創新後，所可能面臨的結果，例如對環境和社會的衝擊，以及如何利用實驗反覆去了解決策、作法是否達成目標、附帶了什麼樣的效益或成本……等各個層面的考量。
現今網路是一個很重要的創新管道，流竄於其中的創意不勝枚舉，但有些人卻可能忽視，其同時造成了資訊不對等和社會的孤立，甚至是匿名的攻擊行為。因此，每個人都需要負起責任，以盡早阻止「壞的創新」出現，避免對社會帶來更大的傷害。如同主持人鄭國威所言：「或許在每個組織都需要有個特殊的設計和角色，能敏銳地察覺創新是否帶來傷害，透過敏銳度讓創新導向好的方向。」
小型 NGO 的創新實踐
目前許多國家正在尋找新的聯盟型式，結合大企業、公民社會和政府的力量，期望找出適切的政策角度；企業則可以了解如何有效地挹注資源、基金，讓 NGO 借助資源擴大規模，三者再利用系統化和可估量的影響力指標來預測成果。就像丹麥曾經打造「社會創新學院」，創造三界整合的架構，讓大企業和公民社會合作、處理教育問題；英國政府也曾以此模式實施「納入式的經濟參與」計畫，讓窮人也享有一樣地銀行服務。
在台灣，唐鳳政委相當強調數位的集體智慧，其動機便是為了探究整個社會如何看待單一個社會問題，如空氣品質、環境綠化、健康、失業或醫療問題等，這些都須透過每一位公民的觀察，結合政府或其他組織，一同尋思解方，讓每一位願意且有能力的公民都能提出構想。
例如在南方國家有運用人工智慧，來解決農民用簡訊提出的問題；美國的航太總署 NASA，現在也會透過獎勵方式，尋求大眾對火箭或制服設計的意見；歐洲樂高公司也利用消費者的意見，來設計新產品。由此可見，運用群眾智慧由下而上的動員，是個全世界各式層級和組織都在使用的新思維模式。
除此之外，具生產力的會議制度在現今講求效率的時代也非常重要，不管是人數規模多大的會議，在產出決策、進行創意發想的過程中，常會面臨無法在時限內產出實際結論的情況，近年集體智慧也正嘗試投入解決這樣的問題。
有些集體智慧研究者指出，團隊能否有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取決於「有多少女性與會」及「是否每個與會者都能公平地發聲」，其中「同理心」、「開放性」和「與會者的素質」都顯得相當重要。而如何讓最高位階者和外向者不主導會議，讓內向者也有開口表達意見的機會，都是會議組織者該去思考的角度。
利用科技想像力 改造下個世代
過去，許多人會不斷地想像未來社會的進步，展現未來美好的可能性和前景，讓大家有更多靈感和啟發，比如說對於人權的想像也是從邊緣走向主流。過去 50 年間，層出不窮的生態危機、難以撲滅的森林大火，種種環境所帶來的反噬，讓人民開始失去對未來的信心，特別是現下疫情仍然尚未止息的此刻，我們更需要以正向的想像力，運用科技開創得以永續發展的未來。
以氣候變遷為例：資本主義的結構已逐漸以社會為導向，在投資系統的創新，許多投資工具都已開始強調投資標的對於環境和社會的責任，像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日本退休投資基金（GPIF）和挪威基金，強調的不再只是報酬和回收，而是對整體社會的長久影響。
以社福設計為例：過去在面臨不穩定的勞動條件和就業環境下，有些社福會強調「最低所得設計」，芬蘭即開始施行最低薪資保障制度，不論是就業或失業，都能獲得最低薪資，也確實對當地人的生活和工作有正面的影響。
社群媒體的新角色
過去幾年來，社群媒體中充斥著很多假象和謊言，但我們更應該去試想，改造社群媒體後，用社群力量彰顯真實、宣傳真相，甚至用法律懲治並禁止他人刻意分享假訊息等可能性，並盡量透過不同方式或架構，來阻止中國和俄國對他國選舉的惡意干擾。
而如此的改變，也能從教育面著手，在未來 10、20 年間，教育的創新將是一重要課題，學習新技能、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和團隊合作等能力，皆是眾所皆知的必備要素，但在目前學校的教育系統中，傳遞知識的方式和內容仍然有些與社會脫節，因此在 21 世紀的變化中，學校的「教育創新」成為最根本的社會議題。
英國作家王爾德曾說「如果我們無法想像烏托邦，就無法想像未來的人性。」如果讓悲觀主義籠罩社會，只會讓社會越來越黑暗，讓政治越來越陰險、讓民族主義越發高漲。
因此，我們必須要以非常務實的方式在慈善團體、社會創新的產業中不斷地努力，讓大家有更大膽的想像，往前邁進。周若剛教授更提及：「台灣是最佳典範，它告訴全世界：『創意和創新能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和變化』。請台灣民眾要繼續維持這股力量，一同努力，讓歐洲和台灣都能比現在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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