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 —— 除了防疫，不能忽視的第二波衝擊（上）
文 ∕ 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副教授、非營利碩專學程主任）
十七年後的補考，臺灣及格了
2020 年 7 月 13 日，全球感染 COVID-19 肺炎的人數將近 1 千 3 百多萬人，死亡人數達 57 萬。相較於全球來說，臺灣至目前為止感染 451 人，死亡 7 人的紀錄，算是很成功的挺過第一波考驗。
回想 2003 年的 SARS 非典型肺炎風暴，臺灣當時兵荒馬亂，許多醫護人員不幸殉職。一共造成 346 人感染， 37 人死亡，死亡率將近 11%。許多不可思議的魔幻寫實場景不斷發生，如和平醫院封院，醫生從窗戶跳出逃離院區，路人經過被封鎖在院內；口罩和酒精供應不足，許多人都拿衛生紙按電梯、開門，以免受到感染。疫情初期，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病毒、傳染途徑到底為何。當時，對於街友和移工的歧視力道也超乎想像（延伸閱讀：將無家者排除於安全之外的，或許不是疫情，是社會：防疫時期的無家者困境（上））。股市在該年四月時，曾經跌到最低 4,044 點。房價也跌到谷底，臺北市的房子一坪只要二、三十萬元，四處可見拋售的房產。
Benedikt Geyer@unsplash
整體而言，臺灣在 2003 年的 SARS 爆發時，算是重災區，在經濟、社會層面付出的代價十分龐大。從下面表一可看到，臺灣感染數排名第三，僅次於中國大陸和香港。這也可以解釋臺灣對 COVID-19 為何如此謹慎，並且迅速動員防疫體系。畢竟 2003 年的心理陰影並沒有散去，社會的防疫意識仍很強烈。
面對這次 COVID-19 的疫情，經過 17 年的準備，我們幾乎可以大聲的說，補考及格了。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因疫情曝光的各種不平等
然而，非常不幸的，全球疫情擴散超乎想像，各地都遭受嚴重的侵襲。
疫情的擴大，也連帶影響了許多經濟和社會活動。如隔離（quarantine）和封鎖（lockdown）的措施，這直接造成生活物資缺乏，以及經濟活動的停擺。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包括航空、交通、旅遊業等，這些相關行業採取解雇職員、留職停薪或申請破產，因而產生大量失業人口和經濟衰退。疫情控制與開放經濟活動成為兩難，如何開放經濟活動，以免經濟衰退引起系統性風險，已經成為各國政府頭痛的問題。
疫情，同時也反應各種社會不平等，特別是由經濟所引起的不平等。Angus Deaton 就認為 COVID-19 使得健康和財富不平等的情況惡化。受過教育的人，可以透過網路繼續工作，而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提供服務的勞工就可能失業。學歷和社經地位較高的人，顯然死亡率也較低。其他報告指出 COVID-19 特別會對劣勢和脆弱的社會成員造成生命傷害；也有報告提到性別的因素，女性和單親媽媽在疫情之下受害更深，特別是那些擔任家庭照護者女性，因為封城而造成支持網絡無法發揮作用。
Zach Lucero@unsplash
但在 Elise Gould 和 Valerie Wilson 的報告特別提到，美國因為疫情而使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持續擴大，黑人勞動者總是先受到衝擊，黑人婦女又會受到更大損失，這些受難的族群必須花上 10 年才能逐漸改善原先的狀態。
Gould 和 Wilson 的報告有許多值得臺灣社會思考自身之處。比如說，相對而言，臺灣的脆弱族群是哪些？如果受到衝擊，能不能恢復？或者，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恢復？如果要減緩衝擊，有什麼方法可以盡快產生效用？
如果臺灣在 2003 年曾經歷過類似的災難，我們學到了什麼？
對脆弱族群更具威脅的第二波災情 —— 經濟風險
在疫情發生後，臺灣針對第一波可能的經濟災情，迅速提出相關的紓困和振興方案。紓困是針對短期性資金缺乏，或是生活困難的族群予以幫助，諸如提供紓困金、失業津貼、貸款等等；振興，則是提升整體經濟景氣，避免系統性的風險產生，例如提供消費券、三倍券、產業貸款等。前者較屬短期救助，後者目標帶動整體消費循環。
Micheile Henderson@unsplash
經濟上的脆弱族群，我定義為「缺乏社會支持網絡、收入不穩定、有工作但收入減支出無餘裕」的這群人。有可能是單親媽媽、年輕學貸族、生活辛苦的上班族、底層的勞動者、年老的苦窮族等種種樣貌。
許多脆弱族群可以躲過第一波疫情的攻擊，但往往陷入第二波的經濟風險，導致生活的困頓，並引發家庭或其他社會問題。
以 2003 年 SARS 的情況為例，當時的一些脆弱族群所處的外部社會條件就非常糟糕，如下面幾個情況：
- 經濟衰退的環境：2000 年有網絡泡沫（.com bubble）產生，已經有一批網路產業倒閉，2002 年失業率高達 5.17%，是那時期的高點。
- 大量的貸款資金：當時金融產業競爭激烈，消費貸款大量釋放出來，2003 年有 3,998 億元，2005 年的循環信用餘額甚至高達 4,494 億元，是臺灣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 成為疫情重災區：臺灣當年算是「重災區」，外資外移，股市房市暴跌，資金供應相對缺乏。
- 沒有適當的法條預防消費者破產：當時並沒有適當的破產法，或是提供一般人破產的「消費者清償條例」，因此經濟脆弱者一旦開始借款，幾乎無法透過法律管道解決。
因此，當時的社會條件就形成「四殺」的情況。結構失業、經濟景氣不佳、投資金額少、消費貸款金額高，這些脆弱族群負債後沒有適當的避難降落傘，最後形成大量的逃債人口，逐漸往中低收入戶、地下經濟移動。
Ussama Azam@unsplash
在 2012 至 2020 年間，我們對「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進行資料收集，在不介入個案與律師諮詢的談話中，我們收集到關於「負債起始年」共有 575 筆有效資料。很明顯的，從 2003 年前後許多人逐漸繳不出貸款，一直到 2006 年達到高峰。接下來，在沒有適當的法律管道下，許多人會開始「避債」，或轉往地下經濟生活，如選擇從事領日薪，或是沒有勞健保的工作，以躲避銀行或債主的追討。我們收集到 577 筆有效樣本，發現動輒十年的避債生活也很常見（表三）。也就是說，2003 至 2006 年之間，脆弱族群形成的債務問題，經過十幾年，那些人都沒有恢復原來的生活狀態。
資料來源：卡債受害人自救會
所以 Gould 和 Wilson 的說法並不誇張，一旦這類的經濟災情產生，這些受難的族群需要十年以上的恢復時間是很常見的。
本文轉載自巷仔口社會學〈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COVID-19論壇系列）〉， NPOst 編輯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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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