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 —— 除了防疫,不能忽視的第二波衝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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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副教授、非營利碩專學程主任)

十七年後的補考,臺灣及格了

2020 年 7 月 13 日,全球感染 COVID-19 肺炎的人數將近 1 千 3 百多萬人,死亡人數達 57 萬。相較於全球來說,臺灣至目前為止感染 451 人,死亡 7 人的紀錄,算是很成功的挺過第一波考驗。

回想 2003 年的 SARS 非典型肺炎風暴,臺灣當時兵荒馬亂,許多醫護人員不幸殉職。一共造成 346 人感染, 37 人死亡,死亡率將近 11%。許多不可思議的魔幻寫實場景不斷發生,如和平醫院封院,醫生從窗戶跳出逃離院區,路人經過被封鎖在院內;口罩和酒精供應不足,許多人都拿衛生紙按電梯、開門,以免受到感染。疫情初期,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病毒、傳染途徑到底為何。當時,對於街友和移工的歧視力道也超乎想像(延伸閱讀:將無家者排除於安全之外的,或許不是疫情,是社會:防疫時期的無家者困境(上))。股市在該年四月時,曾經跌到最低 4,044 點。房價也跌到谷底,臺北市的房子一坪只要二、三十萬元,四處可見拋售的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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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臺灣在 2003 年的 SARS 爆發時,算是重災區,在經濟、社會層面付出的代價十分龐大。從下面表一可看到,臺灣感染數排名第三,僅次於中國大陸和香港。這也可以解釋臺灣對 COVID-19 為何如此謹慎,並且迅速動員防疫體系。畢竟 2003 年的心理陰影並沒有散去,社會的防疫意識仍很強烈。

面對這次 COVID-19 的疫情,經過 17 年的準備,我們幾乎可以大聲的說,補考及格了。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因疫情曝光的各種不平等

然而,非常不幸的,全球疫情擴散超乎想像,各地都遭受嚴重的侵襲。

疫情的擴大,也連帶影響了許多經濟和社會活動。如隔離(quarantine)和封鎖(lockdown)的措施,這直接造成生活物資缺乏,以及經濟活動的停擺。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包括航空、交通、旅遊業等,這些相關行業採取解雇職員、留職停薪或申請破產,因而產生大量失業人口和經濟衰退。疫情控制與開放經濟活動成為兩難,如何開放經濟活動,以免經濟衰退引起系統性風險,已經成為各國政府頭痛的問題。

疫情,同時也反應各種社會不平等,特別是由經濟所引起的不平等。Angus Deaton 就認為 COVID-19 使得健康和財富不平等的情況惡化。受過教育的人,可以透過網路繼續工作,而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提供服務的勞工就可能失業。學歷和社經地位較高的人,顯然死亡率也較低。其他報告指出 COVID-19 特別會對劣勢和脆弱的社會成員造成生命傷害;也有報告提到性別的因素,女性和單親媽媽在疫情之下受害更深,特別是那些擔任家庭照護者女性,因為封城而造成支持網絡無法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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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Elise Gould 和 Valerie Wilson 的報告特別提到,美國因為疫情而使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持續擴大,黑人勞動者總是先受到衝擊,黑人婦女又會受到更大損失,這些受難的族群必須花上 10 年才能逐漸改善原先的狀態。

Gould 和 Wilson 的報告有許多值得臺灣社會思考自身之處。比如說,相對而言,臺灣的脆弱族群是哪些?如果受到衝擊,能不能恢復?或者,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恢復?如果要減緩衝擊,有什麼方法可以盡快產生效用?

如果臺灣在 2003 年曾經歷過類似的災難,我們學到了什麼?

對脆弱族群更具威脅的第二波災情 —— 經濟風險

在疫情發生後,臺灣針對第一波可能的經濟災情,迅速提出相關的紓困和振興方案。紓困是針對短期性資金缺乏,或是生活困難的族群予以幫助,諸如提供紓困金、失業津貼、貸款等等;振興,則是提升整體經濟景氣,避免系統性的風險產生,例如提供消費券、三倍券、產業貸款等。前者較屬短期救助,後者目標帶動整體消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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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脆弱族群,我定義為「缺乏社會支持網絡、收入不穩定、有工作但收入減支出無餘裕」的這群人。有可能是單親媽媽、年輕學貸族、生活辛苦的上班族、底層的勞動者、年老的苦窮族等種種樣貌。

許多脆弱族群可以躲過第一波疫情的攻擊,但往往陷入第二波的經濟風險,導致生活的困頓,並引發家庭或其他社會問題。

以 2003 年 SARS 的情況為例,當時的一些脆弱族群所處的外部社會條件就非常糟糕,如下面幾個情況:

  1. 經濟衰退的環境:2000 年有網絡泡沫(.com bubble)產生,已經有一批網路產業倒閉,2002 年失業率高達 5.17%,是那時期的高點。
  2. 大量的貸款資金:當時金融產業競爭激烈,消費貸款大量釋放出來,2003 年有 3,998 億元,2005 年的循環信用餘額甚至高達 4,494 億元,是臺灣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3. 成為疫情重災區:臺灣當年算是「重災區」,外資外移,股市房市暴跌,資金供應相對缺乏。
  4. 沒有適當的法條預防消費者破產:當時並沒有適當的破產法,或是提供一般人破產的「消費者清償條例」,因此經濟脆弱者一旦開始借款,幾乎無法透過法律管道解決。

因此,當時的社會條件就形成「四殺」的情況。結構失業、經濟景氣不佳、投資金額少、消費貸款金額高,這些脆弱族群負債後沒有適當的避難降落傘,最後形成大量的逃債人口,逐漸往中低收入戶、地下經濟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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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至 2020 年間,我們對「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進行資料收集,在不介入個案與律師諮詢的談話中,我們收集到關於「負債起始年」共有 575 筆有效資料。很明顯的,從 2003 年前後許多人逐漸繳不出貸款,一直到 2006 年達到高峰。接下來,在沒有適當的法律管道下,許多人會開始「避債」,或轉往地下經濟生活,如選擇從事領日薪,或是沒有勞健保的工作,以躲避銀行或債主的追討。我們收集到 577 筆有效樣本,發現動輒十年的避債生活也很常見(表三)。也就是說,2003 至 2006 年之間,脆弱族群形成的債務問題,經過十幾年,那些人都沒有恢復原來的生活狀態。

資料來源:卡債受害人自救會

所以 Gould 和 Wilson 的說法並不誇張,一旦這類的經濟災情產生,這些受難的族群需要十年以上的恢復時間是很常見的。

 

本文轉載自巷仔口社會學〈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COVID-19論壇系列)〉, NPOst 編輯修訂。

 

接下篇: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 —— 除了防疫,不能忽視的第二波衝擊(下)


延伸閱讀:

將無家者排除於安全之外的,或許不是疫情,是社會:防疫時期的無家者困境(下)

21 世紀最重要的道德義務: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21 世紀的 21 堂課》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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