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跨界公民合作對抗「數位威權主義」:專訪《全球之聲》主編馬雲華

攝影/高翠敏提供

1990 年代至今,網際網路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溝通方式,現在已經是人手一機,人人無時無刻都籠罩在數位媒體之下的時代。然而,科技除了帶來便利,也帶來許多危機,例如社群龍頭 Facebook 一再爆發個資外洩事件,又或是跨國的假訊息影響選舉,更可怕的是,當獨裁政府掌握操縱科技的權力時,將可以由上而下、毫無漏洞地管控人民。

隨著數位媒體的負面效應增長,公民也必須習得保護自己的方法。今(2019)年,國際級公民媒體《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將在臺灣舉辦首次亞太區媒體高峰會,邀請亞太區的公民媒體組織、倡議者、記者、研究員、技術人員等各領域專家,一同討論網路人權、數位安全及數位落差等議題,希望能創造跨國、跨領域合作的契機。主辦方更將在 6 月 2 日的公開論壇中定為「亞太區數位威權政府的興起與挑戰」與「公民團體對數位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政府的回應行動」,希望藉演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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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開論壇開始前,《全球之聲》主編馬雲華(Filip Noubel)特別接受採訪,與我們討論數位威權主義在全球的發展狀況,以及公民可以如何回應。馬雲華成長於前蘇聯國家,且曾在中國工作長達十年,因此特別關注中國和俄羅斯的媒體議題。

從沙龍到網際網路,公共領域不斷革新

論及數位威權主義,馬雲華先從「公共領域」的概念切入。德國哲學及社會學家哈伯瑪斯定義公共領域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人民可以在這個空間自由發言,不受國家干涉,是民主政治中,人民參與政治的重要基礎。

歐洲最早的公共領域是「沙龍」,主要屬於知識份子,後來「咖啡廳」聚會逐漸普及後,才讓一般人也能接觸公共議題。無論是沙龍還是咖啡廳,公共領域的主人都是人民,到了 20 世紀,主流媒體蓬勃發展,大部分人從報紙接收訊息、發表意見,因此,公共領域的主人多了主流媒體。

1990 年代網路出現,改變了世界的文明、文化。媒體和人民同時進入數位平台,至此,公共領域多了第 3 個主人「數位媒體平台」。現在,大家最擔心的,則是即將出現的第 4 個主人——政府,也就是「數位威權主義」。

圖/Frederic Köberl@ unsplash

「要了解誰是公共領域的主人,我們需要分析一下現在公共領域的本質,我覺得現在有 4 個因素很重要:時間、空間、匿名性還有缺乏對話。」馬雲華解釋,數位媒體平台打破了過去時間與空間的疆界,人們可以全天候接收及產製資訊,且不受國界限制;匿名性則是網路公民社會中相當重要的特色,無論影響是好、是壞,都大大地改變了使用公共領域的方式。

而最讓馬雲華擔心的,則是因為上述特性,而產生的問題——缺乏對話。「我們都沈溺在數位媒體的泡沫裡,不管左派還是右派,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樣,關注的話題一樣,看法也一樣,已經沒有什麼對話了。」馬雲華說:「我們碰到不同意見的人,大部分第一時候是完全忽視:『那些人不重要,是垃圾。』」

政府的手干涉公共領域,限縮對話可能性

公共領域衍生出許多未解的問題,而當「政府」的手伸了進來,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馬雲華在北京待了 10 年,格外有感。

他 2006 年到北京時,掌權者還是胡錦濤,相較現在,社會較不緊縮。在北京奧運舉辦前,政府迫切想證明中國的開放,給予了較多空間,雖然敏感話題還是不能提,不過馬雲華仍曾經在培訓記者和法律人士時,討論了言論自由的議題。「我們還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空間。」馬雲華提到,當時微博仍可以作為公共領域,處理各式議題。

圖/Bruno van der Kraan @ unsplash

然而習近平上台前夕,網路風雲色變,微博「死了」,剩下娛樂的消息。馬雲華和其他知識份子、作家、學者非常鬱悶,移民到微信,尋找下個可以討論的舒適圈,然而他們也漸漸發現,微信的言論空間也不斷縮小。

馬雲華指出:「雖然住在政府如此掌控你的國家,但是當你在使用數位媒體時,仍可能覺得沒什麼障礙,因為你似乎還是可以表達自己,你可能還會覺得,我們在中國過得很舒服。如果你想找娛樂,也沒什麼問題,不需要 Facebook,我們有微博;不需要 Youtube,我們有優酷。但從一個全世界的角度看,你會發現,你的空間是虛擬的,沒有公共領域。」

圖/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由上而下的控制正在擴大。以往,有人形容中國沒有互聯網(Internet),只有內聯網(Intranet),因為防火牆會阻擋外面的世界;現在,俄羅斯似乎也要走上同樣道路,普丁政府希望在 2 年內脫離網際網路。類似的情況將可能不斷擴張。

跨國、跨領域結合,協力抵抗困境

馬雲華指出,在空間、時間邊界逐漸消弭的現代社會,要解決數位媒體的困境,將需要跨國、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

「比如你要調查一個新聞是不是假的,你需要不同的專家,最好是能成立一個網絡(network),要有懂媒體的人,要有懂修圖軟體的人,才能有很大的影響。」馬雲華說。現實中,不像政府、公司擁有龐大的資源,公民擁有的很少,因此,唯有合作才能創造更大的效益。

馬雲華特別點出幾個例子:巴拿馬文件流出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的數據管道,讓近 80 國家的 400 多位記者協力調查,分工合作;英國獨立調查網站 Bellingcat 則透過不同領域專業的結合,透過公開數據(open data),調查眾多案件,包含馬來西亞航空 MH17 空難;東歐和中亞區域性新聞機構聯合組成的「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導項目(OCCRP)」則是調動跨國、跨領域人力,揭露黑社會、公司的弊案,督促各國政府展開犯罪調查。

圖/Headway@ unsplash

「因為許多案件都是跨國的,需要數個國家的成員一起進行,有些人懂每國語言,也要有人懂內容、技術、財務,所以要有一個團隊。」馬雲華期盼亞洲未來也能成立類似組織,串連不同專長的人才,應對跨國議題。

馬雲華也表示,《全球之聲》志願者高達 1500 人,涵蓋 100 多種語言,分布在各國的城市與鄉村,通過不同社會身份人士的眼、耳,把其他人看不到、聽不到的故事帶給更多讀者,堪稱是跨國、跨領域的好案例。此外,《全球之聲》也不斷思考跨界合作,希望通過與藝術創作、視覺影像設計人才合作,能打破讀者群框架。

是技術服務人,還是人服務技術?

回到使用者本身,面對數位媒體排山倒海的效應,大家該如何自處?增加自身意識是一個方法。

馬雲華說,現在每個人都有 2 個生活、2 個身份,一個是正身處的現實世界,一個則是數位的世界,所以每個人除了國家的公民身份,也有數位公民身份,身為數位世界的一員,每個人都要有更高的責任。

「Facebook 的使用人數已經超過印度人口,如果把 Facebook 當成是國家,全世界最大的國家是中國,第二就是 Facebook,第三個才是印度。」馬雲華點出,印度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有憲法、獨立司法系統,然而擁有同樣大量人口的 Facebook 卻沒有。

「我們會要求國家要民主、要司法獨立,但是進入了數位媒體的世界,我們的要求突然就沒有了。」馬雲華提醒,一般人使用數位媒體的時間,已經是生活的 1/3 以上,因此必須意識到數位空間裡的權利與義務。

攝影/高翠敏提供

而馬雲華也一再反問:「到底是技術服務人,還是人服務技術?」不同於現在年輕世代大多屬於「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世代,馬雲華則是「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曾經生活在要看地圖、去商場購物、沒有網路的世界,他注意到現在對很多人來說,沒有網路就像是世界末日,然而他希望大家都能持續思考技術與人之間的關係,要能使用技術,而非被技術束縛。

透過數位媒體平台,公民影響世界的可能性

如果能好好運用,數位媒體平台依然不失為一個好的公共領域。4 年前,馬雲華在北京時,與北京的非洲學生一同悼念肯亞的恐怖攻擊,發動了一場特別的活動,他們為規避中國政府的管制,以「瑜伽課」為名,讓參與者從不同的門進入北京的一個公園,再集合一處點蠟燭、寫明信片。最後活動順利落幕,沒有任何參與者受到政府的關注或逮捕。

馬雲華感動之餘,希望用文字記錄下這個活動,於是他找上《全球之聲》,在那裡發布了斯瓦希里文(Swahili)、英文、法文、中文的報導。文章被北京的非洲學生看到後,就把新聞轉回了非洲。最後,透過數位媒體平台的力量,遠在他鄉的消息出現在非洲當地的報紙。

圖/Filip Mishevski @ unsplash

除了公民自身的影響力,新聞媒體與數位媒體平台的關係也相當關鍵,在數位媒體的快速發展下,新聞業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寒冬,不斷面對經費不足、觀眾流失的問題,然而馬雲華依然肯定新聞媒體能提供的公信力。

最後,馬雲華除了期許亞洲能有跨國新聞調查單位,也強調臺灣在跨國合作中的重要性,不只是地緣上的方便性、民主化的程度,也因為中國一帶一路發展後,各國對中國資訊的的需求量大增,在未來,對中國議題最熟悉的臺灣和香港,將是各國調查網絡的最好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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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李奕萱

李奕萱

獨立記者/文字工作者。擔任過各種人和動物的志工,最後還是決定回到書寫,試著創造一點點點點點(無限循環小數)的影響力。喜歡有故事的東西(e.g. 小說、動畫、電影、口述歷史⋯⋯),也喜歡看著海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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