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禿鷹」背後，是等候的渴望／專訪《生死接線員》器官協調師原型潘瑾慧

清晨 7 點，亞東醫院「唯二」的器官協調師潘瑾慧出了家門，8 點前就抵達醫院。打開電腦，是一長串的待辦事項：檢視加護病房每床病人狀況、準備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整理醫院評鑑的內容。常出現在行程表的，還有跨科室會議、移植門診跟診，以及活體移植病例討論會。

無論是在繁忙的工作中，還是下班後與家人、朋友的談笑時分，當器官捐贈電話響起的那一刻，潘瑾慧的一切行程都要停止。一通電話，是死亡的到來，也是重生的契機，對器官協調師來說，則是馬拉松起跑的汽笛聲。

潘瑾慧曾在臺大醫院擔任 3 年器官協調師，後轉至亞東醫院工作，「我隨身都會有個『逃難小背包』放在辦公室裡，換洗衣服都要帶去，因為在那邊可能要花 3 天處理一個 case。」已經從業近 14 年的潘瑾慧說：「最長的經驗是，我有 7 天都沒有回家。」豐富的資歷，讓她成為公視戲劇《生死接線員》的資深器官協調師原型。

與時間賽跑，在病患家屬與同仁之間穿針引線

「器官協調師」是器官捐贈現場的第一線人員，全臺灣僅有 100 人左右，在每個醫院裡的所屬單位、職責分配、甚至職稱，都不盡相同。舉例而言，器官協調師在林口長庚隸屬社工室，在亞東醫院隸屬護理部，有些則隸屬外科部。

器官協調師的工作中，不只要面對痛失親人的家屬，還要一手掌握整個流程。當病患情況不樂觀且家屬不排斥器捐時，主治醫師一通電話，器官協調師就會立即抵達現場，與社工師一同向家屬說明器捐情況，詢問是否同意捐贈。在高度的時間壓力下，必須盡力同理家屬、覺察家屬是否做好心理準備、並且完成攸關另一個生命的器捐工作，是器官協調師最大的挑戰。

取得同意書後，器官協調師得讓各科醫師動起來，完成檢驗、腦死判定、以及各器官的功能評估。如果死因是意外造成，還要找檢察官相驗。同時間，器官協調師也要啟動配對的程序，連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登錄捐贈者資料，確認等候名單順位，並逐一聯繫詢問病人狀態及意願。以心臟為例，一次要聯絡順位前 3 名，如果病患所屬醫院分屬 3 間醫院，就要聯絡 3 次。這只是一項器官而已，如果全部器官評估都能捐贈及配對，程序將更為繁雜。

「一個捐贈工作，全醫院都被我們叨擾了。」站在最中間的位置，潘瑾慧同時要扮演多項角色，不只要承接家屬的情緒，也要體諒同仁的疲憊：「有時候半夜 3 點，你要聯繫腦判醫師，人家在睡覺，明天早上還有門診，門診約診了 80 號，你要請他來做腦判，一定很困難嘛！」

從陪伴等候器官的病患，到面對捐贈器官的家屬

潘瑾慧從慈濟護專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臺北振興醫院的心臟內外科 VIP 病房擔任臨床護理師，照顧了許多等候心臟移植的病人。那時候還沒有健保，器捐也還在草創期，想換一顆心臟，得先繳保證金，繳了也不代表排得到。

「看到這些生命在眼前消失，我深刻感受到等待的迫切。」潘瑾慧依然記得，某年聖誕節前夕，來了一個心臟捐贈的通知，當病人迎接喜訊、已經迅速準備好所有移植術前準備程序後，下一通電話卻傳來「很抱歉，家屬捨不得」。

從欣喜到落空，病患一家老小無助地跪在當時只是護理師的潘瑾慧面前，想知道是否還有轉圜機會。然而，「這不像等公車或是考試放榜，你不知道器官移植會等多久。」潘瑾慧語帶沈重：「我很想知道前端出了什麼問題。」

一段時間後，命運似乎回應了她。臺大醫院開了器官協調師的職缺，在 400 封履歷的海選、好幾關的面試後，她終於如願以償，走到未知的前端，面對全新的挑戰。潘瑾慧成為器官協調師時，器官勸募網絡計畫剛起步，2 位比她早進來的協調師學姊只有半年經驗，偶爾同時有 2 位捐贈者，就得各自分工作業。於是她學會單打獨鬥，一個人面對病床前的生死百態。

家屬的堅強，成為走下去的力量

潘瑾慧首次獨立服務的對象，是一名猝死的年輕女性。能用的時間有限，手術前還要找檢察官相驗，潘瑾慧與時間賽跑的同時，等待她的，除了組織缺氧的時限外，還有甫接噩耗的死者丈夫。她向丈夫說明，由於太太心臟已經停止，器官功能歸零，初步評估只能捐贈眼角膜，術後只要做好遺體護理，太太就像是閉眼沈睡般，不影響外觀。

在取得丈夫的同意書並完成檢察官同意手續後，急診室的簾子拉了起來。意料之外的是，在實際手術的過程中，眼科醫師考量時效，決定取出整顆眼球，回去再慢慢分層。沒想到，眼球取出後卻血流不止，止血過程中，太太的眼眶難以避免地留下了些許瘀青。

怎麼跟家屬解釋？先生簽下同意書的畫面閃過潘瑾慧腦中。她請護理長調閱舊病歷，找到了可能原因：太太因為心臟換過瓣膜，先前曾服用抗凝血劑，然而在與家屬的術前會談中，家屬並未提到，術中自然也無從預防起。儘管醫學上找到合理解釋，但身為器官協調師，需要的不只是答案，還需要家屬的諒解與接受。她硬著頭皮向丈夫說明，身材宛如「館長」，穿著吊嘎、短褲，皮膚滿佈刺青的丈夫一聽完，拳頭拍向桌子，連 2 次說：「你再講一次！」

潘瑾慧盡管忐忑、仍然一再地誠懇說明。彷彿過了一日那麼長，終於，丈夫深吸了一口氣：「所以，如果是我死了之後做捐贈，不會是那個樣子？」潘瑾慧說：「的確是。」丈夫說：「那我能夠理解了。」接著，「她的角膜漂亮嗎？」潘瑾慧保證：「她的角膜非常漂亮。」

會做捐贈，就是希望她的角膜能繼續留在世界上，讓孩子在母親的看顧下長大。丈夫這麼說。

陪伴丈夫去看太太時，他一見到太太，一反外表的剛硬，無比溫柔地撫觸妻子⋯⋯之後，每當潘瑾慧累了，她總會想起這個畫面，以及畫面背後，因愛而強大的生命力量。

表達愛的方式不盡相同，「圓滿」成重要課題

臺灣人對器官捐贈還有許多迷思，因此捐贈數量與等待人數永遠是失衡的天平。在器捐的現場，也會遇到不少困難，尤其當事人沒有和親人討論過時，更加不容易。有時家屬找不到器捐卡，就擔心：「是不是代表他改變心意了？」有時最親近的家人同意了，卻有遠久不見的三叔公、六嬸婆跳出來阻止。難分難解的拉扯中，有次家屬甚至直接在病床邊擲筊。

處在尷尬的位置，潘瑾慧必須努力同理每個人，「我一定會講：『不管捐或不捐，我相信所有家屬對他的愛，都是從來沒有改變過的，只是表現的方式及立場不同罷了。』」在器官捐贈的過程中，「圓滿」是最重要的課題。「不是要做捐贈才是圓滿。」潘瑾慧強調，捐、不捐、或僅捐一部份，不只希望符合死者的心願，也要活著的人能夠接受，能在來回擺盪中能求得心安，才是所謂的圓滿。

讓家屬下定決心的契機不盡相同，有一次，一位太太在接幼稚園小朋友下課時，不慎發生車禍。到了醫院，先生、孩子與 2、30 幾個親人集合在會議室，展開捐贈的會談。潘瑾慧從急診的救護開始，陪家屬逐一檢視是否達到「積極救治」，梳理完畢後，正式面對「要或不要」的難題。

多方意見僵持下，潘瑾慧見到孩子一直待在旁邊，像個小大人般靜靜聆聽。她便問：「弟弟，你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嗎？」孩子點頭說：「媽媽要去做天使了。」她再問：「媽媽做天使了，那你怎麼辦？」他說：「天使會照顧我的。」

或許是孩子童真的無心話語，打開了家屬的心結，意外重啟會談的可能性。最終娘家與夫家的長輩與家屬取得共識，同意在大致不傷及外觀的情況下，捐贈部分的器官。潘瑾慧感嘆：「愛的表現每個人都不一樣，取得共識就好。只要願意做捐贈，都是很難能可貴的。」

器官捐贈逐漸步上正軌，仍有無數未盡之業

從 1987 年第一部器官移植相關法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到現在，器官捐贈走過了不少變革，「遺愛」的概念也得到社會更多的理解，甚至在八仙塵暴時，還有熱心民眾不清楚活人不能捐贈，主動打電話詢問：「能不能捐皮膚？」

改變歷史的重要推手，正是長期處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曾經，器官捐贈沒有全國的協調網絡，只能以「人治」的方法分配器官。2005 年終於建置平臺後，下一個問題是缺乏檢驗數據流通系統，器官協調師在聯絡受贈醫院時，還是需要在電話中口述資訊。後來在潘瑾慧的建議下，才開始上傳資料到系統。

工作流程的進步外，對捐贈者的環境也漸趨友善。以前，曾有家屬請員警完成交通事故備案，以進入器官捐贈程序，沒經驗的員警一句：「人又沒死，你要備什麼案？」卻傷透家屬的心。潘瑾慧因此將事件提到登錄中心，最終建立了器官捐贈的標準化流程，讓整個器官捐贈環境，不管是對捐贈者家屬，或是多方的工作人員來說，都更加友善。

儘管已經走了這麼遠，仍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器官協調師工作高壓、工時不穩定，已經造成人員快速流動的隱憂。而當衛福部把器官捐贈推廣、教育訓練宣導與醫院評鑑連結時，更形成一種「業績壓力」，可是什麼時候有人過世、家屬是否願意捐贈，都不是器官協調師能左右的。

走過無盡生命歷程，拉拔臺灣生死觀念成長

總是遊走在死亡與生命的邊界，取得器官再給予他人，器官協調師的職位有「禿鷹」的稱號。有時候潘瑾慧只是走到加護病房找主任開會，一踏進門，所有人就會緊張地問：「學姊你來看誰？」潘瑾慧無奈地苦笑：「禿鷹的背後，有天使的翅膀，帶著很多等候的渴望。」

陪伴無數生命走過生死旅程，回到自己的人生裡，潘瑾慧喜歡旅行。她每年一定要請一個連假，與家人好好地安排一趟自助旅行，全然投入屬於自己與家人的時光。這小小的堅持，是 24 小時待命的高壓工作與生活的必要平衡。

去年，她完成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所的碩士論文，藉此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一路跌跌撞撞、懵懵懂懂走到現在，真的很幸運，能在近距離貼近死亡的過程中，從服務過的家屬身上，學到這麼多人生的經驗！」

13 年來站在生死第一線，原以為潘瑾慧已經看慣悲歡離合，然而在訪談中，她還是數次忍不住落淚。或許正是那份真實，才能接住家屬面對無常的痛苦，也因為這些長年在崗位上的堅持，臺灣的器官捐贈才得以累積更多的經驗，與社會一起學習面對生命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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