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合作在他方／主婦聯盟合作社推動勞務承攬爭議（後記）
承上下篇事件爭議始末：框架之外，「尊嚴勞動」可能嗎？、站在合作的分水嶺，勞工為什麼「不選擇」？
「合作社裡最大的成本是什麼？不就是溝通的成本嗎？」9 月，在一夕入秋的臺南，我帶著主聯事件始末去訪問臺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再過 2 個小時，他就要對著一群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的社員談「合作的艱難」。「合作經濟裡最好的、最可貴的，就是民主參與、民主治理，你願不願意花時間去參與？花時間去溝通？缺少了這個，就和一般企業一點差別都沒有了。」
在訪談主聯合作社此次事件雙方當事人的過程中，最深的感受，就是兩造業已沒有有效的溝通渠道，取而代之的，莫名其妙地受到信任的，反而是各種想當然爾的人際網絡：某成員是資深工作者，他一定懂我們的用心；某員工就跟我在同一個辦公室裡、文件都是他幫忙做的，他怎麼可能不知道我們新修改的方向？某理事是我的朋友，他應該要理解我們只是在維護權益……
望向兩端的合作想像
於是數月過去了，在一個有合法勞方代表的合作社中，除了幾場更激化事態的「說明會」，工會寧可朝著外面說話，而社方沉默以對。「我們並不是沒有在對內溝通，我們是把力氣都留下來和合作社的社員對話，讓社員了解方案的內容。」合作社理事陳郁玲說。但是，如果這是一個發生在勞資關係裡的衝突，其實真正急需對話的，是社方與職員。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工會粉專
我帶著同樣的問題去問工會常務理事章雅喬，她說：「妳不能檢討資源少的這一方。今天社方才是有行政資源的那個，我們要上班、要工作，工會幹部都是擠出自己的時間來討論開會，而且社方改了什麼、準備要怎麼改，都是只有他們才知道啊！」蔡一維說，他每個版本都有寄給職員們看，但在工作者這一端，只覺得那是「一個 Excel 檔案裡面，一堆數字」。
缺少有效的、好的溝通渠道，不斷衍生的猜疑和戒慎使得互信基礎變得更加薄弱，遂成為一個「做的人冤，聽的人忿」的局面。工會在回應社方的方式上，踩了傳統企業中勞資對立的立場，在工會發出的一個聲明與 2 版懶人包中，都將「消費合作社欲推動勞動合作社」這件事描述為人力外包。這若從習以為常的勞資關係想像中來看，某種程度上，將既定的業務交予他人承攬，要說是外包也沒有錯，只是這個從傳統勞務關係中抓下來的詞，並不足夠能公平地描繪勞動合作社的輪廓。
虛假或退化的「合作」，比傳統雇傭關係更危險
勞動合作社就是以專業技術、以勞動力去承攬勞務，所以差別在哪兒呢？唯「自主」二字矣。工時的自主，工作內容的自主，工資的自主，工作方法的自主。
這也是另一個社方與工會在認知上截然不同的爭議點。工會主張「我在你的場域，賣你指定的商品，雖然沒有直接受你管理，但是在承攬費用公式中，業務獎金的設計仍是一種將管理績效等名目包在裡頭的方式，這樣怎麼能算是勞務自主呢？」然而，回到勞務承攬的性質來想，合理的績效要求、指定販售商品與工作方式，與其說是不自主，其實比較接近兩造合意契約內容的議定。
一個可以自己決定工時、自己決定工資分配方式，也可以決定承接誰的勞務的「合作社」，我認為即滿足了「勞務自主」的條件；而在因承攬他人業務而與另一個主體產生關聯的層面上，滿足若干要求與受其指揮，是屬於業務所需，在業務層次上的「無法全然自主」，並不會直接否定了勞動合作社在經營上的自主性。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粉專
這個對於「自主」的想像，其不同層次的紊亂，至少在職員這一端，揭露的其實是許多受僱者在不熟悉合作經濟的情況下，勞務自主、尊嚴勞動，從來就不是一個職涯選項。想到勞務承攬，只能想到外包；想到外包，只能想到雇主要規避責任，由此而生，則更值得探問的，反而是主聯合作社由上而下、由中央而地方，嘗試以消費合作社的現有資源來催生勞動合作社，並且還讓這個催生的實踐，直接發生在現存的真實勞資關係場域中。然而，有勞資關係的地方，就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如此一來，這個充滿意義的嘗試，會不會有可能與合作社核心價值「自願結合」背道而馳？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也是一個令人不忍的念頭。偽合作社比資方更危險，正因若將「合作意識」與「自願結合」從組織中剝除，在現行缺乏監核與自律機制的環境下，「玩假的」勞動合作社可以對勞動者造成比企業更大的傷害，因為在勞動合作社這個架構下工作的人們，甚至不是「勞工」了。
是以，合作經濟中人與人的結合，不僅只是在道德上希望他們彼此充滿合作的意願，而是在務實面，他們也非充滿意願不可。有合作意願，才有了合作意識，才會相信花在溝通與理解對方的時間不是白費，才會相信民主與平等最終會更有效率。那麼，是逆水行舟？是順水推舟？還是水到渠成？我們該怎麼評價主聯合作社所做的嘗試呢？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官網
職員這端的需求是存疑的，社員那端的需求則可能才更是社方著意推動的主因。雖然在採訪過程中，工會幹部不斷提醒我：「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勞動合作社。如果你站在站所一整天，問每一個走進站所的社員說，『你知道社方要推勞動合作社嗎？』，他們大概都會一臉迷惘，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
諷刺的是，如果到最後真的都沒有人要出來組成勞動合作社承攬站所業務，如果這個「需求」真的是社方虛構的，那麼工會與基層勞動者所憂慮與恐慌的工作權益受到影響、甚至是被取代的問題，亦於焉不存。
沒有典範的先行路上，協力生活的理型是什麼？
在訪談過程中，幾乎每一方、每一個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是此事之難，難在前方完全沒有典範的存在。沒有成功的經驗，某種程度上就是要人閉眼走入深谷，那豈是覺悟或進步或教育足不足夠的問題？那幾乎會演變成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矛盾。成功的典範是如何從無到有誕生的？應先培植土壤，改善環境，應該埋頭再做 10 年、20 年、30 年的合作教育？還是要先把小鷹帶到懸崖邊，要牠相信自己可以飛？
該耐心等下去，還是該往前跳一步？我沒有答案。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官網
事實上，推動站所轉型為勞動合作社，風險最大的其實是社方──高達 9 成的收入來自於站所，這意味著這一步如果跳錯了，經營許久且穩定成長的合作經濟體也會受到莫大的傷害。在日本生協的前例中，相似的事件甚至造成 45% 的退社潮。陳郁玲說，她覺得這是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的差異，而今非常相似的駁火發生在臺灣，只是火花之後又該朝向何方？
合作社運動和工會運動有衝突嗎？洪敬舒說：「合作社裡的勞雇關係，當然還是回到勞資關係裡來談。今天工會就是一個合法的勞工代表，你不能當它不存在，這是行不通的。」做為合作經濟的研究者，同時也是勞工組織的幹部，洪敬舒認為，合作社裡若已然存在傳統的雇傭關係，就應該回歸勞基法的層面。
「有一個可能更有意義的問題是：為什麼合作社裡會長出傳統的雇傭關係？在國外，工人合作社，或基於特定專業而起來的勞動合作社，他們可能會朝外聘請專業經理人來代為執行某些業務，但是在主聯的例子中，目前受到影響的這些勞工，他們是專業經理人嗎？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停下來思考，這種雇傭關係是怎麼在合作社裡長出來的？」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官網
事有前塵。在很多年前主聯合作社或許就面臨過一次歷史的岔路，當時的選擇，在發覺並不理想後，再要回頭收拾，就得面臨更深更重的阻力。在洪敬舒講完《合作的艱難》當晚，我和陳郁玲又站在騎樓底下聊了一會，她對我說，主婦聯盟不得不承認，自己對於社內的合作教育是失敗的。我卻始終認為，如果一個社會裡從來沒有任何人在談合作教育，如果一個勞工從來沒有任何管道去想像合作經濟，那麼這失敗的責任顯然屬於群體，全都放在主聯合作社身上也並不公允。
鄉民有句話說，潮水退了才知道誰沒穿褲子，在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目前的處境上，我倒覺得是一場洪水襲來，才知道原來地基並不如自己想像中堅實。這起事件可以有的正面意義，大抵就是讓關心或有志從事合作經濟的人共同思辨：協力生活的理想樣貌是什麼？尋求共識需得跋山涉水，需得面對他人與己身的多重侷限，需得重建信任、重啟對話，修護受到損傷的關係，需得引人入勝。這麼難的道路，這麼曲折的旅途，我們能如何攜手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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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賴曉芬：「參與式民主的價值，正在於它的慢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