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的價值：踐行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2018 亞洲進步社會工作宣言

by NPOst 編輯室 · 21 3 月, 2018

文／亞洲進步社會工作論壇團隊

2018 年對亞洲各地的進步社會工作者來說，仍然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既要守護自己的專業自主位置，又要回應國家的政治控制和社會服務市場化的衝擊。倘若社工以至全體福利服務從業員、服務使用者和基層大眾不能積極回應時代的挑戰，那麼社會工作將更難以展現其進步面向，反而淪為不公義社會制度「維穩」（維持穩定）的活塞，專制政權的遮羞布。

為了集體表達我們的憂慮和不滿，並且重申進步社會工作的可能性，繼 2015 年在香港及 2017 年在臺北先後 2 次舉辦「亞洲進步社會工作論壇」後，我們聯合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國際社會工作日發表以下宣言。（參考：「威權之下，社會工作。」一個臺灣社工在香港的所見所思）

反對專制，堅守公義

社會工作與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而亞洲的社會工作者更加從自身行業的歷史發展中了解到當中的深義。亞洲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中國大陸、臺灣、澳門及日本等）不論是否已經實行了代議民主制度，仍然受制於公開或隱藏的專制政府統治。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各地政府因為冷戰的地緣政治，分割為 2 大陣營，各自實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卻都厲行不民主統治。在 1970-1980 年經濟「起飛」的時期開始，亞洲各地人民前仆後繼地組織反對專制的社會運動，並且獲得一定的成就。在眾多尋求民主參與及社會福祉的社會運動中，都不難見到進步社工的身影，因為社會工作正是要關注和改變社會的不公義。今天，我們既要借鑒歐美批判和基進的社會工作理論（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以及各種進步社會運動的經驗，也要重視和傳承我們曾經做出的集體努力。

圖／Marc-Olivier Jodoin @ Unsplash

過去 30 年，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新形態──新自由主義下，亞洲各地普遍存在不健全的議會民主制度。即使有些地方的民眾可以通過選舉更替不受歡迎的政府，但民眾的直接民主參與卻仍乏善足陳。另一方面，各地政府自先後推行福利市場化、公共事業外判制（外包制）和私有化，更令基層大眾不能享有社會服務的參與及權利，加劇了貧窮和社會不平等，同時令到社會工作陷於異化之中。

亞洲社會工作的挑戰

在新自由主義國家政策的微細監控下，社會工作專業面對什麼挑戰呢？首先，社工、社會服務及服務對象都完全服膺於一種「個案管理」手法及證據實證主義邏輯；只管強調新管理主義的效果、效率及效能。在這種情形下，「社會工作」已經逐漸被「個案管理」所取代，雖然「關顧管理」原來只是眾多社會工作手法的一種，但現在急速成為了普羅大眾理解社會服務的關鍵概念及提供手法。

所有由社工根據他們的價值基礎及倫理守則所提供的社會支援，均已經轉變為國家認可且績效衡量的社會服務。其次，將社會工作者視為外包工人（甚至是看門狗）的社會政策更大行其道，社會工作已經淪為一個權力機關，又或是國家權力的看門狗，這應該是與社會工作原來的理想相距甚遠吧。

圖／Matthew Henry @ Unsplash

從各地的歷史經驗表明，進步社會工作者社群參與促進民主，捍衛人權公義，其實是責無旁貸的。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成為專制國家福利體制的一部分，而忘記了我們要服侍的對象從來就是基層的大眾。作為人民的專業，社會工作必須獨立自主，即使不少社會服務的日常經費已經來自政府直接或間接的資助。

我們相信，大多數工作者從事社會服務、委身社會工作的有志人仕，均是希望與基層民眾同行，對人的生命和社群的福祉帶來積極的改變。社會工作是一項對人類福祉有終極關懷的道德實踐，社會工作不但可以幫助人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和困難，更要根除現代社會的不平等和壓迫。進步的社會工作必須處理導致人類困苦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及帶來希望。但是，新自由主義、管理主義霸權和威權政治明顯束縛著我們踐行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我們高呼：我們不是來擔當這種社會工作的！

今日的嚴峻局面再次令我們反省社會工作的使命和社工的角色──

我們是為基層民眾服務的社福工作者，不是協助鞏固不合理制度和政策的工具；
我們堅守社會工作的道德實踐，既關懷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也倡導集體方式（collective approaches）去挑戰不公義的社會政策和措施。

圖／Colton Jones @ Unsplash

香港：傘後清算、逆權不屈

香港 2017 年替換了新的特首，卻沒有改變半點其威權附庸及親近財團的本質。曾經參與 2014 年雨傘運動及其它社會運動的青年組織者一個接一個被檢控或入獄，包括曾參與雨傘運動的社工、現任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邵家臻（他更有可能會被剝奪立法會議員的資格）。2018 年 3 月雖然迎來立法會的補選，但泛民主派候選人竟又被無理取消資格，引起強烈的不滿，再再反映特區政府全力打壓民間社會及社運團體。

近年，總開支近 6000 億港元的多項基建工程（包括高鐵香港段、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港珠澳大橋）強硬上馬，反映了大中華資本主義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作為全球最貧富懸殊及房價高昂的亞洲城市，政府持守著 1.1 萬億的財政盈餘，卻不願意撥款解決醫療、房屋、教育及社會福利等制度問題，甚至連續 2 年削減醫療開支。

2014 年香港雨傘革命。圖／Leung Ching Yau Alex @ flickr, CC BY 2.0

自從 2000 年相繼實行「一筆過撥款」和「服務競投」（委辦競標）後，社會工作陷入官僚計畫和市場化的雙重危機。一套名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的管理主義思維和政策開始引入香港主流社會福利機構。管理主義強調量化績效（如服務質素標準），把服務使用者塑造成消費者（所謂錢跟人走），同時構建起社福界的內部市場，迫使社福機構為合約和客源進行低價競標的尋底競賽（Race to the Bottom）（如服務競投）。少數非主流的社會服務在資源匱乏下艱難前行，在政治緊縮的年代，社會福利界今年更要面對推行近 18 年的「一筆過撥款」的檢討。工作者必需團結反對這以新公共管理主義為宗旨、造成政府控制機構、管理層壓迫前線工作者和使服務對象參與乏力的撥款制度。

我們認為 3 方面的工作均有助於復甦進步的社會工作。首先，在社工教育領域，抗拒淡化社區工作和社會政策的課程內容，反而應在訓練中增加宏觀實務、結構分析、反壓迫和反歧視實務等內容；其次，借鑒 1970 年代以來西方批判及基進的社會工作思想，有計畫的引介該流派的主要文獻。最後，組成各種推動進步社會政策和進步社會工作的平臺，加強工作者和服務使用者以至各種社會運動之間的交流和團結。

雨傘革命中「守護香港，拒絕沈淪」的抗議布條。圖／@ Wikimedia Commons

臺灣：反思批判、組織培力

臺灣社會工作正面臨多種不同的壓迫處境：新自由主義的思維讓社會福利產業不停的委外外包：政府責任轉嫁民間團體；公共服務持續商品化，而社工服務轉向追求績效卻忽略公平正義的初衷；民間社工勞動也走向契約型不穩定就業。

臺灣世代不正義的社會問題反映在工作機會、勞動條件和年金等社會保障制度上，社會工作的新舊世代也儼然成形。年輕社工正組織社工工會，以勞動者的視野，重新理解社會福利的狀況，倡議社工勞動權益也因此開啟基層社工的行動力與開創力。（參考：【活動現場】社福民營化造成的社工悲歌，工會理事陳新皓：「工會是夥伴，不是敵人」）

而證照制度下的社工專業主義，向國家及官僚主義靠攏的取向窄化了社會工作的發展與多元性，社會行動與社區基層組織運動難以被注視。甚至，在高教商品化的推波助瀾之下，社工學術界與實務現場及社會的真實處境，鴻溝加大。

臺北社工工會於 2017 年 3 月召開記者會。圖／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fb

社會工作社群不管是社工教育、學術研究或是實務操作，目前也難以真實看見臺灣民眾多元的面貌，像是原住民族、國際移工、氣候難民、街頭遊民、性少數及同志等多元社群的處境，而在婚姻平權等社會議題上，部分社工社群甚至傾向保守和壓迫的一方。

臺灣進步社會工作重申，社會工作應該要回到基層和社會的層面，要有反思批判力，更要有組織培力和社會行動的取向。要意識和反思到社會工作者大多是治理菁英團體的一員，是國家科層體系行政的末稍與行使社會控制的工具。邊緣人群的處境與傳統文化不容易被社工看見，社工反而常常重複生產既有的壓迫。

社工應該要組織基層民眾，看見更多元的社群面貌，也要透過團結社會經濟凝聚人民的力量、促進民主的對話，並透過反壓迫、去殖民、組織培力與社會運動等方式追求多元族群的尊嚴。最後要強調工會的組織與視角，社會工作者以勞動者的身分團結、並以勞動者的位置，跟臺灣廣大受壓迫者結盟並協力前進，一起爭取更好的社工勞動條件、更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有尊嚴的人民生活。

圖／Aziz Acharki @ Unsplash

中國大陸：專業自主、曇花一現

2017 年對中國主流社工界而言又是令人振奮的一年：「社會工作」4 個字再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全國持證社工超過 32.6 萬人、社工崗位超過 31.2 萬個，某些地區計畫提高政府購買經費標準，可能帶來社工工資的明顯提升，引發業內一片羡慕和叫好之聲。中共十八大報告裡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使命，專家學者認為這其中已經包含了對社會工作大力發展的重大需求。

在形勢一片大好的繁榮背後，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黨政主導的社會工作之自主性岌岌可危。一些地區的社工機構失去了獨立的社區中心，成為「黨群服務中心」，社工機構成為社會組織黨組織建設的一大抓手（切入點）。社區服務的黨建色彩日益濃厚，在行業起步時期，一些有紅色背景或企業背景的人士也借專業服務的幌子開機構賺錢。

這些機構的財務透明度和服務品質飽受業內詬病，其服務規模卻不減反增，使得政府購買社工服務可謂權力和資本的遊戲。各地社會工作協會聲稱是社工的娘家，卻在社工被無理投訴後，以維穩作派，吊銷社工在該地的執業資格。社工作為助人者，自身面對勞動權益問題時卻幾乎無處求助。

圖／@ Wikimedia Commons

曾經，越來越多懷有理想的社工選擇離開主流社工行業前往 NGOs，然而，這 1、2 年國家閉門立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和《國家安全法》卻嚴厲鉗制著 NGO 和社會活動家的社會參與。他們在國家建構的主流社會工作體系中處於不被信任的邊緣地位，而難以獲得政府資助。要嘛辛辛苦苦在尚未成熟的公眾捐贈環境裡四處化緣，要嘛為獲取捐助，被迫捲入資本市場遊戲，淪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裝飾。

也許唯一可以慶幸的是，我們還有拒絕同流合汙的社工，有在實踐中堅持反思國家、父權、資本壓迫與社工服務關係的夥伴。我們還記得初學社工時對公平正義社會的想像，我們學著懷疑所謂專業、科學、指標；我們在複雜的社區權力關係中鬥智鬥勇，我們在經濟指標迅速增長的社會裡學習社工專業。儘管艱難，我們期待全國 32 萬名註冊社工繼續心存對專業自主的信念，成為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

澳門：專業註冊、堅守公義

澳門社會工作者在過去 2 年面對最大的挑戰，應是在參與《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認可及註冊制度》立法諮詢工作中，不同組織的前線社工及社工學生均表達強烈要求，把「社會工作者必須秉持社會公義」的字眼寫進未來的社會工作者註冊制度中。可是，部分立法會議員或社會人士對社會工作者應秉持「社會公義」的論述，表示不明所以。他們指稱社會工作是愛心的工作，不要開口閉口「社會公義」，更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澳門的社工是否想「學」香港的社工天天上街示威！？

以上言論反映了部分社會人士完全不理解社會工作的性質，以為社會工作只是講求愛心的工作，他們眼中的社工應是「幫阿婆過馬路」的愛心工作。做社工固然要有愛心，但對社工來說，更重要的如何改變社會，令社會變得更好。

就以「幫阿婆過馬路」為例，當社工發現婆婆在過馬路時遇上困難，除了盡快幫婆婆過馬路，更要思考的是：為什麼長者過馬路時會遇上困難？會不會是駕駛者的不良駕駛習慣令長者過馬路變得不安全？又或者是道路設計有問題，令行人難以過馬路？如果是駕駛者的不良駕駛習慣影響行人，社工可能需要推動社區教育工作，鼓勵駕駛者學習良好的駕駛習慣；如果是道路設計有問題，社工可以進行政策倡議，要求政府部門關注行人過路問題。

圖／@ pxhere, CC0 Public Domain

以上事例可以說明社會工作者要處理的不光是個人的需要，而是需要思考問題的成因，從而令社會變得更完善。「社會工作者必須秉持社會公義」正說明了社會工作的特質，我們不只是關懷個人的需要，而是思考所有引起問題的因素，從而提出改善計畫。這正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把「社會公義」寫入未來社工註冊制度的原因。造成以上對社會工作的誤解，以為社工人員只是「做好心」的人，正是澳門社會長期對社會工作者的「刻板印象」。

在過去，不論什麼類型的機構都只傾向埋首於個人服務的層次。今日，澳門特區政府受惠於龐大的博彩稅收益，也增加對非政府機構的資助，卻令非政府組織的依賴更強。要擺脫現今的困局，政府應全面檢討津助制度（補助制度），避免福利組織成為政府的「附屬組織」。

此外，社工組織、社工學生團體也應該身體力行，加強社區教育，改變大眾對社工的刻板印象。我們不是否定個人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社會工作的終極關懷是社會變革！

日本：司法公義、備受衝擊

2016 年，以殘暴及壓制著名的安倍晉三政府突然推出一個旨在降低犯罪率，以達至「安全社會」的意識形態計畫。據此，律政司（司法部）頒佈了相關的措施細節，包括建議透過刑事制度聘請證照社工師（雖然只是兼職）。然而，認可社工的專業團體竟表示歡迎！表面看來，這建議創造新的社工職位，但當中真的沒有問題嗎？不少進步及基進的工作者及學者批評，這種傾向政府的態度，使社工成為檢察官的同伴（顧問）。

假若這計畫不幸正式通過，將會不知不覺的摧毀社會工作的倫理守則。為什麼？首先，此建議將不再保證社會工作者的獨立角色，因為社工將要與檢察官共同評估嫌犯（服務對象）的需要；而且，嫌犯的自決將難以保證，檢控官可以轉介嫌犯予社工作為調查的延申。我們不難想像，由於嫌犯都會顧慮到機構調查訪問的結果，以致不能不出席「不合理」的會面，他們根本沒有選擇。

安倍晉三。圖／Dick Thomas Johnson @ flickr, CC BY 2.0

第二，日本的檢控單位（包括警方與檢控官）因著他們長期拘留的做法及任意檢控的決定，早已惡名昭張。新建議將有違社會工作應持守的倡議功能，削弱囚犯獲釋後得到社會支持的機會。

最後，在懲教單位工作的社工理應回應釋囚（更生人）的需要，卻因為需要向政府當局撰寫報告，淪為監視釋囚生活態度的國家機器之一。國家權力機關擁有巨大而無間的權力去監控釋囚，如果釋囚因為不經意逃離康復中心或只因貧窮而盜竊，破壞了之前的承諾，政府當局便能運用權力影響他們的生活選擇（如不能酗酒、勤勉及有規範地工作等）。為什麼政府可以如此廣泛的介入釋囚（人民）的生活呢？社會工作的自主性正是界定社會工作的重要一環。如今的司法公義卻已由極權與霸權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