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篇：當「日常」與「通報單」只是一線之隔／路怒父母的社會支持在哪裡？（上）
父母會不會「恨」子女？對子女有多大比例負面的情緒、負面情緒又從何而來？這些議題能不能公開提問並討論？這些往往被為人父母者所壓抑逃避的感受，其實精神分析領域早有學者討論。文化大學心輔系教授洪雅琴於 2013 年寫成《論母嬰之愛恨交織》（註），便探討母親對嬰兒的忌羨與攻擊等原始本能──
生兒育女是一個人們期待自己有能力去承擔的關係、責任或角色，但對很多沒有準備好的人、沒有被照顧過的人、生命階段不合適的人，簡言之就是內外資源都不夠的人，就會覺得孩子在指控你的「沒有」與「無能」，耗竭時父母的「內在小孩」也會跑出來，萌生這樣的念頭：「那，誰來照顧我？」，或「你要的，我小時候也從來沒有得到過，你憑什麼跟我要？」
媽媽內心的小孩，呈現出「路怒」表相
「照顧」勾出父母早期生活裡依附關係的品質、生命過程中的創傷，洪雅琴表示「產後憂鬱」並不是一個突然「罹患」或「得到」的疾病，「孩子的照顧是很驚人的需求，而且這個需求不會停，母親原本的生活和角色完全被剝奪。」因此產後首個月的憂鬱是多數母親的共同經驗。
但隨後母親會不會落入憂鬱的風險，「支持系統」占據重要地位，「若母親有一個協助照顧嬰兒的角色可茲模範，她會獲得安全感，領略到養育孩子不是完全靠自己。」洪雅琴說。但若母親經歷到的是負面的，諸如對於母親身為照顧者的不耐煩、不信任、奚落或照顧上的「爭奪」，都可能演變為複雜難解的情結──孩子不是我的、孩子突顯出我的弱點、孩子是一個共謀企圖傷害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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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孩子漸長，生涯的變動有時能夠幫助憂鬱的母親跨越，「有些媽媽上班後症狀會緩減，她除了不擅長母職，其他功能都很好，她的貢獻就轉變成，為自己的孩子找一個比較適合的照顧者，例如稱職的保母。當然這也有衍生的問題，孩子跟媽媽可能就沒那麼親近。」但若母親欠缺生活上的改變、支持系統也仍舊不足，憂鬱狀態可能持續多年，甚至綿延至孩子跨入學齡期。
例如，長媳阿繪和單親媽媽 Alice 在孩子邁入學齡期後，仍未從糾結中釋放：「我現在沒把你（孩子）顧好，我爸媽（公婆）會罵我。」這種焦慮無形中轉為對孩子的敵意，外顯於我們看到的「路怒」狀態。對此，洪雅琴表示：「有沒有注意到她們描述這些事的語氣都像小朋友？怕公婆會念、怕爸媽會罵⋯⋯她沒有在當媽媽，她是在當小孩。只要當小孩，她的孩子就不會有一個真的媽媽、一個有主體性的成人，也不需要去在意父母（公婆）怎麼想。」
洪雅琴鼓勵父母接受個別諮商，諮商能夠幫助父母的內在小孩較快速的長大：「花一些時間做內在的探索，你得到了信心和成就感，你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個真正的父／母親。」洪雅琴也鼓勵父母開放自我：「去找一個支持者，自己的媽媽也好、同事或家醫科醫師也好，不要覺得丟臉，去開口問你真正感到困擾的育兒問題。」
別讓旁人的眼光左右了孩子的教育
萬華婦女中心副主任周佳儀和洪雅琴看法相近，她認為當父母的祕訣在於「不需要在意別人怎麼想」：「我孩子很小的時候，也有段時間我帶出去都很緊張，很怕別人批評，即便出門前頻頻提醒：『等下不可以怎麼樣喔！』但出門後所有的『不可以』都會失效。」因而許多父母在公共場合會用「食物」轉移孩子的注意力，讓孩子先「閉嘴」再說，但這種策略沒有辦法讓孩子有正向的學習與連結──我做了一個錯的事情，但媽媽塞了一顆糖給我？
爾後周佳儀思考：「我為什麼要這麼在意別人的眼光？觀察並理解我的孩子當時的狀態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周佳儀鼓勵為人父母者切勿向內苛責：「不是我們管教很差，一定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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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中心的育兒友善園往往上演著父母容易遭逢的親職困擾，「這個空間也讓我們對父母的『路怒』現象有了服務介入的契機。」經常發生的情形是父母準備回家而孩子玩得正盡興、孩子不配合也不願收玩具、家長叫不聽聲量變大、拉扯孩子等。由於家長對外人的介入通常會比較防衛，社工採取的做法是先處理孩子：「來喔，我們都要收玩具，我們可以怎麼收⋯⋯」整理完社工就會問孩子：「你的爸爸媽媽是誰呢？」然後與家長聊天、關心孩子在家裡的情形。
社工員會先同理家長：「孩子在這個階段有這樣的行為，其實很正常。」中心社工員雖以未婚居多，但都親身參與親職團體，對於幼兒各階段的知識有所涉獵與掌握，能快速切入重點、讓家長卸下心防，「家長可能就會打開話匣子：『對啊，孩子在家裡都叫不聽，就拿他沒辦法』，我們就有契機介紹服務：『有一些親職技巧，是可以學習的』，邀請他們來參加親職團體。」
都是媽媽沒教好？拉進父親的親職角色
在過去，親職團體幾乎只有媽媽參加，中心因此有意識的想翻轉既定的性別框架，而育兒友善園提供了改變的契機，「爸爸也開始會帶著嬰幼兒來，通常是星期六下午。男性的比例越來越高，雖然常常在旁邊滑手機，還有睡著的，但我們覺得這都是好現象，因為男性找到了一個讓他安心休憩／育兒的資源。」
「我們發現，男性比較需要具體的知識，他希望學到一些具體的方法帶回家用。」有些家長之前聽理論聽疲乏了，可能試過覺得沒有用，就對學習親職技巧這件事灰心了。因此親職團體找來了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會運用簡單的方法教家長陪玩互動，在現場觀察孩子時，治療師也能直接跟家長討論孩子的狀況，達到『個別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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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爸爸在團體中看到其他家長的類似困境，就不會認為孩子教不好是媽媽個人的問題，這樣的努力讓社區父母的性平面貌逐漸浮現，「中心的親職團體，夫妻一起參加的比例大概 3 成。」運用團體的支持力量，也帶來社區融合，「有些單親媽媽可能原生家庭的狀況也不好，因此她們的支持後盾是非常有限的。在團體中，她們才能找到社區內互助的夥伴、去建立一個嶄新的人際網絡。」
周佳儀認為，有親職困擾的父母，可優先向各區婦女中心諮詢，「雖然在我們社區的求助類型中，福利諮詢和經濟補助占最大比例，但這通常也是親職服務介入的契機。」這引發我們思考，父母往往希望給孩子「最好」的資源，卻往往認為「最好」就是最貴，認為購買而來的服務才會是好服務。
這個迷思是否稀釋了「互助」和社區意識的價值，也形塑了教養的階層化？使得社經地位「頂」層的父母有條件以「購買服務」來獨立完成教養需求，但反過來說，是否也限制了他們向外求助的契機與動機、更不容易將親職困擾說出口？
不會求助的父母，造就無法求助的孩子
陪伴臺灣走過半世紀的張老師 1980 專線，據其統計發現，求助類型有 1/3 是家庭問題，其中大部分是父母與「青少年」子女的關係困擾。然而，對於教養幼兒的親職困擾求助比例卻微乎其微，近乎沒有，對照於頻繁的「路怒」現象，這個斷層顯示了父母在求助上的卻步及沉默。
多數父母對正式單位的求助卻步，將親職困擾寄情於無遠弗屆的網路，單親媽媽 Alice 就表示，在網路上宣洩往往可以得到秒回按讚，是非常立即性的支持，但同時也感覺多數回應是情緒性、非常主觀的，若要得到真正的幫助，似乎還是得向專業請教。臺北張老師的徐茂弘組長則認為，網路回饋比較沒有辦法陪當事人看見「過去經驗」對個體的限制及影響。
徐茂弘強調，父母的「路怒」現象要回到文化裡檢視：「我們從小到大都在學習如何控制自己，不被鼓勵思考、探索內在，甚至不允許你有這樣的需求。」社會的要求如同父母的要求，父母的要求也如同社會的要求──就照這樣的常規走下去，不要有任何的想法或情緒，這樣的小孩總能被認為是最「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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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朝一日，小孩成了「父母」，看著孩子的種種不受控，「我小時候可以做得到，你為什麼做不到？」只能在記憶裡搜尋當初父母對待他的方式、最激烈又印象最深刻的手段，用直接的發怒試圖讓孩子停止原本的行為。也因此，徐茂弘看待父母的「路怒」，不會把重點放在孩子的「行為」上，而是放在「成人」如何面對不可控及隨後湧生的無力感：「1980 專線及網路諮商是免費的，隱匿性及可近性也高，我認為會是照顧心理健康較容易入門的起點。」
北市家暴中心兒少保組長黃瑞雯表示，父母的「路怒」在整體的通報比例中雖然不高，不到 1%，但確實有增加的趨勢。有些民眾在路上看到時會拍下來，然後打 113（全國婦幼保護專線），隨後把影片傳送，也有人記下重要的人、事、時、地、物，而有些人則會在媒體上揭露，「那也是我們其中一個受案來源。」
所幸大部分民眾通報的父母「路怒」，經訪視了解，確認施暴的比例「低」，至於如何判別看到的現象有無通報的必要，黃瑞雯表示：「如果你覺得家長處罰的方式是很不利於孩子成長的，或有明確的肢體暴力，我會建議民眾出面制止，或記下重要的特徵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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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讓父母背負過高期待
從事家暴業務多年，黃瑞雯觀察這 10、20 年間臺灣社會家庭的更迭，她認為過往世代讓孩子自己學習、成長，父母對孩子的掌控性較少、摩擦反而沒這麼明顯。現代社會兒童保護意識抬頭，「少子化」也使得這個世代的父母被高度期待：密集的陪伴孩子、給孩子良好的教育、互競的物質條件，加上現代社會普遍經歷的「時間緊迫」，父母也有自己跨不過的焦慮與難關，黃瑞雯認為這些高期待產生的高壓力，對孩子、對父母，都不是好事。
對此，周佳儀也頗有感觸，認為父母和孩子都不應給自己這麼高的標準：「有些育兒書講的是無後顧之憂的理想狀態，到現實面沒辦法應用，挫折感就由此而來。」例如建議父母全然以孩子的作息為主，使得父母失去自己、孩子也未嘗受益：「孩子無法理解大人為什麼有時候不能陪他，或以為媽媽本該『隨傳隨到』。如果孩子每天看到一個『犧牲奉獻』的媽媽，未來在自己的親密關係裡，也極可能以此為圖像。」
因此，惟有父母自己也很認真的經營生活、示範一個「人」在社會上好好生活的樣態，孩子才能理解「社會」是怎麼運作的。周佳儀也強調父母「自我照顧」的重要：「自我照顧並不是隨心所欲的把孩子丟下，去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而是運用資源去經營生活。」例如婦女中心曾舉辦瑜珈體驗，邀請父母參加，並安排專人協助照顧孩子，讓父母能夠專心投入。
兒少保護工作無法只靠社政完成
事實上，兒童／少年保業務非常細緻龐雜，通報後社工員必須針對家中的施虐者、兒童／少年特質、家庭結構來綜合評估，才能判斷是否需要後續追蹤及處遇，並建議執行時數及方式究竟是諮商、夫妻晤談、自我照顧或情緒控制等。這樣的評估很重要，影響了父母能不能得到切合他們需要的資源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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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避免標籤化，臺北市家暴防治中心從去年開始發展出「親職達人護照」措施，不獨用行政處分裁處模式，而是希望改變家長的觀念：「上課不是處罰，而是可運用的資源，身為父母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然而這些努力都需要社工員切身與案家建立關係才能推動。社工員處於個管位置，承接風險管控的期待，姑且不論此期待是否強求，可以確定的是，兒少保護工作沒有辦法只靠社政完成。
回憶起 2005 的「邱小妹」，也是一樁父母「路怒」事件，當時察覺有異因而報案的是 7-11 的店員，近來幾起兒虐或路怒事件的舉發，幾乎也都是鄰里發揮力量。無論是向外求助的管道與資源，還是守望相助的通報，「社區」的緊密關係似乎是引頸眺望更佳的家庭政策之餘，目前唾手可及的解方。
暢銷小說《小屋》當中提到：「孩子被保護，是因為被愛，不是因為孩子有權利被保護。」這句話看似深奧，其實簡單──我們是否能打造一個對孩子有愛的社群與社會，而非為了「保護的義務」去扛起父母的身分？
註：
洪雅琴（2006）。論母嬰之間的愛恨交織。諮商與輔導，242，頁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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