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從去年開始許多團體逐漸在倡議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究竟是什麼？它跟臺灣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心上？
NPOst 與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合力開啟了這個專欄，期望以 Taiwan Aid 紮實的研究基礎及其成員組織豐富的國際服務經驗，讓每個人都能理解 SDGs 為何與我們大有關係。本專欄將陸續將針對 SDGs 裡的各項目標議題，深入討論臺灣自身狀況，以及每個人身在其中所能呼應與著力的方向。
去年 10 月，日本 TBS 的《月薪嬌妻》轟動一個秋季，（以下爆雷）劇情敘述可愛甜美的新垣結衣研究所畢業後只能在企業中擔任時薪制的派遣工，既是派遣，公司後來任意終止合約後，她進入宅男星野源家中做家事打工，總算得到一份報酬 CP 值大勝的工作。在 2 人曖昧過程中，另還拋出當「愛情」進入「婚姻」後，女性是否便成為無給職，對勞動權益與資歷累積一點都沒有保障的大哉問。
無獨有偶，今年橫掃艾美獎 8 項大獎的美劇《使女的故事》也鎖定討論當「少子化」成為人類「生存危機」，對女性的身體概念限縮為生育能力，並將女性主權歸於國家所有。影集探討如此讓女性失去閱讀、財產、行動自由後的世界，是否能成為「一個更好的世界」，只是對某些人而言從來是意味更糟。
《使女的故事》。圖／Geektown（Hulu）
如果說《月薪嬌妻》是在談戀愛的輕喜劇過程中，試圖討論當代婚姻對一個女性進出職涯、累積財富與頭銜落差的現實議題，《使女的故事》鋪述的，則是女性失去財產權、受教權、身體自主權等的「未來世界」啟示錄。《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曾在訪談中談及，「故事中的所有事，都必須是某時某地真正發生『過』的事情」，她從過往不同時空的歷史中借鏡那些落於女性身心的種種暴力，然而，不意外的是，這些暴力行為仍然是當今世界，發生在許多女性生活中的恐怖片。
「生而為人」，現代女性生存圖像尚未平等
如此，當今女性生活，抑或「生存」的圖像是什麼？我們未來對性別平權的期待與想像又是什麼呢？先來看幾項由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報告（MDG Report）於 2015 年提出的統計數據──
截至目前，全球女性的受教權比起 20 年前已大幅提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已有 6 成達到性別平等，到了中等教育則是 3 成 6，高等教育則銳減到 4%。然而，在不同時期離開校園的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其他「數字」卻不是那麼樂觀。當全球有 77% 的男性勞動力投入市場時，女性只有一半，且平均薪資比男性少 24%，而更高比例的女性是沒有經濟與社會福利保障的家務勞工；在國會中，雖然女性參與人數已比過去 20 年多了一倍，仍然僅占政壇 1/5 的面孔。
圖／rawpixel.com @ Unsplash
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今年 4 月出版的《婦研縱橫》，以及聯合國婦女署與聯合國所著《性別平等，為何重要》，也分別以專題篇幅進一步指出當前全世界的幾個數據現實：有 10.3 億的女性仍無法在正式的金融機構開戶、女性占農業勞動人口 4 成以上，且全球有 90％ 的「在家享用的餐點」由女性提供，但若遭遇糧食短缺，女性則優先被犧牲。此外，仍有 2 億多的女性未享有基礎醫療照顧、每年約有 500 萬 18 歲以下的女性／女童被迫「結婚」，但只有 5 成的孕婦能享有基本產檢。高達 3 成 5 以上的女性表示，曾經受到肢體或性暴力（這還不包括許多黑數）、估計全球有至少 2 億女性遭受過不同形式的割禮、全球互聯網女性用戶普及率較男性低 11% ⋯⋯
從人身安全、經濟自主、公共衛生到公共參與，女性要與男性同享「生而為人」的平等待遇，仍然有許多進展空間。
圖／侯希
從 MDGs 到 SDGs：在受教權之外，實現各方面的平等
在過去千禧年發展的 8 項目標（MDGs）中，「性別平權」雖然占得 1/8 的重要席位，看似關懷已到，但目標單一，只強調要讓女性得到完整受教權──
MDG 第 3 項目標：促進性別平等並賦權女性（Promot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women）
在 2005 年之前消除初等和中學教育的性別差距、2015 年之前消除各級教育的性別差距。
To eliminate gender disparit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by 2005, and in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by 2015.
在後 MDGs 的檢討中，人們發現雖然經過倡議與金錢投入，女性受教權在檯面上看來顯著提昇，但反映在「念書」之外的生命安全、經濟自主、法律平權、公共參與上，性別指標卻屢屢亮紅燈。因此，聯合國在其後所制定的未來 15 年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以下簡稱 SDGs）中明文揭露，當今「性別不平等現象廣泛存在，使社會進步停滯不前」，需要更明確的制定種種指標，方可確認做到性別平權。
SDG 第 5 項目標：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權所有女性。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
SDG 共有 17 項目標，不僅將性別議題單單拉出來做主要目標 5，下有 14 個監督指標，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統計，綜觀其他 16 項目標與其下 155 個指標，會發現提及「性別」（gender／sex）或是「女性」（women／girls）的指標也高達 39 個，占所有指標比例達 23%。並且，SDGs 最終呼籲各目標「後續評估工作要顧及性別平等問題」，再度扣回性別議題的敏感性。此一設計的巧思在於，一方面將性別議題單獨拉出，強調女性賦權，另一方面又透過將性別平權觀念納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生活各領域，雙軌共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舉例而言，SDG-5 中把女性拉出賦權的指標包含人身安全與健康，如：消除對婦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視（5.1）、消除針對婦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為，包括販賣，性剝削及其他形式的剝削（5.2）、消除童婚，早婚，逼婚及割禮等一切傷害行為（5.3）、確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權利（5.6）；
在經濟、財產權方面：認可和尊重無償護理和家務，在家庭內部提倡責任共擔（5.4）、給予婦女平等獲取經濟資源的權利，以及享有對土地和其他形式財產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獲取金融服務，遺產和自然資源（5.a）；
圖／Suhyeon Choi @ Unsplash
在公共參與方面：確保婦女全面有效參與各級政治，經濟和公共生活的決策，並享有進入以上各級決策領導層的平等機會（5.5）、加強技術，特別是訊息和通訊技術的應用，以增強婦女權能（5.b）、採用和加強合作的政策和執行力的立法，促進性別平等，在各級增強婦女和女童權能（5.c）。
而其他散落在 16 項 SDG 目標中的性別指標更是難以忽略。簡略舉幾個例子，例如談貧窮：到 2030 年，確保所有男女，特別是窮人和弱勢群體，享有平等獲取經濟資源的權利（1.4）；談飢餓：到 2030 年，消除一切形式的營養不良，解決青春期少女、孕婦、哺乳期婦女和老年人的營養需求（2.2）；談教育：建立和改善兼顧兒童、殘疾和性別平等的教育設施，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學習環境（4.a），以及女性在未來新型能源、永續發展、公民參與等權利（SDG目標 6-17）……在此不一一細數。
2017 年 3 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CSW）。圖／UN Women @ flickr, CC BY-NC-ND 2.0
被誤認為「家務事」的社會暴力
在臺灣推動性別平權議題已 35 年的婦女新知基金會（以下稱「新知」），從創立以來對於倡議女性生育自主、性別平等工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自主、女性參政、媒體識讀等性別議題無役不與。婦女新知基金會祕書長覃玉蓉以臺灣婦權的進程經驗對照 SDGs 的龐大架構，指出性別議題之所以看似包羅萬象、與所有目標都有關係，最簡單的理解方式是：「性別」議題牽涉到所有人與人之間的「親密生活」。也因此，要去意識以及翻轉是很困難的。覃玉蓉直言：「當你在想要怎麼改變這些事的時候，要處理的其實是親密關係。」
圖／Alaxas Photos @ Pixabay
而意識「性別不平」如何開始？覃玉蓉以新知在 1982 創辦之初就多次探討的婚姻暴力議題為例，「臺灣早年在談家暴，會覺得這是個人家裡的事，雖然不太合理，但政府也不一定需要介入」，直到發生 1993 年的鄧如雯殺夫案。
回到當時的刑法架構，原本一審判決此殺夫案就是殺人罪，卻引起許多在婚姻內也長久隱忍暴力的女性共鳴與婦女團體聲援上訴：「在過去的婚姻關係中，丈夫打妻子是很普遍的現象，發生鄧如雯殺人案之前沒有任何資源支援家庭內的受暴女性」。鄧如雯事件原是未成年女性受迫嫁給性侵者，且長年承受婚姻內暴力，及丈夫對其他家人的暴力行為等連鎖暴行，新知將此定調為「不是家務事、不是家醜，而是整個社會對女性系統性的暴力」。
覃玉蓉說，新知從 1983 年創辦刊物時就撰文呼籲正視婚姻暴力，10 年後發生鄧如雯殺夫案的聲援，1996 年現代婦女基金會接手研擬「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直至 1998 年才在立法院三讀通過。這長期歷程，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與民法保護令的國家。也就是說，看似性別平等的臺灣社會其實直到 20 世紀末才足以立法保護女性在婚姻內的人身安全，可見要翻轉社會文化原本對性別約定成俗的日常生活，「你必須打破關係中很多常規」。
圖／侯希
消失的女性職涯未來
覃玉蓉再舉臺灣已經幾乎沒有感覺到差別的「受教權」為例，由於臺灣很早就開始施行義務教育，且隨著高教普及化，一般民情而言會覺得「上大學是基本的」，在教育這件事情上似乎性別已臻平等。但細較數字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趨勢，「進入大學的女性比男性多，但到了研究所就相反過來，博士班則更為明顯」，越往學術高階走，男性比例越高。
「很多臺灣家長的想法都還是『我培養兒子去念更好的學位，是為了未來的事業，但女兒可以嫁人就好』」，另外，女性在高教申請學貸的比例也高於男性，也可推論在目前的臺灣社會，女性若要在學術中取得成績與職業發展，大部分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但這其實是讓女性一生的財富累積起點與男性在一開始便差上一截。
圖／ @ pexels, CC0
隨著女性進入家庭與生子階段，女性也會很頻繁的考慮或是實際「進出」職場，資歷累積與薪資調幅很明顯會受到自組家庭影響。「一個有小孩的女性平均薪資是女性中最低的，單身女性是平均最高的，但單身女性還是低於所有男性的平均薪資」。覃玉蓉歸納，「這在學術上有個專有名詞是 Motherhood Penalty（母職懲罰／媽媽罰款），國內外的研究數據都是一樣，臺灣無例外」，當社會仍有個期待是男性養家而女性的主要責任是照顧，就會反應在薪資結構上，「『妳』以後可能會生小孩，然後離開職場，所以我不要投資在『妳』身上」。
圖／侯希
埋藏在生活細節裡的性別平權
從人身基本安全、受教權、薪資結構等發生在性別之間的瑣碎、細微、但日復一日加劇性別權益落差的生活中，每一個差異都關鍵性的形塑了社會文化對於不同性別的期待，覃玉蓉特別提出「認同政治」這個概念，意即社會上每個位置的「性別比例」都很重要：「如果一排內閣閣員站出來，都是西裝筆挺的男人，或是全世界所有總統站出來都是男的，你很難期待我們有任何一個小女孩會覺得『我長大以後要當部長、當總統』。放在任何職業都一樣。當這些人的面孔不斷在媒體上展演的時候，傳達的印象就是『這個位置是男人的，女人的位置不在這裡』。」
如此，性別調查的比例報告便都有了更鮮明的解讀，到了 2017 年，全球女性在國會的比例仍然僅占 23%。覃玉蓉指出，一個有性別意識的人參與政治決策權當然是最重要的，雖然政治決策看似與性別無關，「但假設臺灣的立法委員有 9 成是男性好了，就還是比較難想像國會裡有法條討論女性可不可以有生理假。」性別是流動的，但仍然會回扣到生理上的基本經驗差異。
圖／侯希
今年年初，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下「反墮胎行政命令」（「不受墮胎禁令衝擊」，無國界醫生嚴正呼籲川普正視婦女權益），拍下一張周遭皆是男性環繞的照片，幾天後，瑞典的副總理伊莎貝拉‧樂汶（Isabella Lövin）公佈一張在女性閣員陪同中簽署的、瑞典要在 2045 年達到溫室氣體零排放（Carbon Neutral）的「氣候法案」。在幽默諷刺之餘，傳達的是「權力中心」的長相，例如「臺灣的教育、外交、國防從沒出過女性部長。這意謂著，一個行政院長在選擇閣員組成的時候，到底要傳遞什麼訊息給社會？」
「性別平權」從 MDG-3 到 SDG-5，從注重女性教育權到幾乎生活所有層面的權益平等無所不包。在每一個「消除一切歧視」的宣示之下，標誌的都是生活中人際連結的重要改變，覃玉蓉以多年運動經驗回應：「很多女性在分享經驗的時侯，感受是很明確的，不理解為什麼是這樣的分工或是遭遇理所當然壓在女性身上。有人質疑的時候，就會有人討論『為什麼是這樣子』。讓她講出來，就是一個進程，很多人在談的時候，就是一個支持。」
圖／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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