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乖，就不值得被愛嗎？」那些年被安置，又被拋開的少女們

「想要對安置機構給予建議，最該去訪問的對象是那些離開安置的兒少。」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曾華源曾經如是表達。NPOst 採訪 2 位 7 年前在同一間安置機構「非預期離院」（註）的少女，從這段歷程來理解「安置」對她們的影響、非預期離院後生活的變化，以及其中的掙扎。

晴晴（化名）和小雯（化名），2 個境遇相似的少女，自小擁有角色淡薄的父親和極度匱乏的家庭支持，同樣在「非預期」的處境下離開安置、投靠男友暫時打平生活開支、歷經膽戰心驚的親密關係、於酒店工作支應都市的嚴酷生活。回憶起過去的安置片段，2 人都有猶豫及尷尬：「真的可以講嗎？」一方面擔憂對機構形象有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對於當時的離院原因，即便多年後還懵懂困惑。

從缺的父母，漂流的孩子

晴晴對父親的記憶是：「他把我訓練的很會跟人家借錢。爸爸失業後開始碰毒，從國小開始，常常要我去跟別人借錢，有天他拿了張名片給我，上面是安置機構的聯絡方式，他要我去看看能不能 A 到什麼好處⋯⋯」晴晴聽話前往，在國三那年進入安置，「我是機構自收的個案，當時沒有透過法定安置程序。可以不用再過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是我當時最高興的事。」

小雯的際遇則是：「爸爸沒有能力養我，從幼稚園開始住寄養家庭，年節時爸爸會託社工帶一些東西給我，但想到他把我丟出來，收到東西並不會很開心。」之後父親失聯，「社工找不到他，我也找不到他。那時的我，要去哪裡其實沒有任何想法，反正去哪裡都一樣、去哪裡都不會是一個家。」有次安置機構帶安置院生浩浩蕩蕩去夜市用餐，「旁邊剛好是一對父母及小孩，看起來很和樂。」小雯看著他們，莫名流下眼淚。

不「乖」，就不值得被愛嗎？

從小「借錢」的日子過怕了，晴晴渴望積攢「自己的錢」在手邊，安置時因此選擇建教合作的高職就讀，「機構對我們幾個年紀比較大的建教生不太信任，感覺我們被歸類到『不乖』的那一群，有院生逃跑或機構發生什麼事，都會先懷疑我們。但其實我們那時就是忙打工，說真的，除了交男友跟外宿，我沒有做其他的壞事。」

在當時，「不假外宿」這樣的違規行為，若發生在「乖」的院生身上，可能被解讀為：「是不是有心事，需要一點個人的空間？」而給予關注、安撫。然而發生在晴晴身上，則比較容易出現負面的詮釋與想像，並且在責備後補上一句：「唉，反正妳到哪裡都餓不死。」當時的晴晴盡可能把這句話理解成是「很會生存或很會找資源」的「讚美」，如今想起來卻五味雜陳。

小雯在安置期間，同樣也在工作：「大家都在讀書，我卻在賺錢，從早上 9 點上班到晚上 9 點。別人起床上課，我還在睡覺；他們放學，我還在上班，回去之後常常妝都沒卸倒頭就睡，衣服也懶得洗⋯⋯」小雯因此常因未達到機構的整潔標準而和工作人員衝突。

院內規定，如果內務整潔沒改善，就會罰扣錢、不給車資，有次急著上班的小雯因為這個規定和生輔老師僵持不下，「我跟她要車資，她忙著寫紀錄，有點刻意忽略我的意味，我衝過去把紀錄搶過來撕掉，老師氣得發抖，現在想起來會覺得抱歉，老師承受了很多我們的情緒。」

然而，重新咀嚼當時的「叛逆」，小雯卻也提到當下複雜的心境：「我們沒有比別人乖，老師一定喜歡乖的；我們也不是最小的，因為年紀小，大家會讓你。『什麼都不是』的情況下，叛逆一下，別人好像才會花比較多時間在我身上。」

「現在想起來是很幼稚的行為，但當時會覺得『我要有立足點』、『我要有存在感』。我們去做這些事，只是為了證明『我這個人，是存在的』。」由此造就了「不想被管。你管我，我反彈，但不要不理我；我得不到愛會更難過、更生氣、做出更多令人頭痛的事」這樣的矛盾循環，「我也是到長大了才比較懂當時的自己，這是我們索求愛的方式。」

所幸當時的一位工作人員曾填補小雯渴愛的需求，「我叛逆，和這個老師大吵，老師會靜下心寫信，告訴我她的感受、她要教育我的東西，她也會講她的難過，當時看信會想：『好像妳也把我看得很重要，所以才會受傷。』」

安置機構的存在目的，若真回到「類家庭」的思考，或許就該討論一般家庭的小孩在成長過程中，可能也會提出各式搞怪的需求：例如也想嘗試外宿，或者也會欺騙父母。於兒少安置領域深耕 7 年的社工師方昭夫認為，安置機構可以思考的是，如果同樣的行為發生在一個「尋常的」家庭裡，我們會怎麼回應這個小孩？

若回歸生活的粗糙面，即便是學有所成的大學畢業生，孑然一身在都會裡自立，都誠屬困難。方昭夫語重心長的說：「事實上，在我們的經驗中，那些所謂『不乖』的院生在找資源、工作、社交溝通上，常常都優於聽話的『乖』小孩。」

「我們也會擔心乖小孩啊！比如念到大學還沒打工，他們身上的順從、乖巧這類特質，到了職場不一定是充分的優勢。」「乖」與「不乖」的分別，端看從機構到社會，我們如何切換格局與視野。

華人的家庭經驗裡，衝突頻生往往導因於資源分配不均，然而「情感」、「愛」也是家中無形的資源。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往往逼得人們以二元對立的方式來思考、區辨家庭成員的好與壞，讓資源分配變得容易，掩蓋了資源的匱乏或有限性。

「愛」這樣的資源，無法被無限制的榨取，方昭夫就表示：「我們單位最多安置到 30 個孩子，工作人員約 12 個，每個孩子都有發展依附的照顧者，比較不會有『愛被瓜分』的情形或感受。」或許，與其檢視基層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愛心」，不如討論造成愛心「不夠用」的種種結構性困境。

無法選擇的非預期離院

小雯離開安置機構的過程很倉卒，「還沒滿 18 歲就被結束安置了。那時阿公過世，我爸找到我，在院方陪同下前往阿公的告別式，後來我聽到的『說法』是──『爸爸說可以不用安置了』。」對於自己的去留，小雯覺得自己並沒有討論的空間，和父親的關係也依舊是 2 條平行線，社工幫小雯申請了補助，但父親拿走後就消失了。

「後來開始住在治安不是很好的廉價雅房，下課打工、假日也打工，一個小時 100 元，下了課才去也做不了幾個小時，一個月薪水還不到 1 萬。」洗髮精是同學家拿的、被子是老師給的，「還有以前的安置生塞錢給我，就連之前常吵架的院生也會多少打探一下我的消息，但沒有機構工作人員主動和我聯絡。」小雯後來交了男友，總算搬離陰暗的雅房，住處的安全議題暫且獲得解決。

在安置機構裡服務過小雯的生輔老師認為，小雯的離開是長期的累積，「小雯住在機構裡時，因為同時在工作，一隻腳已經跨入社會，有很多參與院外活動的需求，對於機構的規定越來越難以配合，沒辦法再用對待國中生的方式來服務她。」而當時機構對於「自立生活方案」的構想及規劃都尚未成熟，「不然小雯沒辦法完全配合院規，也不一定會成為『問題』。」

若干年後，機構嘗試發展較適合這些「大女生」的另類管理，頗有進步，也因此生輔老師想到小雯時，會覺得有些可惜。

晴晴的離院則更具戲劇性：「接到我因為翹課被記過的通知，當天院長就要我收拾東西離開。一旁的生輔老師哭了，叫我去求院長，我脾氣拗，想說你要我走，我也不想待。」

晴晴表示，她是機構自收的個案，背後沒有權責單位、沒有主責社工、沒有結案流程，其角色身分就像是院方領養的小孩，「這反而讓我感覺在機構裡的位置比較尷尬。」安置機構若以父母的角色自居，或許安置雙方都更易經歷類似親子關係中的「失望」與張力，「例如，我知道他們希望我們可以走在他們預備好的道路，可是我們就是會有自己的想法。」

這間安置機構立案時就具有宗教背景，生輔老師提及，機構在成立之初，的確常私下討論，期待將安置生培養成宗教領袖或相關人才，並且將此未言明的「期待」呈現在活動規劃上。晴晴說：「每天都要晚禱，動輒 30、40 分鐘，週六要參與教會服事。參加一期我覺得很好，可後來每期都要參加，內容都是一樣的東西，就比較沒有意義。」

「當時的我們其實已經是小大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出去上班、工作、賺錢，也是為了自己。」晴晴說。小雯也提及：「週日一定要去教會，規定大家都要奉獻，一天的零用錢也才 20 元，硬要剝奪這部分，當然會覺得不想去。」然而，相較於其他院生，被機構自收的晴晴似乎更容易被任意安排與對待：「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希望我跟其他院生一樣是經過法定安置的角色，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工作關係。」

對「家」的渴望蒙蔽親密關係陷阱，現實壓力雪上加霜

「後來我先去住朋友家，同學都知道我的狀況。因為這麼突然的轉變，學業沒有辦法順利完成，至今還是有點遺憾。」離院後的晴晴繼續打工過生活，認識男友後，搬去與男友同住。

「很多安置生遇到另一半時常會覺得：『他是我的家人』。而且掏心掏肺，只要男生說『我會娶妳』，下意識就覺得自己將要有一個穩定的家了。」然而，事情並不如她們想像得順利。小雯當時的男友不但會花她的錢，還要她當借款的保人；晴晴則是發現男友碰毒：「他還會打我，再後來變成我在養他。」

「在安置機構裡，老師往往只說：『妳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但我們反而更好奇。」小雯認為比較實用的建議是：「當一個人讓我相信到什麼程度的時候，我可以付出多少？」對她來說，或許該把假設的前提改變：「女孩子出去，可能會發生性行為，不要告訴她們『不可以』，而是告訴她們怎麼保護自己。」

晴晴則是在男友當兵後，一人收入支應不了房租，開始去酒店上班：「一開始做得不好，覺得很噁心。小時候再苦，也從來沒有這樣奉承人。」但晴晴很快就習慣了酒店的勞動，甚至做得有聲有色。

做這份工作一定會面對 2 種選擇，一是陪客人「玩」（喝酒）；二是可以「賺更多」（性交易），過程中一定會有人遊說：「妳不能都一直喝啊，一直喝對身體不好。有的客人（性交易）很快啊，你做一個之後回來還可以做下一檯。」

「我的個性比較男性化，之後客人多半都知道我是比較愛喝的，所以我做到的都是『只』愛喝的，最擔心的那部分也就不存在了。」有趣的是，晴晴認為這段工作經驗對她有正面的影響：「當時老闆知道我小時候的經歷，會強迫我存錢，每個月會提撥我薪水的一部分當儲蓄，離職時才全數交給我。」

同樣在酒店待了一段時日的小雯，則一度覺得自己快要墮落：「這份工作必須『卸下所有』去跟別人陪笑，久了妳會知道自己不快樂。但我很有主見，不是別人說我是什麼就是什麼，所以後來還是選擇離開。」之後小雯在服務業發揮所長：「同樣是賺錢，現在的工作讓我快樂、有成就感。」

群體生活的「時間貧窮」阻礙青少年最重要的人際發展

回想過去被安置時的日子，2 人不約而同的表示「沒有自己的時間」：「每天都很緊繃的照表操課：幾點到幾點是讀書時間、幾點到幾點要晚禱、幾點到幾點吃飯、幾點到幾點把飯煮好、幾點到幾點你要洗完澡、下課後幾分鐘內要回到家⋯⋯」

小雯認為這樣的時間分配對生活影響甚鉅，許多院生開始會接二連三裝病、拒學：「下課之後是國高中生與同儕建立關係的關鍵，在學校人際關係好，上學才會開心。但是，剝奪了我們跟同學相處的時間，又規定回家後不能玩電腦，想用社群跟同學聊聊天也聊不到。朋友會覺得『算了，妳很麻煩，每次都約不到。』」

「沒有時間出去玩、在學校沒有自己歸屬的族群」，這些在大人眼中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卻大幅影響兒少就學意願：「對那個年紀的我們來說，沒有經營好學校的人際關係，其實會很痛苦。有些院生會不願意面對而翹課，或是假裝出門，結果跑去網咖。」

對此，曾華源建議，必須讓少年「走出去」發展社會網絡：「不能只在院內發展、隔絕於外，這些觀念都在慢慢改變。」方昭夫則認為，安置期程中一定要發展孩子「自身」的需求：「他們有沒有想做的事、想過的生活？這群孩子的家庭支持系統太薄弱了，安置機構必須有能力協助他們思考、準備未來。」

在電影《珍愛人生》的原著小說中，有一段對「安置」的生動描述：「安置存在於你過去的生活和未來想要的生活之間。」安置的「目的」隱含著通往未來，然而「時間」是成本，體力、精力也是成本，在以院內活動為主軸、機構本身願景為目標的服務規劃下，青少年的能量被占據，青年前期應有的探索和準備往往被延誤。

若回到「類家」的思考，一般家庭似乎也鮮少被建議用緊湊的時程去照料孩子。在如此看似扎實的活動規劃及宗教服事下，「安置」的初衷──協助少年發展階段性任務、為進入青年前期作準備──實難顧及。

「管理」與「自主」的空間，取決於機構經營者

對曾華源來說，工作人員的能量與專業性是否能發揮，端看院長或機構負責人的理念：「常常都是這個角色，影響了全盤。」晴晴和生輔老師就都提及，當時的工作人員會因院生與機構的衝突而難過，也會給予院方建議，「但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存在於基層工作人員與院生之間的張力，似乎不該只聚焦於工作人員的問題解決能力或「脾氣控制」，因為機構整體的方針及規定，形塑了「管理」與「自主」空間的拉扯。方昭夫建議，新手若要進入安置領域，當以開放性高、尊重社工、生輔專業的單位為優先。

「這樣極端的『非預期離院』案例，實務上的確存在，評鑑時無法從『結案原因』看出端倪，可能會寫：『服務對象不服管教』、『經常無法配合機構作息』等理由。」另一方面，曾華源也認為許多青少年往往具備許多特質，挑戰了機構的管理，讓工作人員相當辛苦。

無論是對於院方、工作人員或安置兒少，或許都不宜做個人層次的歸因，但少年卻往往是最易被個人歸因的對象。如同小雯和晴晴，在看似相似的際遇下，許多人會歸咎於「少女墮落」、「不學好」或「浪費社會資源」等因素。

也因此，少女發展親密關係、投靠男友、以肉身為資本在短時間內解決經濟困境，或許只是在走一條「阻力最小的路」，使她們的生命史呈現如此的重疊與類似。她們的困惑及感受，真實反映了 7 年前的安置困境：「當生活都圍繞著機構，或跟機構緊緊連結的時候，某種程度也是被限制住了。我要到社會闖過了之後，才會知道原來有些事情不可以、有些事情有可能。」小雯說。

晴晴則沒有太多怨言：「感恩機構給我好的環境和照顧，不用擔心三餐沒得吃。」而她們共同的盼望，還是希望這樣的「安置少女歷險記」，能夠幫助到任何一個現行必須接受安置的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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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處使用「非預期離院」而非「非自願離院」，僅因「自願」或「非自願」的定義，實難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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