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成為「下流老人」？／《續・下流老人》書摘
編按：
如果出版社於今年（2017 年）5 月初出版《續・下流老人》（原文書名：続・下流老人 一億総疲弊社会の到来），這是洞察日本不同世代社會貧困議題的日本社會學者藤田孝典，繼《下流老人》、《貧困世代》後的最新續作。
「下流老人」指的是「日漸邁向貧窮化的老人」，換句話說，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流老人的潛在人口。因「照護離職」而失業的 65 歲女士，必須到車站擔任清潔工才能勉強撐起生活；因金融風暴而中年失業的大型公司課長，最後只在便利商店打工來支付孩子的學費與房貸。時時刻刻都為眼前的未來感到不安的生活，是個人的責任嗎？國家所設置的社會保障方案（如健保、年金、長照等）為什麼不得成為生活的防護網？
日本預計 2025 年將出現 45 萬的照護難民，那麼行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的臺灣呢？本篇為書中討論「永續未來」的其中一節，藤田孝典以「怎麼做才能不變成下流老人？」破題，提出最迫切的針砭之道。
「怎麼做才能不變成下流老人？」
這是上一本著作《下流老人》出版之後，我在全國進行巡迴演講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我非常了解各位的心情。沒有人想在高齡期陷入貧困，我也一樣。身為一名社工，我接觸各種不同的個案，看到生活陷入窮困者的絕望和悽慘，也曾感到毛骨悚然。老實說，我自己也非常害怕。
但是，我敢說現在的社會並沒有絕對不會變成下流老人的方法。
或許有人會覺得很憤怒，覺得我很不負責任，心想「莫非以後都只能靠自己想辦法」。我十分了解大家的憤怒。
但事情不是這樣的。或者應該說，如果可以改變「自己獨自努力，不要讓自己陷入貧窮」這種想法，社會就不會變得貧困。因此，我們必須勇敢面對籠罩著社會的「不安」的真實面貌。
身處風險社會，解決問題不單靠個人
相異於過去，現在逼迫我們過度勞動和儲蓄的，並不是對將來的希望，而是對生活那股說不出的不安。只要活在世界上，不管誰都可能面臨失業、生病、意外和需要照護等大大小小的危機，但在現在的日本，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都太過依賴個人及家人的自助努力。
結果，為了消除不安的各種物品和服務被當作「商品」來販售。除了醫療保險與照護服務，住居和教育也一樣，只要不付出大筆金錢，就無法擁有足夠的服務。我們生活在一個必須用金錢購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或說是「安心」的社會。沒有錢不僅無法購買到上述服務，生活還可能陷入貧困。這樣的社會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們是否可以安心生活端視個人的努力，如果期待國家擔負這個責任，算是一種「推卸責任」的過度依賴嗎？
不，不是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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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之所以會認為「貧困是自己的責任」，乃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不得不這樣思考的社會。這麼一來，透過改變社會（政策），或許就能解決現在的貧困問題，甚至是我們對生活的高度不安。
就某種意義來說，自己解決和自我責任是一體兩面。如果可以自己解決，下流老人的話題應該也不會被這麼熱烈討論，而解決策略，應該也已經有了。就是因為個人無法解決，才不能藉由自我責任論來矮化問題。如果逃避現實，不安就完全無法消除。
我想再度詢問不想變成下流老人的人：
「沒有不變成下流老人的方法嗎？」
這樣的話，為了將社會變成「不會醞釀出下流老人的社會」，首先，我們不就該攜手合作嗎？
「去商品化」是社會關鍵字
但是，不會造成下流老人的社會，究竟是怎麼樣的社會呢？可以讓我們安心生活，不必擔心會陷入貧窮的社會，究竟是怎麼樣的社會呢？
想到這一點，我突然停下來了。到目前為止，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那樣的社會。所以，不僅不知道該怎麼做，也不確定該從何處著手。
這樣的話，那就先從改變過去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開始吧。
從花錢買安心的社會，轉變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生活必需物品和服務的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實現以「去商品化」為關鍵字的社會。
比方說，講到社會保障，許多人腦海中馬上就會浮現年金、醫療、照護、殘障者福利、生活保護等字眼。但是，上述大部分都只是預防萬一，無法消除生活的不安。所以，我們就算是犧牲健康也要辛苦工作，費盡心力盡可能多賺取一點所得和財產。為了不讓人家說是「社會的包袱」，必須穿上厚重的自我防衛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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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應是正義，不是救濟
想擺脫這種自我責任型的社會，就必須徹底改變社會保障的形象。比方說，食物的配給和生活費的援助，便宜又安全的住宅提供和房租津貼，針對育兒世代的補貼和教育費減免，再加上低價使用水電瓦斯及通訊等基礎設施，若各種生活所需都利用稅金來準備會如何呢？
如果可以透過社會保障來準備這些生活所需，降低家庭經濟的支出，有多少人可以得救呢？應該可以降低很辛苦的在嚴苛勞動條件下工作的必要性吧？就算年金和薪資很少，應該也可以過著比現在安心的生活。
「消除生活中的不安」也就是「滿足生活所需」。
這不是為了救濟弱勢，而是要打造讓「一般人」接受社會保障的恩惠，進而過著安穩生活的社會。
2014 年去世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將道路、住宅、港灣、機場、鐵道、上下水道、公園、文教設施、社會福利設施、電力、瓦斯、醫院等構成生產活動和生活環境基礎的社會性設備、設施稱為「社會共通資本」，主張「社會應該負起責任來提供這一切」。宇澤先生所提出的「生活基礎環境中需要的東西都應該由政府提供」這個主張有著極大的暗示，它對已經習慣自己準備生活必需品、目光容易變得短淺的我們，提供了廣大的視野。宇澤先生的經濟學對人類懷抱著極為深刻的情感。他是一位追求社會存在和經濟系統存在的意義，並且想知道做什麼可以讓人安心生活的偉大人物。
不是把這些服務當作商品由個人購買，而是將它們視為共通資本，由整體社會共同享有這些生活所需物品和服務。這就是去商品化社會的基本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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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實現去商品化的社會，不僅可以讓生活安定，我們的工作方式也會有極大的變化。雖然也有人提出反駁：「如果國家可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應該會讓大家不想勤奮工作，引發道德風險（moral hazad），導致景氣低落吧。」但事情並非如此。
生活上必需的物品和服務，基本上都以實際物品來給付。這麼一來就不需過度儲蓄，可以促進消費欲望。現行政策的目的是要透過經濟成長來提高所得總額，但是，藉由生活在去商品化社會，降低必須支付的費用（住宅費、醫療費、教育費等），就能增加可自由支配的金錢。如果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就可以期待提高薪資和年金，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效果。即使不依賴經濟成長，也能促進經濟循環。
最大的一個好處是，可以讓我們徹底脫離「失去工作的恐懼」。
我在上一本著作也曾經提到，現在是否為正式員工，會對往後的人生造成極大影響。一旦失去正式員工的「地位」，就很難回歸，不得已只能以很低的薪水工作，讓生活水準大幅降低。最近，「同工同酬」（不論雇用形式為何，必須對從事相同工作的勞工支付相同水準的薪資）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但現在可謂是「階級社會」，正式與非正式員工間有著極大鴻溝這一點，是日本雇用、勞動環境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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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也最好的時代
另一方面，或許大家會覺得意外，在歐洲各國，不管正式或非正式員工，企業都可以很輕易的解雇職員。理由很簡單，因為在歐洲國家有「即使失去工作，也不會讓生活陷入困頓」的社會保障。
以德國為例，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員工，工作滿一年以上就有 6 個月的失業給付，滿 2 年有 12 個月，滿 3 年有 18 個月。而在日本，就算繳納雇用保險長達 20 年，原則上只會支付 8 到 11 個月的失業給付（30 歲以上，未滿 60 歲的狀況下），差距甚大。
而在德國，還有針對無法找到工作再度就職的人，給與餐飲費和房租補助的「失業給付」制度，即使失去工作，也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外，在諸多歐盟國家，也有完整的制度讓人們在失去工作時，依舊可以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很少會像日本這樣必須依賴個人存款，同時陷入「如果找不到工作就無法生存」的不安當中。
這麼看來，「正式或非正式」這個討論本身就不太有意義。重要的不是是否減少非正式員工，而是建立「即使是非正式員工，也不會為生活所苦」的社會系統。
我也曾指出企業的保留盈餘不斷增加這一點，就像我們會過度儲蓄一樣，企業對未來也有極大的不安。如果忽略這一點，單單極力主張擴大雇用正式職員，也只會讓資本家與勞工之間的對立變得更加激烈。
若可以在追求正式雇用等安定雇用的同時，透過給付實際物品來確保安穩，就可以消除這樣的分裂。勞工不用為了生活做著辛苦又低薪的工作，企業也可以因為人才的流動而有更多樣化的選擇。
與其說是總計一億人的疲弊化社會，我們應該說它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社會。
延伸閱讀：
離職照顧家人？你得先把自己擺第一／《照護爸媽，我得離職嗎？》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