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善巨塔前，放下一塊敲門磚／伊甸復康巴士爭議（終）
（承上篇：血汗社福──伊甸基金會復康巴士勞資爭議案、掙扎於貧窮線上的助人工作者／伊甸復康巴士爭議採訪後記）
從事非營利組織勞動權益調查多年，接觸的常常是青年工作者，他們與我都屬於不習慣沉默的世代。我們嫻熟於自己的權益，只是或為了共體時艱相忍，或在生存焦慮之前低頭，所以每當勞動環境惡劣到終於無法忍受時，我們善於敘說、分析，網路與媒體資源都是我們的盾與矛。
但是復康巴士司機不是這樣，但是非營利組織中還有藍領工作者。他們更沉默，更善於忍耐，心裡有更多的害怕。當他們挺身爭取權益，他們拋擲在桌面上的籌碼是自己一家的生計。
伊甸企業工會是我接觸的第一個非營利組織工會，也是我採訪的第一群藍領勞工。不通曉網路生態、主流媒體不青睞、資方還有公益光環，在這個時代裡，他們等於手無寸鐵。臺灣的勞基法雖然嚴格，卻像一把篩子，總有鑽得過去的孔隙，有時又曖昧難明，因此會出現沿用 10 年前基本工資的勞動契約，還跟他們說因為這是不定期契約，所以 10 年前的基本工資約定，也只能不定期地延續至今。
在 2017 年還領底薪 17,280 的他們，經常一臉困惑。我們的勞基法，有時連在工運團體裡浸淫許久的運動者都感模擬兩可。我試著想像在工會成立的最初，是什麼樣的處境終於讓他們覺得，即使是如此不在行的抗爭，也非奮起不可了？
非營利組織勞權的三重枷鎖
臺灣非營利組織的勞動環境議題，非常複雜。主要原因大致有三。
適法性不清
第一是適法性不清。在臺灣，非營利組織的分類、適法性是一團迷惘。社會團體適用人團法，財團法人基金會適用財團法人法，但兩者在公益、社會福利業務上常有重疊，而其他還有倡議型組織、農漁會、廟宇、公法人等，其屬性天南地北，卻皆可畫入非營利組織大旗下。這種混亂，直接影響到當勞資爭議發生時雙方如何應對。而對於非營利組織收受各方善款，應戮力於使財報公開透明等要求，在此先天奇形怪狀的框架下，也是一個打蒼蠅不打老虎的空虛籲求──依人團法核准設立的人民團體，相較於資產額動輒上億的公益財團法人，其金流懸殊何止千倍，財團法人法的草案在立法院躺了多年，內政部最近卻夸言要立法要求社團法人強制公開財報，雖然不能說毫無意義，但真實病灶卻彷彿被輕輕掩埋。
過度仰賴政府財源
除了適法性不清的問題，另一層面則是非營利組織長期依賴政府財源。
臺灣的 NGO、NPO 其生存模式經常是承接政府專案，我們的政府經歷數次改朝換代，社會福利領域也好，環境保護、文史工作、性別平等、人權保護、藝文推廣、教育文化……總也還是有發不完的案。當非營利組織為求生存，宛如習慣被豢養的動物，時間到了就去等著分餅，也許組織生命能因此苟延，但當生殺大權掌握在公部門手裡，先不談第三部門本應保持完整的主體性、本應與政府保持一個清明距離，在這種豢養關係中，基層勞工的工作權益等於在政府與組織間被當成人球踢來踢去。因為核銷未過，公部門遲延撥款，幾個月沒有錢發薪水的事不是都市傳說，它真實無比地存在於 NGO、NPO 工作者的職涯中，要怪誰呢？能怪誰呢？要忍下來嗎？房租怎麼辦？學貸怎麼辦？
這是比較常發生在中小型協會、組織工作者身上的狀況。那麼，資產額上億、募款能力每年也以億計的大型組織或公益財團法人，不需要依賴公部門專案，想必就能有合理的勞動條件吧？
那我們就回頭看看伊甸基金會的例子。血淋淋而無比真實，即使是如伊甸基金會這樣的社福巨獸，它也會告訴你：「我們要顧慮捐款人的感受。」
捐款人的觀感
是的，捐款人是非營利組織勞動環境崩潰的最後一根稻草。
聽來荒謬？在撰寫伊甸基金會勞資爭議案的報導時，我和編輯有過以下這樣一段對話：「無論『捐款人的觀感』是不能善待員工的藉口，還是社福組織的真實恐懼，只要他們繼續這樣主張，這種循環就不會被打破。他們或許只是對於捐款人沒有信心，也或許公益募款市場確實就是這樣，長此以往，真假已不重要，假也成真。」
「捐款人」當然各色各異、充滿異質性。不同的募款方式、不同領域的服務或倡議，甚至不同地區，都有可能召喚出完全不同的捐款模式與價值信念，捐款人們對於合理勞動權益的想像也絕不相同。但在便宜的「捐款人觀感」、「專款專用」、「降低行政成本才能符合捐款人期待、才算是妥善運用善款」的聲稱底下，捐款人成了非營利組織勞動條件低劣的最大一隻替罪羊。
「不好意思善待員工」的病
以上三層結構層層環繞，以公益或慈善為名的參天巨塔於焉成形。基層勞工在低薪、高工時與缺乏發展性的未來、不穩定的工作權中苦苦掙扎，其情上達不了天聽。
一個社工朋友跟我說：「我覺得很多非營利組織，都有不好意思善待員工的病。他們好像覺得，如果我對員工好一點、給他比較合理的勞動條件，就是對不起捐款人。」此言摯誠。
這幾年和一些朋友，試著在公共論述領域談捐款人的責任、捐款的倫理問題，益發覺得非營利組織管理階層的這個病，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文化衝擊和閉關自守的複合體，或是啣尾之蛇，在打不破的循環中自我複製。大型社福組織不願意去相信募款市場是在改變的，捐款人是可以、也應該再被教育的。他們固守在自己的高塔上，儼然滿清末年的清廷、不願睜眼看世界的變化。每一個忍無可忍、起身為自己爭取基本勞動權益的工作者，都在高塔前放下一塊敲門磚，什麼時候門才會打開，留在信念工作崗位上的人們無法期待，但還得這樣一塊、一塊地放上去。
回溯最初進入助人工作或社會倡議領域的初心，我們都是相信苦難與不義不會永遠勝利，才入此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