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正義，慈善只做一半／ 7 大提問檢驗公益慈善轉型之路
編按：
本篇雖然是以美國慈善圈生態為出發，但要強調的核心理念在臺灣社會亦不容忽視：正義與良善，社運與社福，不能再分道揚鑣了。對公益組織和捐款人來說，不問脈絡的慈善式捐助和給予，即使初衷可敬，然而一味逃避討論不公不義、拒絕政治參與、不去分析問題的成因與歷史脈絡，只選擇將受助者表面的可憐處境直接「問題化」，許多時候不僅對問題毫無助益，甚至可能強化社會偏見與迷思，成為間接加害者，甚至鼓勵了捐款人的無知。
你想成為以正義為本的公益組織，努力解決問題根源嗎？本篇透過 7 大提問，讓公益組織與慈善家自我檢驗，並提出具體的建議。
作者／Dorian O. Burton & Brian C.B. Barnes 譯者／賴慧玲
美國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正在持續擴大，究其核心便是歷史上的種種不正義。這些不正義因種族和文化上的衝突而延續，又因社會缺乏同理心而惡化。然而真誠的同理心與正義最隱蔽不彰之處，莫過於美國的公益部門。在那裡，通常有一群外地來的善心人士在替受助社區做決定，儘管他們對這些地方可能了解不多或少有互動，甚至幾乎未曾到當地走動過。
黑人平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曾說：「樂善好施是好事，但慈善家不該因此輕忽那些讓慈善工作變得不可或缺的經濟不平等。」捍衛社會公平的慈善家和公益顧問必須致力於改變公益的概念框架，將其從慈善式的施惠，轉移成為行義而資助。單從慈善角度出發的資助框架，不但忽視了讓這些社區陷入壓迫情境的歷史因素，也可能藉由認可捐助者的善意，鼓勵了他們對受助社區的無知。
黑人平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圖片來源／https://goo.gl/EANVX4
這種公益行為可能讓某些人減輕罪惡感或睡得更香甜，但不會讓人們反省不平等是如何發生和延續。我們提倡根本性的重塑公益的概念，並不是要否認捐助行為的可敬之處，而是相信：公益領域應該支持能解放和改變整體社會態度、信念和政策的行動，改造慈善捐助的行為。同時，公益部門也應打破會擴大美國社會落差的政策，因為這些長年累月、有意識且制度化的政策，持續造就了今日社會的不平等。
7 大提問，讓公益慈善家自我檢驗
該怎樣做才能轉變呢？首先，資助機構和顧問必須追求正義的目標，分析公益活動的獲得和產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開始就問對問題。以下便是每個公益慈善家在進行分析時應該捫心自問的 7 個問題：
1. 你了解並重視受助社區的內在領導力嗎？
在開始從事每個公益提案之前，我們都應該假設這個社區內部已經有稱職的領導人才，而這群人已經著手建構和改變當地的生活。雖然這些人可能缺乏資源或尚未被發掘，但每個社區裡都有領導者。要知道，這些領導力看起來可能和你期待的不太一樣：用心找出那些能夠啟發他人變成領導者的人，以及那些可以捲動一群人朝共同目標邁進的人。這些人了解這個社區的思維模式、觀點、挑戰、機會和態度。只有當你跟他們混得夠久，才能跟他們一樣看到這個社區的潛力，並能以協力合作的方式真心支持社區的轉變。
捫心自問小練習：貴機構是否在論述上公開支持社區的內在領導力？是否已檢查過對領導人才的預設？又是否支持這個社區的領導策略？
2. 你能洞悉援助背後的歷史因素嗎？
以「正義」為導向的資助是一種匡正錯誤的行動，它致力於營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消弭受助者是「不幸之人」的錯覺。這樣的公益資助能充分認知那些造成不公現狀的歷史情境，促使援助者認知到某些團體和個人所享有的過人優勢，其實根基於長年以來經濟上和種族的不正義。而這樣的優勢會讓既得利益者更容易代代成功和富足。
在《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s）一書中，杜波伊斯（W.E.B. Du Bois）問到：「被當作社會問題是什麼樣的感受？」大部分的受助社區都可以輕易回答這個帶著挑釁意味的問題，對此公益界應該引以為鑑，因為完全基於慈善框架的資助行為，可能會讓我們在無意間助長了這種偏見。坊間流行將有色人種社區「問題化」的論述，不但與事實不符，還會適得其反。因此，公益策略必須拋棄這種「問題」標籤，承認美國經濟、社會和種族上的差異是源自於歷史上的不正義。
採用以正義為本的資助框架，可以改正目前「資金遊戲」的歪風──這種資金遊戲會讓受資助的公益團體彼此競爭，搶奪「最佳、最動人的社區悲慘故事王」寶座。在這種《瘋狂麥斯：憤怒道》風格的搶錢大戰中，慈善款項往往被最會替社區哭窮的組織拿走，而這些故事背後往往沒有堅實的統計分析，說不出為什麼這些邊緣社區會這麼貧窮、缺乏公民權、喪失功能和需要這個組織介入來「拯救」。慈善家必須警覺到，當不正確宣傳社區的困境被當作是爭取資金的有利策略、甚至必要手段時，這樣的資助框架便是在獎勵和延續那些壓迫社區的迷思。
捫心自問小練習：受貴機構資助的公益團體，其任務和願景是否會延續和強化社區的問題？或是建立在哭窮式的敘事呢？如果是，可以如何幫助這些公益團體轉向建立和執行「以正義為本」的策略，來改變社區呢？
圖片來源／https://goo.gl/I6tCJy
3. 你是否親身接近那些你立志要服務的對象？
雖然了解社區的運作是鑲嵌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很重要，但還要進一步去傾聽這個社區自己的故事，才能設身處地的理解他們的處境。為此，必須積極的檢查自身的偏見，為行義而提供資助。要做到這一點，資助機構必須放棄那些與受助者零接觸的資金申請程序，也要告別那些流傳在杯觥交錯之間、自我感覺良好但無人見證的贊助故事。這些機構必須回到人間，致力於體察現行體制──甚至是他們自己的慈善行動──是如何延續了不正義的狀態。社會正義運動者布萊恩·史蒂文森律師（Bryan Stevenson）將這種親身體認稱之為「接近那些你立志要服務的對象」。
透過近身參與，我們可以認識到我們服務的對象並不需要被拯救，而他們的貧窮處境也不是與生俱來、或是他們自身的責任。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必須承認優勢、特權和動態權力關係的存在，並且為了修復或取代失能的體制，與受助者並肩作戰。若能站在受助者的位置上，資助機構可以與當地社區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並和他們發展出猶如親人般的公共夥伴情誼。
在此，我們懇切請求公益執行者、顧問和計畫專員等同行們，不要只是花時間和彼此交流，或只在研討會上討論自己設定要處理的課題。走出舒適的辦公室，進到社區裡吧！不要把自己隱藏或保護起來，真誠的去面對那些由你負責服務的人群。
捫心自問小練習：接近服務的社區、去聆聽他們的聲音、和他們學習並建立夥伴關係，是否是貴組織的行動或理論核心呢？在你的組織裡，從董事長到行政助理是否都能深入了解所服務的社區？
4. 你的慈善策略，是否將受資助的公益團體和社區領導者視為平等的夥伴？
切忌將自己的機構空降在社區現有階級結構的最頂層，製造當地權力的動盪。要隨時待命（on tap），而不是發號司令（on top）。如果資助機構無法和社區各方共創彼此學習的正向策略，就很難產生可持續的成果。換言之，我們應該改變現今常用的做法，不要只是資助早已預設好的提案，或是那些無法影響後續社會努力的公聽會。這類的做法將社區當作是一種可購買的保險，而不是有能力助計畫一臂之力的夥伴。真正的社區參與，需要以同理心聆聽社區裡的各種聲音，讓不同的意見和觀點都能貢獻其中，然後將社區領導圈周遭所具備的各種技能和資源整合起來，實現社區的夢想。
捫心自問小練習：貴機構是否有成員把受資助的公益團體看得比在地社區更重要？你是否認為自己是單純的給予者，不需要向夥伴團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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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是否認知到「成員多樣性」對團隊的價值？
從 1980 到 2000 年的 20 年間，美國少數族群的數量增加了 88%，相比之下，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族群僅增加了 7.9%。根據美國獨立民調研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Data Research Center）統計，2000 年到 2010 年美國成長的人口，有 91.7% 來自於少數種族和族裔。而在 2011 年，超過半數（50.4%）的新生兒都和這些僅占美國總人口 37% 的少數族裔群體相關。這表示，你有非常多的機會可以為組織找到各種光譜位置的成員──不管是在種族、族裔和性別上，還是在社會經濟地位和對於所服務社區的熟悉度上。團隊成員的多樣性可以帶來許多正向效益，包括提升創造力、滿意度、生產力、協同作用、和工作環境的健全。有不同經歷和問題解決風格的成員加入，將有助於組織創新，能將之前不相干的人才、資源和知識拉在一起互動交流。
捫心自問小練習：你的組織、執行和計畫團隊是否反映了服務社區的人口組成？還是在致力縮減社會不公的同時，擴大了團隊內部的不平等呢？
6. 你了解小型組織的價值嗎？
我們往往假設一個組織越小，改變社會的潛力就越小。但是，小型組織常常可以緊密鑲嵌在社區的日常活動中，對於社區和在地歷史可以有更深刻的洞見。這些小型組織如果能夠獲得適當的資源──特別是長期一般性的運作協助和其他彈性化的資源──將能有力的驅動社會朝正義之路革新。
捫心自問小練習：貴機構會傾向拒絕與在地小型組織合作嗎？你所資助的團體，是由能反映社區意識的人所領導的嗎？為了增加社會效益，你可以如何用運自身影響力來連結小型組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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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的組織能負起「驅動系統性變革」的責任嗎？
個別社區和公益計畫往往只處理單一的問題成因。他們將經濟、社會和教育的政策及活動分開處理，而不是整合在一起，導出系統性的變革之道。因此，就算一個執行良好的計畫能夠帶來正向的社會效益，也不一定能造成系統性的革新。
在以「正義」為本的資助框架下，所有的計畫行動都會齊心協力，為受助社區創造出一個能夠鞏固正義、消滅不公的新系統性「常態」。透過提供這些受資助團體合作的機會，將能處理需要社區居民改善慣習的調適挑戰（Adaptive Challenges），同時避免計畫偏離使命。
實體的投資固然很好，但重要的是這種規模的改變是出自於思維領導力。如果受資助的團體提交成果報告只是為了應付資助機構的文書作業，不但浪費了這些人才的寶貴時間，也會錯失將亮點案例的模式（bright spot models）（或典範案例 examples of excellence） 帶入全國性的對話中、以此推動變革的契機。
身為資金提供者，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把消息散布出去，並且和倡議團體及政策制定者合作，將這些成效斐然的計畫變成可持續的政策。
同時，我們也要檢視自家機構的成效指標，而不是只看受資助團體的表現。如果機構的制衡系統被董事會把持，或是未能在治理結構中納入社區參與，失敗的機率會很高。除此之外，奠基在社區價值和願景的課責性也是必要的──這點對受助團體和資助機構來說，同等重要。
捫心自問小練習：你支持提高社區意識和公民參與的倡議團體，讓他們進行以正義為本的系統性變革嗎？你容許受資助的團體有和其他團體合作的空間嗎？你可以如何串連受助團體的努力，將這些改變社區的計畫轉化為超越地方尺度的政策呢？你的組織是對誰負責、又如何課責呢？
只有當所有團體和個人都參與在系統性的變革之中，真正的改變才會發生。但系統性變革所費不貲。若要從慈善式的施惠轉變成追求正義的公益資助框架，需要在時間、資源、聲譽和關係上進行全面性的調整，甚至做出犧牲。剩下的問題就是：身為慈善家的我們，能否以正義之名為我們所樂見的改變付出代價？答案，將透過我們未來的行動揭曉。
慈善固然可敬，但正義才能帶來革新。你想要如何運用手邊的資源？
作者
多利安·O·伯頓（@Dorian Burton）
小威廉·R·克南慈善信託（ William R. Kenan, Jr. Charitable Trust）的助理執行長兼活動企畫長，也是社會創新組織 TandemED 的共同創辦人。伯頓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是哈佛法學院查爾斯·漢彌爾頓·豪斯頓種族與社會正義研究機構 （the Charles Hamilton Houston Institute for Race and Justice）的會員。
布萊恩·C·B·巴尼斯（@BCBBarnes）
美國田納西特別學區（Tennessee Achievement School District）的社區總監和 TandemED 的共同創辦人。巴尼斯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也是哈佛法學院查爾斯·漢彌爾頓·豪斯頓種族與社會正義研究機構 （the Charles Hamilton Houston Institute for Race and Justice）的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