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一個視障人士眼中的香港：弱弱相殘的功利主義社會

編按：

本篇投書作者馮天樂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自幼便罹患視網膜色素病變，從小便飽嘗嘲笑與欺凌。2011 年考上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成為政大創校以來第一個患有嚴重眼疾的博士生，也實現其作為歷史研究者的理想。目前視力程度幾近失明，回想過去成長的社會環境與作為一個視障人士所承受的沉重壓力，深有所感。

文／馮天樂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視障人士無論在求學還是求職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重重困難和挫折，受到歧視和誤解。除了因為保障視障人士權益的法規不健全，更重要的是社會風氣敗壞，缺乏倫理規範。誠然，法律是保障人們權利的準繩和武器。當人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法律確實是有效的保障機制。但是，法律也是冷冰冰的條文，它需要人來執行，而且法律是消極的防衛手段，它只能懲治違法者，不能鼓勵人們主動幫助別人，不能引導人們見義勇為。如果人們只以不犯法為原則，那麼，視障人士的處境還是十分不利的，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也不會有多大進步。

試想，視障者在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別人往往遭到辱駡；讀中小學時往往因趕不上學習進度而被老師責駡，因身體缺陷而被同學欺淩；求職時往往因雇主對其缺乏信心或不願承擔風險而屢試屢敗，連香港政府近十年來都沒有錄用一位盲人當行政主任或政務官，其他雇主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這一切問題都不是僅靠制訂法律就能解決。我們要做的，是加強道德教育，培養公民意識，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和指導思想，建設公平正義的倫理社會。

追求財富的社會，將以冷漠面對弱勢

一個美好的社會，人們會以愛心和互助為風尚；一個醜惡的社會，人們會以冷漠和攘奪為生活。當視障人士過馬路時，熱心的公民會扶他過馬路；當他坐公車時，善良的乘客會讓坐給他。此外，當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公平正義的倫理風尚時，人們就會堅持真善美，反對假惡醜，只要人人都有愛心，公車上的每一個座位都是博愛座。那些欺壓身心障礙者的人就有所顧忌，不敢恣意妄為，因為他們會受到批判和制裁。只有弘揚正氣，方能剎住歪風。

為什麼香港的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沒有資源教室？為什麼身心障礙者沒有減免學費？為什麼香港只有一位盲人中學教師，而且只是兼職？為什麼沒有類似臺灣的健保制度？香港是一個富裕社會，政府有數千億儲備，絕對有能力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改善視障者和其他殘疾人士的處境。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因為它的指導思想是以積累財富、發展經濟為最高原則，以致社會風氣變得日趨功利而缺乏人情味。誠然，我們的社會確實有一些好人好事，甚至有見義勇為的市民、捨命救人的消防員。但是，他們都無法改變客觀存在的現實環境。

人不能成為物的奴隸，是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配人。只有明白這一點，整個社會生產積累的財富才能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從而使人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冷漠是一種罪惡，它對受難者缺乏同情，對弱勢群體缺乏關懷。

弱弱相殘，二度傷害

一些媒體和組織片面宣傳視障人士中傑出人物的奮鬥故事，強調視障者具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誠然，視障者中確實有一些傑出人物，他們的奮鬥故事令人感動，他們的奮鬥精神值得學習。但是，這些成功者究屬少數，我們不能只強調他們的光輝業績，而忽視廣大視障者在求學、就業、生活中屢受挫折，承受疾病和貧窮的煎熬，他們即使找到工作，往往也大都從事按摩師、電話接線生等工作，他們理應得到社會多一點同情與幫助。

可怕的是，少數視障者成功後，不但因為自己在奮鬥過程中受盡痛苦而對同類的痛苦無動於衷，還會說失明並不痛苦，只需要社會給予公平機會，不需要同情。試想，一個人喪失了視力，眼前所見盡是黑暗一片，成為終生殘疾之人，怎麼可能不覺得痛苦呢？他們不知道，如果只強調視障者自強自立，不強調社會關愛，人們就很容易以為視障者可以不必關注，可以自然解決生存問題。誠然，自強不息的精神是寶貴的，人們要生存就要奮鬥。但是，自強不息的人也需要別人的關懷和協助，殘疾人士都需要配套設施才能一展所長。否則，自強自立就會變成自生自滅。

更有甚者，由於他們自己取得了勝利，便認為其他視障者和他們一樣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如其不能，只是因其沒有努力、不能吃苦或水準太低。在他們看來，我取得成功的過程中也吃過不少苦，受到的挫折比你多，我能，你為什麼不能？然而，每個人的才智能力、家庭背景、經濟狀況、教育程度都不一樣，又怎麼可能以最優秀的成功者作為衡量一切人能力的標準呢？

試想，視障者群體自身都不能互相關懷，相濡以沫，又怎能期望健視人士對視障者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要建設倫理社會，充分發揮視障者的才能，首先要從視障者團結友愛，艱苦奮鬥做起。只有建設倫理社會，視障者的處境才會得到改善和保障，在公平的條件下，和其他社會成員共同努力，服務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