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猶新的是，在從事醫務社工時，曾有一位個案躺臥在病房休息，跟我談著出院之後的工作問題。個案五十幾歲未領身心障礙證明，之前從事臨時粗工，但沒有積蓄、家庭支持系統差。

我們討論到前往就職中心尋求工作的事，他笑笑的跟我說：「想必他們（就職中心）最後也會叫我去當大夜班的警衛吧……但是我身體病痛這麼多，其他要出力的工作也無法擔任，哈哈……不如就這樣吧！反正申請什麼補助也不會過。」

我聽完也是語塞，開始反思這種無力感到底從何而生？

除了生體病痛的因素，還記得今年年初的臺南大地震導致維冠大樓倒塌事件，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同時，臺南市社會局開放緊急性暫時安置區（活動中心或其他短暫性替代住宿單位），但往往在災害過後，才能直逼長遠的核心問題。政府雖然提供了殘補式的福利措施，例如租屋補助及購屋貸款優惠、就醫減免等，但並非所有人都能順利購到屋、回歸災前的生活型態。

除非家裡本身就有不錯的經濟條件，亦或自己有存些小積蓄，才有可能重新離開那個泥濘，或是經濟狀況很糟，符合政府所有的補助標準與條件。然而，處於灰色地帶的人們去哪了？為什麼每當災害發生，這些人就會陷入貧窮？

身體勞動成為僅剩的資本

憑藉著己身勞力作為生存工具的人們、需要不斷耗費體力的藍領階級，特別是那些生產力會隨著身體老化及弱化（如病疾與殘缺、功能退化等）而降低的體力活工作，像是常見的工地粗工，若因地震受災後導致身體狀況不適合返回從事工作，務必需轉換工作屬性。但毫無其他職業經驗累積的受災勞工，若再加上年邁，會有什麼工作可以讓他們做？有什麼樣的雇主願意聘僱？

找不同領域的工作一定會變成一件艱難事，對於欠缺社會資本（相對缺乏人脈、管道技術等）的人來說，更是困難重重。既然沒工作收入，又何能去購屋、租屋，甚至吃飯呢？

但是這也反映出背後「工作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問題，特別又是以下的非典型勞動。

制度匱乏加劇影響

資本家為了達到最高利潤及永續經營，總會希望能減少各種成本以追求最高利潤，為了節省額外的人事管理與用人成本，便會考慮聘顧百利無害的臨時工、派遣工。

這仍回歸到，臺灣隨著經濟全球化及後工業主義的影響，產業結構的轉型及勞動市場的彈性化成為因應經濟轉型的必要措施，所謂的彈性化包含了數量上、功能上、時間上及薪資上的彈性化（注 1）。在這樣的模式下，因應經濟轉型的非典型勞動（如臨時工、派遣工、短期、定期工等）應運而生。

然而，在具有彈性的勞動力派遣背景上，欠缺穩定性、低薪資水準、缺乏制度性社會安全網絡的臨時工作，更無法面對外在環境（如地震、風災、惡性裁員）與內在因素（如生病、身體失能等）衝擊，也就容易一有突發事件，就會陷入貧窮。

被社會排除的近貧階級

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最後不符合社會救助標準、一直處在灰色地帶的人們，特別是具有上述背景屬性的人們，求職上可能不斷碰壁，以及被各種資源管理者、救助官（可能是公部門的人、NGO、NPO）刁難。但是，這個刁難背後的根據也是依據社會救助法對於是否為工作人口（是否滿 65 歲，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判定。

因此，審查人員、救助官可能會認為前來求助的人，身體狀況良好、年齡也未滿 65 歲，為什麼不去另外找個工作？結果求助者在不符合補助標準的狀況下，只好去求職，但又不斷碰壁，形成一個迴圈。最後，那些處於灰色地帶的人們只能不斷在社會上難以生存，如同本文開頭提及的個案，只能苦笑著，望著始終灰暗的明天。

注釋：

[1] 台灣社會新智庫（2010）。《台灣非典型勞動的問題：趨勢與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