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81 年美國疾病管制中心通報了全球第一起愛滋病案例以來，至今已 35 個年頭。人類社會始終在與愛滋病纏鬥，愛滋不只成為全球性的衛生問題，也是全世界援助工作資金挹注的前幾大重點項目之一。
誠然，在 1995 年的雞尾酒療法問世後，愛滋患者的死亡率便大幅下降。對於有定期服藥的愛滋患者而言，平均壽命甚至與一般人相差不到半年。在世界衛生組織與各國政府的普遍推廣下，愛滋已經從 1980 年代人人聞之色變的不治之症，變成如同糖尿病般可控制的慢性病，在世界各地的高死亡率也因為大多患者定期服藥、對病毒量有效控制而顯著下降。
然而，每年的新發個案數在降低至一程度後，卻遇到了趨暖停滯。這意味著我們雖然讓愛滋變得不那麼嚴重，卻很難阻止其持續在人群裡傳播。
為什麼呢？在非洲，這個問題可能與性工作者的惡劣處境有關。
在第 21 屆國際愛滋會議（AIDS 2016）於 7 月 18 日到 22 日在南非德班（Durban）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過去在關於愛滋防治的討論中鮮少被提及，甚至避而不談的「性交易」這個主題，成為會議前的焦點。其中，針對性工作者的除罪化呼聲，再一次被端上議程。
圖／AIDS 2016 官網
圖／AIDS 2016 官網
經由性工作者帶來的愛滋感染，是薩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愛滋跨境傳播的主因之一。由於性工作中大量的人際性行為接觸，使得性工作者對比於一般愛滋病患者，有高達 13 倍以上的愛滋傳播力。在這塊至今愛滋仍肆虐的田野裡，因為過去的高感染愛滋死亡率，以及人們對疾病的恐懼，使得性工作者承受著極大的汙名與社會壓力。這種不利於其求醫氛圍，在愛滋已經不再是 21 世紀黑死病的現在，仍舊存在著，把最迫切需要受到協助的人，排斥在愛滋防治的大門外。
在薩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廣袤的邊界使人口跨境移動中的國境疾病防治難上加難。長途跨國貨運司機透過性交易排解生理需求的同時，也把愛滋病帶到下一個遙遠社區的性工作者身上；該區域常見的人口販運問題，也使被跨境拐騙、被迫提供性服務的女性成為防疫裡的黑戶。尤其在性工作入罪的法律情境下，跨境的警方對這些女性的騷擾，更讓她們難以接受各項愛滋防疫計畫的資源。
例如各愛滋倡議團體即便想做到最簡單的性工作者充權，亦即使性工作者具備正確使用保險套的知識，也因為其擔心參與相關活動會被警方監控而卻步。這些都使得介入充滿阻礙，據此更不難想像，一旦性工作者真的感染了愛滋，將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接受篩檢而確知自己的病情，更不可能接受治療。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加上性工作者必須面對的極度嚴苛法律（性交易在大多數非洲國家是違法的，有些甚至課以重刑），讓公共衛生發展工作面臨一個難題：若要達成世界衛生組織所誓言的、2030 年全球終結愛滋於人類社會傳染的目標，我們勢必在追求新藥研發之餘，也要在根絕愛滋的策略中，考量諸如性工作者等具高愛滋傳播力的族群之複雜處境。
第 21 屆愛滋會議開幕式表演之一／圖：2016 AIDS 官網
「想要戰勝愛滋，先從除罪化做起吧！」如今有越來越多發展工作者與公共衛生專家，開始在傳統防疫介入與新藥研發之外，重視法律層次上的改革。事實上，早在 2014 年第 20 屆的世界愛滋會議裡，已經有研究報告明確指出，除罪化對於控制愛滋傳播有很強的效力。然而，目前針對除罪化的法律改革，依然是牛步化進行。這也是為什麼過了 2 年，今年的世界愛滋會議還是在老調重彈。
為什麼這麼重要且有效的介入方式，在實踐上充滿困難呢？從相關發展工作決策中的性別政治面向談起，也許可以提供一種解答：和其他援助發展工作一樣，全球愛滋防治政策在擬定上，就如同我們常見的政治場域，極度缺乏來自女性或性少數者進到決策核心。這使得女性或性少數的觀點，在即便跟他們自身有關的議題上也時常遭到忽略，亦常於援助結構裡處於被動接受援助的角色。
圖片／AIDS 2016 官網
誠然，這樣的問題隨著近年性別平權運動的強化與擴散，在國際層級與國家層級上都已有所改善。可是在某些薩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由於父權且不民主的政治結構鮮少受到其他行動者的挑戰，加上外來的恐同宗教團體勢力近年來在該區域（例如烏干達）擴張，使得這塊受愛滋肆虐最深、也是國際愛滋防疫援助投入最多的區域，在因為藥物的革新與推廣帶來的愛滋防疫稍有成效之餘，無論是政策或法律改革上，都難以從弱勢族群的觀點出發，使得對抗愛滋的戰爭陷入膠著。
在這漫長戰役來到第 35 個年頭的如今，到底我們是退守，還是進逼呢？藥學或公共衛生專業的進步帶來的效益，在疾病防治上終究有限，過去幾十年來對愛滋疫情的有效控制，似乎讓人產生了愛滋終結的錯覺。社會輿論與各國主事者也開始產生一種想像：只要愛滋新藥持續研發問世，我們總有一天可以靠著科技終結這個世紀疾病。如今，當侷限性逐漸出現後，我們終究得重新檢視自身的社會制度。除罪化的法律討論，以及對女性或不同性向者更友善的環境建構，成了愛滋戰爭中再也迴避不了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