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NPOst 關注社福團體，也關注公民團體。同為非營利組織，公民團體要面臨的經常是更多的衝撞、論辯與對立。本篇作者長期參與社會運動，曾於環運團體工作 6 年，參與多項地方環境議題抗爭事件。他在暫時告別社會運動圈之際，於社群上提出這篇第一手觀察與省思，並在多日後重新整理、復加完整。

NPOst 獲得其授權刊載，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社會運動的本質並非僅是大眾常看見的衝突與曝光，而是一連串的幕後心血，要對抗的也不僅止於體制，而是人性。

作者按：

大眾對「社會運動」的認識，不外來自傳播媒體上的抗爭畫面。事實上一個監督政策的社運組織，大部分成員的時間，都是花在研究問題、撰寫論述、組織志工、辦活動、建立社群網絡等幕後工作。

大部份政策的弊端都行之有年，無法由官僚體制內部主動改善，社運團體的街頭抗議或室內記者會，是為了將問題揭露，讓公眾進行評論，後續還需對不同政府單位進行論述遊說。透過多次曝光和遊說，才有機會使政策獲得改善。因此大眾看見的衝突、曝光，僅是漫長改革中的一小步驟，卻是最重要、也最耗精力的過程，也是令筆者思考最多的工作項目。

對政府官僚和社運團體的批判文章皆已很多，礙於篇幅，本文略過不談，只呈現一般較少談論的部分。

如果你剛開始從事與我類似的社運工作，希望本文能喚起一點共鳴和前車之鑑。我在 2003 年學生時代起參與環境議題，於 2010年成為社運 NGO 的專職。由於熱衷於這份工作，遇到障礙後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決定在今年（2016）離職。這裡想談談原因：過度疲勞，和跨不過的瓶頸。

過度疲勞

看過史實改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嗎？結局中，已救 1100 人的辛德勒，「他不停抽泣，不斷念叨他本來能救更多人。就連和妻子一同離開的時候，辛德勒也不停地在後悔。」（文字引自維基百科）演到這段時我簡直哭爆了。

而人稱「女版辛德勒」的艾琳娜·森德勒所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我總是受到良心的譴責，我本來可以救更多的人。」（引自文章）儘管她發揮了超人力量從納粹手中救出 2500 位猶太人，為此被打殘雙腿、差點處死刑，相較於百萬名受難者，卻還是自認微不足道。

社運不能跟戰爭災難相比，然而內心煎熬和反覆詰問卻一樣：眼前的體制與壓迫如此巨大，我盡全力了嗎？

樂觀的人也許不受影響。若你正巧和我一樣有自我批判的傾向，請明白社運和一般工作很不同，再怎麼努力，你永遠覺得不夠，甚至可能會消極地想「我越來越像魯蛇，自己都幫不了還想幫誰」之類。但那不是真的，畢竟連艾琳娜都背負著罪惡感。

難以克制自我剝削，是熱血的社運新人常見的現象，久了習慣就改不過來。這是我需要暫時離開的原因之一，不過下面所述才是關鍵，過勞僅是強化了問題的存在。

瓶頸：人為何相殘

我的工作是監督政策，協助受害居民抗議不公義的開發案，任職的組織給予非常大的自由與支持，任務內容幾乎自主，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工作。瓶頸與組織無關，而是這個社會與自己。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壓迫者（如政府）不代表貪婪邪惡，受壓迫者（如居民）不代表弱勢，抗爭者（如社運工作者）不代表正義。三種角色我都深刻扮演過，捫心自問，改變體制最大的敵人並非壓迫者，而是無所不在的敵意。參與社運 13 年來，我從未真正適應整個社運圈與政府雙方對立的氛圍，甚至越來越同情對手。無論是事事推託的公務機關或私人公司員工，甚至滿臉橫肉的政客，我都難以真心指責其僵化、自私或態度惡劣，因為他們也是社會扭曲下的受害者。

而有些公務員，儘管立場不同仍對我們很客氣和認真，有問必答。於是當我們召開批判制度的記者會，這些人便受到深深傷害，變得消極或憤怒以對。這類負面經驗一直烙印在我心中，畢竟一旦發動攻擊，就難以控制流彈傷及無辜。政府機關被抗議後，最大的壓力都在第一線承辦人員身上，然而他卻常是最無權作重大決策的砲灰。我和我的夥伴也是最前線砲灰，不過我們很清楚衝突是為了凸顯制度不公，對方卻無法感受到這點。

當今所謂的「錯誤政策」比較像溫水煮青蛙，不似過去暴政的血淋赤裸，因此公務員們，既不了解自己創造的壓迫，也未察覺自己同樣身處結構體制的暴力中。當然，就算他都清楚，也無法改變。連專門衝撞體制的社運組織員工，想改變工作文化都會遇到各種困難，更何況保守科層制度的公家／私人機關？

後來我學會在抗議行動之前，向較有交情的公務員／公司員工／他們的小主管打聲招呼，說明行動是針對不合理的制度而非個人，有幾次，談話後對方是能夠理解的，甚至私下給予更精準的行動建議。幸而他們的存在肯定了「監督」的意義，否則我甚至會質疑自己是社會亂源。

結語：人性

對我而言，漢娜·鄂蘭所指出的平庸，才是如今社運最大的考驗，而非刻板印象的邪惡本身。社會越開放，正義和邪惡都變得越複雜，「敵人」形象日益模糊。 大埔農地和張藥房事件矛頭指向劉政鴻，但我們都知道，該對付的不是劉政鴻或任何人，是構成一切的「人性」。

善與惡，普遍存於抗爭、壓迫和受壓迫三者之中，沒有差異，只有不理解的鴻溝。因此抗爭者之中有壓迫他人者；壓迫人的系統中，亦有被壓迫者。撰文的初衷，除了稍微替他們平反，也說明我的感受：「受傷的社會和我們每個人，已經忘了信任，以及如何回到最單純的互動去改變彼此，甚至傷害別人而不自知。」

包括我在內，因此必須暫時離開衝突現場，重新尋找出口。這不是抱怨，我相信自己沉澱一陣便能回到崗位，只是忖度有多少人以此折損理想，不再回頭？

以上撰述並非表示我反對衝撞，相反的，正因壓迫系統難以由內部促成改變，外在衝突會是突破現狀的最大關鍵。然而未來抗爭者與政府之間永恆的角力，應該有更細緻的處理方式，何況 520 後的新政府將給社運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認為與政府對立的行動中，團隊中若能有一、兩個人放下偏見去深刻理解公務員的心情、公務系統的運作脈絡，抗爭訴求的判斷會更精準有效。再者，講得誇張矯情一點，人們心中沒有愛，無論打倒誰、誰當上總統和縣長，社會都無法改變。

謝謝你讀到這裡。最後想再提一下，社運工作者的消耗非常快速，制度改變卻得花很長的時間。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克制超時工作、照顧自己的身心狀況，會是每位社運工作者最艱困也最重要的責任。

謹以此文向所有背負著公共事務的前輩與朋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