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 NGO Worker 專欄:放下女兒去救遠方的孩童,是一種偽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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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英國《衛報》每週二刊出 NGOs 援助工作者的甘苦談,NPOst 每週精選一篇編譯。

本篇談及人道援助工作者身為一個「人」的情感與掙扎。每個人都有自身的需求,大部分的人都會待基本需求滿足後,才能往外伸出援手。但這樣的「順序」對身處前線、心繫田野工作、對在地人產生感情的援助工作者來說,反倒成為內心艱難的考驗。

 

身為一個經常身處危險地區如阿富汗、加薩走廊、黎巴嫩等地的人道援助工作者,我時常想像生兒育女對自己來說會是什麼樣的極端挑戰。沒想到女兒出生後,我和老公反倒常開玩笑,說我們最沒預料到的難關,竟然只是在滿是丘陵的中東首都推娃娃車。

但故事還沒結束。

因為女兒成長遲滯,我們造訪了小兒科,焦急看著醫師檢查她瘦小的四肢,然後宣布我們最好盡快轉入大醫院的兒童醫學部。幾天後,血液測試結果出爐,醫院判定女兒可能患有罕見的肝臟疾病,但因為當地醫院無法施行進一步的確診檢驗,醫師建議我們盡快帶女兒回英國診斷。

我們知道,考慮到女兒當時貧血和脆弱的狀態,返國是必須的,但飛行的危險性令人卻步,過程中若有任何意外,我們必定一輩子悔恨。

在內心煎熬與 5 個小時的飛行後,我們終於平安無事抵達機場,並順利由救護車直接載往醫院,等著轉往更專業的大型兒童醫院。

當我們為她慶祝 4 個月生日時,她大大的眼睛眨呀眨,穿過鼻子上滿佈的塑膠管看著我們,新洋裝鬆垮的掛在身上,體重甚至比出生時更輕了。看著她時好時壞,不時失去意識,我被深深的無力感重壓著,憤怒覺得命運欺騙了我。

接下來幾週緊追著我們的,是不間斷的 X 光、切片和輸血,以及無數個緊盯電腦,無眠搜尋罕見病症相關資料的夜晚。許多親戚來訪,甚至包括橫越半個地球的親友,因為他們知道,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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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一切,除了無助,我心中浮現一絲愧疚。我明白,相較那些工作時面對的人們──那些窮苦、不受照顧、流離失所的人──女兒還活著的唯一原因,是完善的健康保險和卓越的醫療照護體系賦予我們的「特權」。

幾天後,醫療團隊的顧問走進病房,請我們坐下。他告訴我們,女兒的病因已經透過基因檢測獲得解答,她患的是囊腫纖維症。相較起曾經懷疑的眾多重症,平均預期壽命 50 歲的囊腫纖維症已是讓我們萬分紓心的解答。

在相應的治療開始後,她的健康也明顯改善,終於能夠順利出院。

面對尚無法治癒的囊腫纖維症,眼前的下一道關卡是思考我們的家庭該何去何從?是在這個當下,我第一次理解到身為一個援助者所面對的另一側,是什麼模樣。我們不再是聆聽悲傷、掙扎,傾力幫忙尋找支持、解答的一方,我們是一對無助的夫妻加上一個脆弱的孩子,我們成為一個需要被照顧和支持的家庭。

母性的那一個我,想要放棄工作、將每一分每一秒專注在保護女兒、好好愛她;但身為人道援助工作者的那一個我,卻理性質疑這個選擇。

畢竟,如果我真的相信無私的互助能讓世界更美好,我又如何說服自己將個人需求放在他人之前?更何況,女兒如今還能夠活著,也是因為一路上有無數無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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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放下手邊的女兒去保護遠方的孩童,是否會是一種偽善;我不知道我的缺席,是否會被視為一種漠然的忽視。讓我害怕的,是自己究竟該如何平衡母性與救援者那一面?相信兩者能夠平衡,是否太過天真?

很感謝的是,身邊朋友們的支持,讓我所追尋的平衡成為可能。

我的老闆始終與我並肩,讓我彈性的工作,回應家庭的需求;老公為女兒轉化事業雄心,我也因而能放心執行定期的海外任務,毋須擔心女兒沒人照顧。親友們更是至今為止最大的支持來源,無論情緒或育兒上都是。

現在,我們即將為女兒慶祝她的下一個生日,我似乎能看到個人需求與專業發展的穩定平衡。

我們育女的這一路風景或許和世上多數人不同,不單因為職業本質,更因為我所享有的醫療與先天權力優勢。但我相信,我遭遇的兩難與許多人都相似──無論你面對的兩面是家庭需求、經濟壓力、自我成就、專業發展,或者人道救援的理想,別忘了,你並不孤單。

 

原文出處:My child has a life-limiting illness, was I right to go back to work?

作者介紹

NPOst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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