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支持慈濟或聯勸，「勸募資料透明健全」+「社會公益素養提升」更關鍵
文/ 陳文良（台灣數位文化協會秘書長）
很多人拿台灣的聯合勸募一年只募到三億五千萬台幣，慈濟卻募到超過八九十億來說慈濟「席捲台灣公益捐款」，這真的是讓人不知該從何說起。
宗教組織在世界各地募款能力強
聯勸的理念相對比較抽象，早期也是個中介角色，相對於所有直接提供服務的公益組織，本來就不容易募款，之前還擔任台灣聯勸的職務時，我遇到別人這麼說我們募到的比較少，都會說我們自己努力不夠，而且，網路興起加上社交媒體的浮現，我們過去的募款策略與服務型態和附加價值是不是趕得上募款市場的變化？近年來在台灣的知名度，是否因而沒有爭取到絕大部分社會大眾的認識與支持因而下降？所以成長有瓶頸，因此聯勸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轉型才能吸引到捐款來幫助更多人。這個跟被排擠沒有關係。
早期探索這問題時，曾經與來台灣訪問的非營利組織專家討論過，都說宗教捐款在各國原本就屬於相對較高的比例，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公益研究院出版的 Giving USA 顯示，美國民眾 2013 年捐贈了 3351 億美元，其中捐給宗教組織的佔 31%，人群服務的公益組織只分配到 12%，捐給教育的還比較高，佔了 16%。捐款的來源裡面，個人佔了 72%。
慈濟捐款者，仍會捐給慈濟
慈濟與聯勸有沒有相互排擠作用，早年有一位郭姓經理人試圖研究，但是我一直找不到當年他提供給我的 PPT 檔案，他以這個作為碩士論文拿的 EMBA，我連名字都忘了。印象裡面結論大約是，捐給慈濟的人同時也會捐給家扶和世界展望會。捐給聯勸的人也都捐給家扶或是世展，但是如果手頭的錢有限，他們捐給世展或是家扶，而不是聯勸。至於捐給慈濟的人手頭如果有限，還是捐給慈濟。研究方法和完整結論我真的忘了。
我的觀察是加上歷年來看過的捐款分析，台灣的公益捐款人樣貌幾乎也就是台灣的中產階級 – 以北部都會區為主的白領，30-55 歲之間，女性比男性多 5-10 %。網路興起以後，小額捐款的人則往下延伸到 25-29 歲之間的上班族，足見台灣公益捐款所以動見觀瞻，因為都是慷慨的人，而非家庭可支配所得充裕的人。
公益組織各有特殊樣貌的擁護者
慈濟的出現其實是讓台灣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建立持續進行慈善捐款的習慣，這些人有餘裕時也會捐錢給別的公益團體，中生代五六年級以後的世代，則是比較屬於捐款給世界展望會，家扶，聯勸，以及其他公益組織的人。目前 30-45 歲的捐款人，多半小學時代就有全班認養家扶兒童的經驗，很早就開始培養捐款做公益的習慣，也都知道家扶，世界展望會則是在飢餓三十這個活動品牌下，打開了知名度，尤其 921 地震以後，已經從每年募得 12 億成長到近年來的 35 億。
我的觀察主要來自研討會時聽過業界的研究，或是閒談的時候累積的印象。
慈濟每年募多少？
台灣一年的捐款，行政院主計處最後一次做推估是民國 92 年 （2003）台灣社會發展趨勢調查之社會參與篇，當時的推估是 430 億左右，到現在來看應該還在這個規模上下。慈濟即便募到 98 億，也只佔不到 1/4，大約就是世界展望會，家扶基金會與創世基金會的總和。世展與家扶的數據，可以看兩機構的年報，家扶 2014 年公佈的 2013 募款是 35 億，總收入是45億。衛生福利部的公益勸募管理系統公布的只是申請公開勸募的總額，不包括主動捐款的部分。因此，要知道完整數據，財政部應該每年提出所有符合公益資格的社團、基金會，行政法人等所申報的財務報告的分析才是。
我覺得對於慈濟引發的討論，可以是很健康地去催促所有的公益組織，尤其是募款能力強的宗教團體，面對更廣泛的社會責任。而不是關起門來自我陶醉在刻意營造的生活型態與氛圍。這種事情，不能去用批評的，因為一旦批評，凝聚力會更強。我有一次在一個會議裡面，有不少其他國家的人在場，聽完慈濟某師兄的簡報之後，一個老外轉過頭跟我說：「我想到北韓的propaganda（政令宣廣）。」然後就問我說：你們台灣人怎麼看慈濟？我說 mixed feelings. 一方面他們很有效率地從事國際救援，有理念有方法，另一方面，他們的確自成一格。
每個宗教都有罪人與聖人
某種程度上，慈濟也算是個「新興宗教」，正在形成自己的教規儀軌與傳統。很多在慈濟工作的人流傳出討厭那些穿著制服的志工，覺得自己是可以到處指導工作人員，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志工而工作人員是領薪水的。這種不成熟的表現，其實每個公益組織都有，慈濟因為人數龐大，很容易就有很多這種事情流傳出來，雖然都是事實，但是都是片段的事實。原因需要在脈絡裡面才能理解。
相對於傳統宗教，歷史比較悠久，既有的制度與文化有一定的經驗體系，對內與對外就相對成熟，當然，歷史悠久弊端自然不少。宗教本來就聖人與罪人的組成。
就像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改革教廷，找來了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 Ernest & Young 安永集團。把過去散佈於教廷各個部會便宜行事的帳戶財務全部整理，公開透明 – 除了在歐洲惡名昭彰，也要藉此重新獲得全球教友的信任，洗刷梵蒂岡銀行被用來洗錢的惡名。
但是，也沒有人否認，天主教會在社會議題的信仰上，對於貧富差距的問題所提出的呼籲是全世界的政府都正視的，不是只自滿與陶醉在自己的公益事業上，而是也重視結構性的問題與社會正義的問題。
爭吵表象問題，對社會治理沒有幫助
宗教團體本來就充滿了錢的誘惑，慈濟內部自然少不了這種弊端，當捐款急速增加而捐款使用又不願意課稅時，如何擴展事業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基金會延伸基金會，財團法人延伸財團法人，於是就成了集團，這個現象不只是慈濟，只是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用什麼樣的態度處理而已。我從小就聽過很多宗教領袖，投注很多捐款的學校，電台，現金被騙走，或是因為誘惑而失足。那個年代法令不健全，所以後來工作上參與公益勸募條例草案的研討，倡議，立法，修正。都是希望為台灣推動一個好的公益發展環境。我們在這方面的法律環境和政策辯論，非常缺乏。都在這些表象上爭吵，對台灣的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沒有幫助。
921 地震以來，許多大型災難引發的捐款也相對引發了民眾的關切，從那時候開始，所有公益團體都知道誠實為上策，只是每個團體公開透明的能力不同，同時，如何呈現才不會被錯誤解讀，也是大家共同的焦慮。持續的監督，公開詢問對台灣社會長期來說是健康的，但是，我們需要練習過濾不可靠的訊息，以及放下「護教心態」坦然面對。
這點還真是需要一點道行才行。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
按讚，接收更多公益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