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如果有人希望自己的投資能兼顧經濟和社會效益,他的選擇無外乎是小額貸款或者實行「反向篩選」機制的「社會責任投資」。而如今,從中南美洲的公平貿易組織到非洲的農業合作社,從美國的太陽能電池工廠到尼泊爾的節能電腦分銷體系,都能看見社會效益投資的身影,而其背後的參與者包括了政府、NGO、基金會和各類商業機構以及新興的社會投資機構。
2009 年,Monitor 顧問公司發布研究報告指稱,在未來的 5-10 年裡,「社會效益投資」將至少達到 5000 億美元的規模,相當於 2008 年全球全部可投資資本量的 1%,幾乎是美國年慈善捐贈總額的兩倍。2010 年,老牌慈善組織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全球最大的投資機構之一摩根大通聯合發布了一份報告,將「社會效益投資」定義為一種新的「投資資產類型(investment asset class)」。這種類型的劃分並非如通常一樣依據資產特性和風險管理方式,而是根據投資人聚集起來的原因。儘管這一分類還沒有得到投資界普遍的認可,但它有助於投資人形成強烈的身份認同,也有助於這一特定投資領域的研究和發展。 這份報告對社會效益投資的發展規模做了大膽的預言。在未來的 10 年間,僅僅是在為年收入 3000 美元以下的人群提供住房、農村飲用水、婦女衛生、初等教育和金融服務等五個領域,就可能出現 4000 億到 10000 億美元的投資,利潤則能夠達到 1830-6670 億美元。
或許最令人驚訝的發現在於,雖然對大多數投資項目而言,現在談收益還為時尚早,但許多投資人設定的投資回報率都接近或達到通常的商業投資回報率,尤其對新興市場的投資項目,投資人往往並不需要通過放棄一定經濟回報才能去獲得社會效益。
社會效益投資的興起是多方面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從資本的角度,一方面是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人和投資機構日益增多,另一方面,「金字塔底層的財富」使商業投資的確有利可圖。從公益的角度,傳統的捐贈方式,經常更關注項目而不重視公益組織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往往忽視被幫助對象的尊嚴,助長了他們的依賴性。另一方面,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社會效益投資無疑會擴大公益事業的資金來源。
從政府的角度,吸引和有效利用各類社會資金來實現更大的社會效益,無疑是每一個民選政府應盡的職責。早在 2000 年,英國財政部便成立了「社會投資專項小組」,研究如何充分發掘社會力量來快速提升經濟增長能力,同時改善社會福利水平。正是該機構的支持下,Social Finance 設計出了「社會效益債券」。在大幅削減公共開支的背景下,英國政府希望「社會效益債券」能夠為「社會效益投資」在英國的發展鋪平道路,進而使英國成為社會效益投資的一個中心。與此同時,由政府發起成立的「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也將在明年正式運作。該機構的資金來自於四家商業銀行的 2 億英鎊投資和銀行長期「沉默賬戶」中的 4 億英鎊。「大社會資本」的首要職能是向「社會效益投資」機構投資,另外也將開展一系列的工作來推動英國整個「社會效益投資」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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