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保護還是壓迫?-再思「反人口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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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9日「救援雛妓大遊行」。(圖片來源:中新網)

 

在台灣,「反人口販運」(anti-trafficking)一詞在 NGO 圈或對關心社會議題的朋友而言,應該並不陌生。根據2009年公布的〈人口販運防制法〉,「人口販運」的定義,除了指透過不法方式迫使人從事性交易外,亦包括: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器官摘除等不同形式的剝削。

「反人口販運」的在地歷史可追溯自19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對少女(其中許多為原住民少女)遭原生家庭販賣,被迫從事性行為之現象產生關注。因應此議題,「婦女救援基金會」、「展翅協會」(原「終止童妓協會」)等團體接續成立;1988年,婦女團體與原住民團體並展開「1988年救援雛妓大遊行」。

2000年之後,由於聯合國、美國、歐盟對「人口販運」議題以及國境控管的關注,連帶影響台灣對此議題的重視,政府挹注許多資源進行「人口販運防制」。民間團體(例如,以「反人口販運」為創會宗旨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展翅協會」,以及之後加入此陣營的「勵馨基金會」)也組成「反人口販運聯盟」,呼籲對此議題的重視。除了組成聯盟,監督政府在人口販運防制工作上的努力,這些團體同時也接受政府委託,以公辦民營、或行動方案等方式,成為政府在民間的「夥伴」,協助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庇護。

乍看之下,「反人口販運」並無什麼不妥,任何形式的剝削-性剝削、勞動剝削、身體剝削,本就應該被看見、譴責、防制。然而「反人口販運」的興起有其特定脈絡,過去也已有論者為文檢視台灣的「反人口販運」,在美國主導、由上而下的全面發動下,除了迴避了外籍勞工勞動剝削的處境,亦淪為政府控管國界的障眼法,與混淆民間視聽的假議題。

身為社會工作者,我曾與台灣政府對跨國婚姻的嚴格管控正面交手,在「假結婚、真賣淫」這類台灣社會對東南亞新移民的特定印象下,政府對東南亞跨國婚姻之管控從國境之外就已開始。婚姻移民必須通過官方辦理的「結婚面談」,才能順利來台與配偶團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團體與政府單位的協商過程中,當團體質疑政府透過面談、訪視等手段,管控婚姻移民入境與居留的權利,恐有「戕害家庭團聚權」之虞時,政府單位的回應卻似有意無意的有種「驕傲感」──似乎讓越少移民進來,越能證明他們確實「抓到」了「假結婚」的嫌疑犯,因此捍衛台灣國土安全有功。這樣的思維,現在回想起來,大抵和「反人口販運」脫不了關係。

如果「反人口販運」是兩面刃,其在幫助了人口販運被害人的同時,也賦予了國家更多權力,對人民進行管控。那麼,究竟「反人口販運」產生了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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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本文將翻譯Briarpatch Magazine於2010年時收錄的一篇很有趣的訪談對話錄,訪談的對象為Nandita Sharma與Jessica Yee。Nandita Sharma為社會運動者、學者、以及《反人口販運的修辭以及構建種族隔離》(Anti-Trafficking Rhetoric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Apartheid)一書的作者;Jessica Yee則是「原住民青年性健康網絡」(Native Youth Sexual Health Network)的負責人。這篇文章雖是舊聞,但現在看起來仍充滿真知灼見,期待透過引介與摘譯,能帶給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多一點不同的想法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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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該賦予國家更多權力去懲罰勞工,反倒應該給勞工更多力量去對抗剝削。」-Nandita Sharma。

圖片來源

原文出處:〈Sex work, migration and anti-trafficking-Interviews with Nandita Sharmaand Jessica Yee〉by Robyn Maynard

問:政府與媒體如何使用「性奴隸」一詞創造道德恐慌(moral panic)?對移民女性從事性工作的影響為何?

Nandita Sharma:大多「反人口販運」的支持者,都希望能降低女性進入性工作的可能性,並主張以懲罰性工作,作為防止移民女性進入性產業的手段。例如,在加拿大,國家對移民女性從性工作的監控越來越嚴苛。警察在維護「公序良俗」、「公共健康」的旗幟下,增加對脫衣酒吧、按摩店的查緝;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移民警察(immigration police)尋索所謂的「人口販運被害人」。

當然,大多數的移民女性並不從事性工作。但對那些從事性工作的女性而言,她們面對最大的威脅之一,就是她們的公民地位。缺乏永久居留的權利,使得從事性工作的移民女性十分脆弱。這些移民女性或依靠短期工作簽證居留加國,或被迫非法工作。而雖然加國人民對性產業的需求很高,但移民卻不可能透過從事性工作取得合法居留加拿大的入場券。「反人口販運」運動打擊這些女性的工作能力與機會,同時,也進一步正當化「女姓不應該涉入性產業」的想法。最後,這些被創造出來的道德恐慌,使得從事性工作的移民女性的處境更加艱困。

問:「反人口販運」如何與促進「女性權利」與「女性能動性」這些目標絕緣?

Nandita Sharma: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危機,移民的數目也越來越多。過去十年,世界各地的政府陸續通過「反人口販運」相關法律,「第一世界」(First World)國家更爭先通過限制移民合法進入國家的政策法令,使得許多跨國移動的人被認定為「非法」。

反人口販運立法常被用來對付「非法移民」。「反人口販運」往往不譴責那些限縮移民權利、迫使她們處於「非法」狀態的法令政策,而是針對那些跨越邊境的人民。由於在現代世界中,若缺乏協助、或官方認可的文件(例如簽證、護照),跨越國界的移動幾乎不可能達成,因此「反人口販運」也懲罰那些媒介移民跨越邊境的人,透過這些方式,反人口販運合法地強化國家對邊境的管控。

問:若不將女性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我們如何對抗性產業對女性的剝削?

Nandita Sharma:要回答這個問題,可從性工作者本身得到線索。性工作者組織一直致力於促進性工作更加安全、有尊嚴、報酬合理,她們的首要任務是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然而「反人口販運」卻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反人口販運」加重了對性工作的查緝與懲罰,尤其是針對性工作媒介者。事實上,終結性工作、與提倡性產業工作條件這兩個理念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歧異,其癥結點在於-女性究竟有無權利從事性工作。「反人口販運」陣營認為女性只要從事性工作,必然會受到剝削。但是我和多數性工作者的組織,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如果人們停止對性工作者的歧視,性工作是可能更安全與有尊嚴的。除了對抗歧視之外,我們同時也應該支持性工作者組成工會組織─這正是在印度、孟加拉、舊金山、許多地方的性工作者組織正在努力嘗試的。對女性而言,性工作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一個可能的選擇。我們需要理解,人們需要工作,而性工作,對許多女性而言,即是一個可能的選項。

再者,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對女性的剝削,我們必定要挑戰資本主義,因為它是所有剝削形式的根源。無論我們是在性產業、餐廳、大學工作,我們都可能面臨被資本家、或其他因剝削勞工而獲利的人剝削的處境。因此,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剝削,我們不應該賦予國家更多權力去懲罰勞工,反倒應該給勞工更多力量去對抗剝削。長期以來,女性主義者致力於倡導女性應得到自由,而自由,包括掌控身體、與情慾的自由。因此,女性主義者的抗爭,不該排除對從事性工作女性的支持。

對「反人口販運」持批判態度的人士常被扣上「不關心女性」的帽子,他們被控訴為不關心那些被綁架、被毆打、被俘虜、被剝奪報酬、或是護照、身分證件被奪去,以致自由受控制的女性。然而,我們應該認知到的是,這些犯罪行為早已規範於加拿大的〈刑法〉(Criminal Code)之中。綁架、毆打、強暴、剝奪報酬、強制扣留證件都是非法的。如果在既有法律的規範下,警察對取締這些犯罪行為與保障女性安全,似乎沒有太大興趣,那麼,為什們人們會認為,新制訂「反人口販運法」就能保障女性的安全呢?相較於「反人口販運」法制化,我們更當要求的,是保障性工作者和其他勞工一樣,能有基本的健康與安全保障;以及無證勞工(illegalized worker)也應擁有與一般勞工一樣的權益,以消弭對無證勞工的制度性歧視。懲罰媒介女性移民進入國界的人,絕不是保護女性的唯一管道。

問:如果限制性移民政策,反倒造成「被販運女性」受剝削,我們當如何保障移民女性的安全?

Nandita Sharma:讓移民女性更加安全的唯一之道在於「去刑罰化」(decriminalize)。我們應肯認人民有自由移動的權利。如果當代女性能自由移動-不需承受刑罰;不需偽造文件;不需藏匿在船艙或運用其他更危險的交通方式-她們的人身安全會更受保障。

反之,「反人口販運」立法以取締無照移民仲介作為政策目標,增加移民跨越邊界的成本,結果是使得移民必須借款、欠債,才能完成移動的夢想。況且,由於對仲介的刑罰越發嚴苛(在加拿大,相關刑責最重可判終身監禁;在美國,可能被判到死刑),使得他們引介移民跨越國界的路線越來越危險,以規避查緝-跨越沙漠、翻山越嶺成為家常便飯,許多移民在這樣的過程中失去生命。由此可看出,「反人口販運」立法,雖名為保障女性,但實是使移民女性面臨更大的安全威脅。

問:請妳談談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面對的強迫勞動與剝削處境。而對原住民的特定歷史脈絡而言,妳對「販運」(trafficking)這個詞彙的看法為何?(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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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媒體,不過是運用貌似左翼與捍衛人權的說詞,來推動右翼保守的政策。-Jessica Yee。

Jessica Yee:在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遭受強制勞動與剝削處境,已有長達500年的歷史。有趣的是,媒體似乎是到現在才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突然之間,大眾開始關心起被謀殺與失蹤的原住民女性,也開始意識到,18歲以下的原住民女性受到性騷擾的嚴重性。雖然媒體直到現在才開始關注這些議題,但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原住民,他會告訴你,女性被強行帶離原住民社群、政治與權力地位被弱化,根本不是件新鮮事。

我認為「販運」這個詞彙難以真實表達加拿大原住民女性所面臨的處境。身為原住民女性,我經歷許多壓迫與暴力。在街上,在辦公室,我都可能遇到性騷擾與惡意對待,而我的經驗告訴我,國家或是警察對我的幫助往往是薄弱的。由於原住民女性被認定為較劣等,因此對原住民女性的暴力常被「正常化」,也成為原住民女性普遍內化的認知。

人們討論到「人口販運」時,性工作、與牽涉國界跨越的人口販運常是被關注的焦點。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的是,性奴隸與強迫性行為不是剝削的唯一形式,我們也應關注國境內部、針對原住民的販運。

許多人混淆「販運」與「性工作」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們認為性剝削是強迫勞動的各種形式中最嚴重的議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國家將全副精力投入在查緝色情按摩店、以及取締性工作者的結果是,那些被販運、被強迫跨越邊境的人得到更少的關注。這些行動美其名為「拯救」女性脫離火坑,但實際上卻是更進一步「殖民」女性的身體、空間、以及剝奪她們的自主選擇。

問:你可以談談「反人口販運」運動如何影響從事性工作的原住民女性嗎?對於政府試圖將「反人口販運」,操作成對女性權利的支持,妳有什麼看法?

Jessica Yee:最近,加拿大薩克屯(Saskatoon)的保守派議員Brad Trost試圖提案、取消政府對「加拿大性健康聯盟」(Canadian Federation for Sexual Health)與「國際生育計畫基金」(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und)的補助,因為這兩個組織支持性工作與墮胎權。為了合理化他的提案,他辯稱他真的很關心女性,並且關注女性如何被暴力相待、被強迫以性工作做為職業,因此才衍生墮胎的需求。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因為由此可看出,政府與媒體,不過是運用貌似左翼與捍衛人權的說詞,來推動右翼保守的政策。

將販運等同於性工作的誤解,反映的是對性工作本質的無知。多數「反人口販運」陣營並非由性工作者組織,這樣的脈絡,使得「反人口販運」運動常使得性工作者二度受害。

反之,「原住民青年性健康網絡」(Native Youth Sexual Health Network)與「多倫多性工作者行動方案」(Toronto Sex Workers Action Project)結盟,促成「原住民性工作者外展與教育方案」(Aboriginal Sex Worker Outreach and Education Project)。這是一個尊重女性選擇(pro-choice)、也是加拿大第一個由原住民女性自己運作、服務原住民女性的方案,而不會只告訴女性如何脫離性產業。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那樣的工作取向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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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V EXIT台灣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

我認為政府將「反人口販運」包裝成捍衛女性權益的形象,是很危險的。人們不僅應起身對抗這樣的操作,也要重新思考主流文化對性工作的誤解。這些誤解影響著全世界的原住民女性。MTV EXIT(EXIT:End Exploitation and Trafficking,終結剝削與人口販運)正是一個赤裸裸的例子,解釋全世界的原住民女性如何被影響。MTV EXIT受聯合國愛滋規劃署(UNAIDS)等機構贊助,到許多被認定有「性販運」(sex trafficking)的國家,展開拯救女性的行動,使得許多原住民女性因從事性工作而被逮捕。西方的「反人口販運」陣營以捍衛人權之名,侵害她們的生活。

問:如果以刑罰禁止性工作不是解決方法,那麼,什麼是更有意義的、爭取公義的方式?

Jessica Yee:重要的是要與性工作者站在一起、一起工作。再者,我們必須促進人們更願意討論性與性慾。缺乏這些對話,人們難以深入販運與剝削議題的核心。

我們必須更坦然地討論性、性慾、與性工作。這些話題在原住民社群中,特別是禁忌。這是因為殖民政治對原住民的影響太大了。如果一個人被奪走他最強大的能力,他們的性慾也會一併被奪去。這正可解釋,何以我們社群中有些成員會混淆販運與性工作此二概念,並認為性工作對女性很糟。我們活在一個「倖存」的架構中,勉力維持社群的團結、捍衛社群免於暴力的威脅,過程中因為太少人協助原住民了,所以一旦有人幫助我們,我們就對現實的分析就失準了。

還有好多需要討論的東西。例如,青少年與性剝削的議題。即使在性工作者自己的運動中,人們傾向否認青少年有從事性工作的權利。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認識芝加哥的「青少女培力方案」(Young Women’s Empowerment Project),這是個由13-24歲從事性工作的年輕女性組成的組織。她們最近產出了一個令人驚艷的研究報告,或許可以回應「什麼是更有意義的、爭取公義的方式?」這個問題。她們認為,人們應該先閉上自己的嘴,去聽聽那些實際受到政策影響的人的意見,尊重她們的看法。人們應當肯認:身為性工作者,有太多地方是不安全的;釐清構成販運與剝削的真正成因。最重要的是,人們應當被教育:對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尊重,不僅限於土地使用,更包括對我們自己的身體。

 

【2014/7/29更正】

感謝網友 Chun-Yu提醒,原文第三問「若不將女性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我們如何對抗性產業對女性的剝削?」之後的段落中,將decriminalization誤譯為「反歧視」,然實應為「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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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鄭 詩穎

接受傳統的社工教育,但認為社會工作不應該只是「補破網」。希望能追尋與探索不同的社工典範,以培力受迫群體、促進社會正義。曾任「南洋台灣姊妹會」社工,現任職於「現代婦女基金會」,服務親密關係暴力受害人。

8 comments
鄭詩穎
鄭詩穎

@Chun-Yu,感謝提醒,確實是眼花錯譯! 會盡快請編輯協助更正 ~

Chun-Yu
Chun-Yu

decriminalization應該是除罪化而非反歧視?

小熊
小熊

中產階級婦女的意識型態阿 ...

婦女團體工作者
婦女團體工作者

很難啦,我們團體根本上就覺得性工作都是被迫的,我們就是要去拯救這些可憐的女人。不過台灣的脈絡跟加拿大的可能不太一樣。

張 傳佳
張 傳佳

是啊,也要考慮兩國的國情,所以希望可以有更多本地論述喔! 如果有不錯的文章,也歡迎大家提出來討論!

一個路人
一個路人

說得太好了,台灣婦女團體需要多思考這些議題。

張 傳佳
張 傳佳

我們希望可以多多提出一些反思的文章,希望大家提出更多建議喔!

Trackbacks

  1. […] 把上面這兩則新聞放在一起,絕非出於偶然,也絕非因為譯者是個腐女,其實是讓大家比較一下社會大眾對於類似募款活動的極端反應。同樣都是以自慰作為創意發想,Pornhub這個成人網站邀請男性點閱色情片的新聞似乎很受大家的支持愛戴,但是邀請女性騎上Sybian自慰機就飽受各界抨擊,矛盾的是,這兩個活動都是邀請「成年人」在「他們同意的前提」之下發生,如果撇開性別的因素不談,在陽光下騎自慰機好像聽起來比成天對著電腦螢幕打手機來得健康多了,但是只要一扯到性別,就馬上會有衛道人士跳出來「保護」無知而脆弱的女性,然後再次把有關女性追求性高潮與快感的議題用道德的外套護送到不見天日的地方,連個討論的空間和可能都沒有,難免讓人有種「只准男性打手槍,不准女性自己來」的感受。(已經越來越多人開始主張人類的性欲必須受到正視,且女性的性自主權也應被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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