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可盼　

臺灣第一次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 CRPD）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於上個月 10 月 30 日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展開，這 3 天參與 CRPD 國際審查，雖然是在一條一條的審閱公約條文，但在過程中，我常常被審查委員詢問問題背後所蘊含的理念所感動。彷彿透過他們的眼睛，看見一個世界更美的樣貌。

如何讓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被聽見？不管是家庭、社群、或是一個國家，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讓我們的差異成為一種豐富，而非彼此掣肘？

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臺灣如何看待障礙者？從「慈善觀點」邁向「人權觀點」

對於身心障礙者，我們最容易思考的是醫療觀點：他們是一群「有缺陷」的人，需要被醫治和保護。我們使用「愛心鈴」、「愛心服務」這樣的字眼，標註出政府「特別」恩待他們。這些觀點稱之為「慈善觀點」：由專家和家長幫他們決定「什麼比較好」。但是如果可以，「優生保健法」裡表示，如果發現孩子有身心障礙，醫生要勸告婦女流產，因為他們的生命似乎沒有這麼值得活。就像網路上的鄉民會說，將身心障礙的孩子生出來的母親是自私的。如果這些有缺陷的人努力生活，我們會說他「殘而不廢」，而對他們最好的稱讚就是「你們和正常人一樣」。

近視的人如果有眼鏡，就能如常生活。相對的，如果有足夠的無障礙設施，輪椅使用者就不需要被困在家中，無法參與社會。因此我們逐漸將觀點從「殘疾」走向「障礙」──如果有環境的支持，先天或後天的生理、心理損傷未必能減損一個人的權利，這是「社會觀點」。一個人去參與社會、實現自我的障礙是甚麼？我們將眼光從個人轉到體制，開始認為政府有責任打造足夠友善的環境，讓身心障礙者「身而為人」的權利不會被減損。因此我們有資源班讓身障學生可以受教育，或是我們有特教老師，當特教學生在一班班級裡有狀況時趕快來處理。

臺灣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思維和從此出發的政策，落在「慈善觀點」和「社會觀點」之間，我們總是認為專家「更懂」，比家屬或當事人更了解情況，因此聾人小孩在學校應該要學習「文法手語」而不是聾人社群慣用的「自然手語」。當你能力不足時，我們也會請監護人來幫你管理你的財產。

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但是，CRPD 的精神並不是如此，而是「人權觀點」，其中隱含的價值是身心障礙者是一種社會多元性的展現。就像每個族群都有豐富的文化，豐富了我們對世界的想像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身心障礙群體也是如此。舉例來說，手語不是「特別照顧」聾人的方式，而是一個族群的語言，應該放在如同閩南語、英語、日語同樣的位置。這是一個翻轉的觀點，打破了我們對世界「標準」的認知。過去我們認為只有一種「好」，並且把人全部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但這個單一標準如今被打破，世界的美麗紛陳向我們展現。

國際審查委員 Diane Kingstone 就強調：「目前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語言，包括法律、政策，往往是上對下的。身心障礙者只是福利接受者，而非權利執行者。在文字上經常出現『保護』、『保障』，而不是權利的主體。我們希望這些不恰當的文字能被改變，才能改變思維的模式。先用對字眼，才能用正確方式來思考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和自由。」

國際審查委員 Diane Kingstone。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臺灣現行使用醫療模式來看待人體功能的不足、不行，需要治療，但是我們必須探討環境，有時是環境造成了障礙，而人權模式又進一步把人視為主體，而不是有缺陷、有缺憾的。臺灣若不打算改變 ICF 制度（註：「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是沒有辦法讓真正實踐 CRPD 模式的。因此，詳細界定使用人權模式的障礙程度，才能對所有障礙人士做到自由與尊重。」

他並且進一步指出：「公民社會的核心在尊重個人自主權、自己作主、自己決策，並且能夠接受大家的不同。身心障礙者是社會多元化的展現，包括身心障礙的原住民和婦女、LGBT、移民等，我們應該尊重這些不同。」

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從「無障礙設施」到「通用設計」的思維轉換

也因此，問題不再是身心障礙者「能不能夠」為自己做決定，而是身心障礙者同為公民，享有人權，我們如何能夠支持他們做出決定？在這樣的思維裡，身心障礙者不是隔離的，而是在所有的軟硬體設計時，都被當作考量的對象之一。就像捷運廣播站名時會使用不同語言，這不是對誰特別照顧，而是理所當然的權利，身心障礙者也該如此被思考。「無障礙」（不會對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的概念因此被「通用設計」（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所取代。

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無障礙和通用設計的差別，是思維的變化。從我們認為「這些人是社會的少數族群」，改變成「身心障礙者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多元性的現象」。這是思維的改變。身為一位帶著呼吸器的身心障礙者，國際審查委員 Adolf Ratzka 舉例：「一間旅館設有 3 個電梯，其中一個是無障礙電梯，我會覺得他們很歡迎我。但這有點像 1950 年代，那時候黑人與白人是分開的，（公共場所的設施）分為黑人用的、白人用的。然而真正的接納，是不需要特殊標誌的。最理想的設計，是我們不需要說明『這是特別給輪椅使用的場所、電梯』。未來社會不用再用『種類』來區分『人』，到那時，我們才會覺得自己受到廣泛接納。」

換句話說，如何才有全面的做法，讓我們可以不必特別設置標準或法規，而是社會設計本來就可以廣泛而無障礙的？

國際審查委員 Adolf Ratzka。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也有審查委員舉例，如果只是「整合教育」，亦即把身障學生丟到一般班級裡，這其實無法真正實踐人權。班級老師沒有改變、受過訓練，只會覺得這個學生拖垮班級成績、有問題只能丟給特教老師帶走處理。身障生也沒有個人助理協助他（Adolf Ratzka 委員補充：「個人助理不是學校的延伸，不是另一個「老師」，而是與這個學生平等的。不然他怎麼幫他蹺課點菸？學生都會有這段嘛！」），這其實不是真的融合教育，因為特教學生無法真正落實受教權，其他師生也沒有足夠的眼光和足夠的支持可以去看到他的特別。

Adolf Ratzka 也強調，他 25 年前收養女兒、一路上訴到瑞典最高法庭的故事。「醫療觀點」會質疑身心障礙者怎麼有資格當父母，但是他不這麼想。以「人權觀點」來看，當他身為一個人，想要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時，這個決定該如何被支持。

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幫我們做決定

「人權觀點」聽起來非常理想，但在實務上，常常在實務工作者和家屬之間成為一個像髒話一樣的字眼。可能是因為現實上，當政府做了一個只有 20 分的服務，接著被質疑不合格、違背人權時，政府會把這個服務拿掉，所以案主和家屬連 20 分的服務都無法使用，只能退回靠自己撐。例如，在要求精神病人強制就醫的過程中，病人與家屬的拉扯、心智或精神障礙者的監護宣告，常常變成家屬和當事人互相拉扯。這看似增加了病人的自主權，實則壓縮了家屬或其他「必須負責的人」的空間。他們沒有施力點、束手無策的面對這些被要求負責卻毫無辦法的困境。

把爭議變成家屬與身心障礙者之間的拉扯，其實是政府的一種不負責任和怠惰。重點不該是拿掉 20 分的服務，而是怎麼長出 60 分的服務。當精神困擾者與家人無法承擔時，除了強制就醫，如何像許多國家一樣可以讓他們自主性的選擇安全的、同儕支持的或醫療上的空間？以及進入家庭的服務？

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又例如，如果一個人因為心智遲緩而無法參與政治、履行投票行為，那我們要做的不是要拿掉他的投票權，而是如何轉換易讀的語言，讓所有人都能理解「投票」這件事？如何協助、支持這些人可以做出自己的決定？如同 Diane Kingstone 所說：「他們的法律能力，跟他們的心智能力，是完全分開的能力。立法者好像將這 2 者混為一談。在你們的法律中，奪取了身心障礙者的法律權利，因為你們的判斷標準是心智能力。然而因為喝酒、愛情或各種不同的理由，我們都可能讓自己的心智受到不同的影響，卻不會被剝奪法律權。」

Diane Kingstone 進一步指出：「我所關切的，是是否有足夠的經費去投入，以及透明的時間期程，且都要納入身心障礙者的參與。『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這句話需要務實、落地的執行，我們該思考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有更多機會為自己發聲。」

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提供

CRPD 轉換了我們的思維，不再是「身心障礙者有這麼多弱勢和缺陷，真的可以工作（或是參與社會、結婚等）嗎？」，我們該說的是「是的，他們就是人，理所當然享受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而我們該如何支持他們實踐他們的人權呢？」

延伸閱讀：

誰讓我們成為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審查現場觀察（一）
什麼是「障礙」？誰是「障礙者」？／人約盟 CRPD 星期天專欄
愛一個不像你，也不像任何人的孩子／《背離親緣》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