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到海外做國際援助，究竟是雪中送炭，還是雪上加霜？

2016 年 12 月 21 日凌晨，聖多美普林西比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並於 12 月 26 日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復交。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長為醫療人類學的劉紹華副研究員，第一時間發表了《真的是人道援助？在聖多美，我所看到的臺灣外交》一文，直指臺灣援外的缺失，在網路世界引起廣大迴響與正反討論；因而有了 1 月 21 日於中研院的「援外現場面面觀：基層田野筆記」講座活動，邀請了許多在國際合作專案上有過現場經驗的與談人，甚至包括斷交後仍留在臺灣就學的甘比亞國際學生；雖然活動標榜沒有官員、不講官話，但當天現場仍可見許多政府援外相關單位低調派員參加。

無獨有偶，因近年臺灣國際志工浪潮而於 2015 年 1 月成立的「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臺」，亦於隔天，1 月 22 日舉辦了「從人類學家成為一位國際參與者——我在哥倫比亞、聖露西亞、肯亞的日子」講座，邀請了臺大人類學碩士、2012 年外交部聖多美青年大使，目前在勵馨基金會擔任國際專員的洪子芸進行分享，並與現場聽眾互動討論。兩場講座的主題、講者、聽眾多有呼應或重疊，政府的國際援助工作、外交與國際志工有何相關？駐外醫療團與各醫學院前仆後繼的醫學生國際醫療服務又有什麼異同？更有趣的是，這些與「人類學」又如何扯上干係？

我們做的是什麼樣的「國際援助」？

1 月 21 日中研院的講座，有大半與談人都有著醫學相關的背景，從醫療國際志工、醫療替代役男到醫學院國際志工指導老師、駐外醫療團工作者，主持人劉紹華直接劈頭就問，參與國際服務的醫學生多是中低年級，不但不具備執行醫療行為的資格，甚至專業知識亦多有不足，這些醫學生國際志工究竟能做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必須先釐清我們對於國際醫療服務的想像究竟是什麼？是像無國界醫師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MSF）那樣在槍林彈雨中緊急手術搶救傷患？是巡迴義診？還是派駐於醫療團，在當地醫院為民眾看診？那連加恩醫師在非洲布吉納法索的「垃圾換舊衣」活動、成立孤兒院算嗎？已斷交的馬拉威醫療團曾推動的接生婆和助產士訓練、指紋辨識病歷系統呢？

曾在一場臺灣偏鄉醫療服務隊的分享上聽到「丟海星的故事」。一位老先生在海邊散步的時候遇見了一個小女孩，不斷的從沙灘上撿起那些被沖上岸的海星往海裡丟，老先生走上前去問小女孩：「小妹妹，妳在做什麼呢？」小妹妹說：「沙灘上有好多隻海星被沖上岸回不去海裡，過不了多久這些海星都會被太陽曬死，所以我將牠們撿起來丟回海裡去。」老先生聽了大笑說：「小妹妹妳太天真了，這沙灘上擱淺的海星不知道有多少，就憑妳一個人，又能幫多少海星呢？」小妹妹回答：「我知道我一個人的能力無法幫助所有的海星，但對於那每一隻被我丟回海裡的海星來說，我卻改變了牠的命運。」

偏狹的來說，國際醫療指的就是到國外去執行醫療行為，像是動手術、義診等等，也像是把一隻隻的海星丟回海裡那樣；曾經在另一次臺灣路竹會（Taiwan Root Medical Peace Corps）的國際醫療分享上，聽到講者驕傲的說：「你們知道嗎？那個蜂窩性組織炎的祕魯小朋友，要是沒有我的到來，沒有我們提供的抗生素，他就死定了！」這些醫療行為對於當地的幫助當然是毋庸置疑的，也的確改變了許多「海星」們的命運。

在公共衛生的課堂上，我聽到了另一個故事。A 和 B 兩個人在河邊釣魚，突然看到河的上游有一個人漂了下來，貌似將要溺斃般正在呼喊著救命，A 二話不說便跳入河中將溺水者救起然後執行心肺復甦術，正當 A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將溺水者從鬼門關拉回的時候，上游又漂下來第二位呼喊著救命的溺水者，A 再度跳入河中，奮力將溺水者救起；如此來來回回多次，仍不斷有溺水者自上游漂下，A 也來來回回的將他們一個個救起，這時 B 終於起身說：「我要去上游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A 就如同那位將海星丟回來裡的小妹妹一樣，幫助了一位又一位的溺水者，但國際醫療有沒有可能做到像 B 那樣，嘗試向上游去找到問題更根本的原因，並嘗試解決？2008 年與臺灣斷交的馬拉威，產婦及嬰兒死亡率極高，當時仍有邦交的臺灣駐馬拉威醫療團提出了「傳統助產士（Traditional Birth Attendants；TBAs）訓練計畫」，成功在 3 年內訓練了 81 位當地助產士，將該地區嬰兒死亡率降為原來的一半，產婦死亡率歸零，在當地被視為醫療奇蹟，更是臺灣國際醫療的典範案例之一。2008 年馬拉威和臺灣斷交之後，醫療團被迫撤離，但當年所訓練出來那些助產士們，我相信至今仍在幫助著當地的嬰兒和產婦。

圖片來源／https://goo.gl/jMV6gS

剖析當地文化脈絡，拿捏介入分寸

如果我們用比較寬廣的定義來看待國際醫療，再回來看「醫學生國際志工究竟能做什麼？」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對「醫學生志工」另眼相待──他們就像是所有的國際服務志工一樣，沒有什麼不能做的！當然他們還不具備執行醫療行為的資格，但這不表示當當地有直接醫療需求的時候，他們沒有能力籌組一支巡迴醫療團隊；即使是沒有醫學院的清華大學，過去也曾在尼泊爾辦理義診服務，而當年馬拉威醫療團的指紋辨識病歷系統，其實也有著資訊相關科系大學生志工的投入和努力。

臺北醫學大學飛洋國際服務團，在非洲史瓦濟蘭服務多年，因為發現當地婦女肺癌比率較高，原因是當地烹飪開放性火源所產生的大量煙塵，於是自 2015 年發起「火箭爐專案」，除了大幅提升了柴火使用的效率，降低了當地婦女因吸入致癌煙塵的機會，更因避免了孩童發生燒燙傷意外而頗受當地好評；一群醫學院的學生為了要執行這樣的計畫，也必須從零開始捲起袖子學習拌水泥、砌磚頭。需求總因計畫而生，能力也能透過學習而來，身為「學生」，「學習」就是一種專業。這些計畫乃至於「垃圾換舊衣」活動、成立孤兒院，甚至是最常見的基礎衛生教育，難道我們就能說它不算是「國際醫療」？

兩場講座中都討論到，在國際合作現場不同文化的環境下，介入與尊重當地的兩難。「文化」和「差異」總是這些國際工作最大的挑戰，這也是「人類學」之所以在這個領域成為顯學的原因。義大利援助工作者 Ernesto Sirolli 在其趣味盎然的 TED 演說中曾講述了他初踏入這個領域時，在非洲尚比亞一個農業援助計畫的故事。計畫的目的是希望教導尚比亞人在尚比西河（Zambezi River）河谷種植番茄、櫛瓜等作物，這些作物在這肥沃的山谷中長得又大又好，不禁讓義大利援助工作者驚奇於尚比亞人竟然未曾想過要在這裡發展農業，但就在這些作物即將成熟採收之前，忽然一夕之間，兩百隻河馬從河裡蜂擁而至，將所有作物吃個精光，這時，始終好整以暇、對計畫興致缺缺的尚比亞人這才悠悠的對義大利人說：「看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在這裡種東西的原因。」嚇呆的義大利人問：「為什麼你們不早說呢？」尚比亞人回道：「你們又從來沒問過。」

這讓全場哄堂大笑的故事絕非特例，劉紹華老師在其文章中曾提及的聖多美瘧疾防治計畫，並非臺灣第一次想要將瘧疾根除移植國外的例子；當然臺灣以 DDT 消滅蚊子，解決瘧疾世界聞名，當年 WHO 也曾派專家到臺灣取經，請臺灣的工作人員協助在馬來西亞如法炮製，可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馬來西亞存在廣大的密林，其間的空間才是村落所在，但密林裏的蚊子和村落的蚊子有所不同，村落中的蚊子和臺灣較接近，會停在房屋牆壁等，易被 DDT 殺死，但密林裏的則不同，螫了人之後直接返回密林，便不會被 DDT 所殺，用了 DDT 的結果，便是殺死了村落的蚊子，卻反而使生態失去平衡，密林裏的野蚊進駐原本家蚊的生存空間，大舉入侵村落，瘧疾反而更加流行，這是 2007 年我第一次接觸國際服務時，郭惠二教授告訴我們的故事。意識到「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由善意所舖成」是成為國際志工的第一課；完整的事前評估（Assessment）、事中監測（Monitoring）和事後檢討考核（Evaluation），更是從援助外交到國際合作，每一個計畫都應具備的基本歷程。

作伙講座的主持人賴樹盛大哥在討論到文化與尊重的議題時，半開玩笑的說：「最尊重的方式大概就是不要去吧！」這我並不同意；2013 年底於西非賴比瑞亞、獅子山、幾內亞的伊波拉疫情大爆發，許多研究都曾提及，難以控制的疫情與這些國家葬禮親吻死者遺體習俗、喜食用叢林肉（Bushmeat）相關，倘若我們以尊重為名而選擇袖手旁觀，最後導致該文化的滅絕，難道真的稱得上尊重？介入的分寸究竟是什麼？這部分「人類學」給了我們答案。

首先，我們必須先分清楚「文化」與其中「文化元素」的不同，文化由許許多多的文化元素所組成，但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有機體，總是不斷的排除或新增不同的文化元素；舉例來說，燒金紙或許是臺灣傳統民間信仰文化的元素，但因為意識到這對人體的危害或是環境保護使然，臺灣的文化漸漸將燒金紙這樣的文化元素排除或以不同的方式取代。我們的「介入」所提供的是一種不同的「選擇」；告訴好酒且酒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住民，過度飲酒可能對他們身體有害，或是，提供蚊帳給瘧疾疫區的民眾，讓他們理解若正確使用將可以降低感染瘧疾的機會。但我們應尊重的是，在提供選擇之後，最後的決定權、選擇權仍掌握在文化擁有者群體的手中。

至於，如何讓對方文化擁有者群體願意信任、理解、溝通、分享，乃至於接受、選擇、改變，這就是工作者的本事了！

1. 本文作者：簡瑋廷（臺北醫學大學飛洋國際服務團／顧問）。

2. 本文原刊於「國防醫學院大手牽小手」粉絲專頁，NPOst 獲授權轉載，編輯臺自行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