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全球半數財富的那 1% 慈善富豪，如何掌握我們的生活？（下）

編按：

根據樂施會（Oxfam）報告，全球一半以上財富如今已掌控在 1% 的富豪手中。2015 年，比爾‧蓋茲蟬聯 16 年《富比士》全球富豪榜首富，身價高達 760 億美元。蓋茲長年以數百億美金捐助慈善機構，第 3 名的股神華倫‧巴菲特也捐款超過 300 億美元，首度躋身全球富豪榜前 20名的臉書創辦人馬克‧左克伯更已宣布將捐出價值近 460 億美元的股票給慈善基金會，就連亞洲首富李嘉誠也捐款超過 100 億美元。

臺灣不同於歐洲，而是跟美國一樣可以拿捐贈證明抵稅，這使得像郭台銘這般身家 61 億美元的全臺第二大富豪，一旦開始積極投入公益捐款，便引起避稅猜疑。然而，手握全球半數財富的那 1% 的富豪們，真的會單單為了節稅而捐款嗎？

本系列文章編譯自《紐約書評》作者邁克爾‧梅森（Michael Massing）對全球富豪捐助慈善組織的觀察。隨著捐款市場萎縮，臺灣非營利組織逐漸轉向大企業尋求贊助或合作，此系列文極適合作為非營利組織與企業拿捏距離的深刻提醒。

翻譯／黃于洋　編整／葉靜倫

上篇例子說明，如今許多慈善事業的目的在於「智識俘獲」（intellectual capture），意即成功讓民眾贊成某種意識形態或觀點。除了基金會，超級富豪們也正在滲透倡議團體、科研院所、代言人等，也許還有其中最重要的──智庫。這些一度受到尊重的組織已經成為意識形態論戰的關鍵戰場，金錢利益不斷試圖影響他們的研究。

舉例來說，《華盛頓郵報》在 2014 年報導，一直以來以其「無可挑剔的研究」著稱的布魯金斯學會，近年來愈來愈強調募資和擴產，這使得學者在募資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給了捐贈者發言權。

2012 年 11 月，終其一生致力於大麻合法化的億萬富翁彼得‧路易斯指派他的律師走訪布魯金斯學會。在這之前，學會在大麻合法化與否並沒有太多著墨，但不久後卻成為研究重心。學會不僅表示支持合法化，其中的著名學者還提供至少 20 場研討會、論文或專欄。在路易斯 2013 年逝世前，他一共捐了 50 萬美金（臺幣約 1600 萬）給布魯金斯學會，曾經參與的兩個學者還說路易斯是他們的恩人。　

智庫也成為他國政府的目標，他們急於干預國外智庫的研究以謀策本國利益。2014年《紐約時報》報導，這些捐款「引發了令人憂慮的知識自由問題」。一些學者說，他們「不得不做出對資助研究的政府有利的結論」。例如，挪威承諾一些華府智庫，四年內至少給予 2400 萬美元（約 8 億臺幣）的資助，這形同把它們變成挪威政府「强大而隱形的外交部」。

這是新的遊說生態，與過去施加強大壓力的遊說方式多管齊下，利用這些收受捐款的代理人／組織／媒體來製造公司或政府的立場，得到廣泛的支持和形象。我想像我們需要一個網站來監督這個新的生態，人們可以編輯登記企業捐款投注的代言人、前沿組織、受雇的研究員，以及所謂的「人工草皮」組織──表面上獨立，實際上由工業和貿易團體為了利益而創造。這些資料能讓讀者瞭解，例如，標榜自己既是消費者保護團體也是供應商，反對網絡中立性的「讓美國享寬頻」（Broadband for America），其實部分是由有線電視業者所資助；「能源探究」（Energy in Depth）標榜自己是個「研究，教育和公共宣傳活動」團體，實際上是石油產業的一個部門。

不僅僅是保守黨和公司尋求「智識俘獲」。「民主聯盟」成立於2005 年，由一群自由主義者組成，專門對抗那些用資金滲透智庫和倡議團體的企業。肯尼斯•沃格爾在《Politico》中報導，該聯盟列了一百多個企業和富豪清單，這些人承諾每年提供至少 20 萬美元（約 670 萬臺幣）給 21 個受贊助的機構，包括「美國進步中心」，「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與「美國媒體事務」。

但是，每一個捐贈者的捐贈金額和用途都不得而知，因為民主聯盟高度保密，網站設計似乎不透明──也許聯盟是一個龐大的自由主義陰謀論核心？但無論如何，透過線上新聞網站對超級富豪進行審查的時機已成熟。

這樣的網站也將能追蹤流入大學的資金──這是另一個已開打的意識形態論戰。2010 年的紀錄片《黑金風暴》（Inside Job）指出，某些經濟學教授，包括哥倫比亞的葛籣•哈伯德和弗里德里克•米什金，在表達對經濟的看法時並沒有透露他們會獲得相關利益團體的好處。這部電影在哥倫比亞大學引起激烈的爭論，導致商學院採取新的指導方針，要求教授們揭露所有可能發生利益衝突的外部活動。但是，隨著銀行、企業和企業家陸續成立機講、舉辦講座，積極提倡資本主義與自由企業，巨大資金對校園的影響已遠遠超過大眾所知。

2009 年，億萬富翁避險基金經理約翰•保爾森給了紐約大學 2000 萬美元（約 6.7 億臺幣）創建「艾倫•格林斯潘經濟學講座」，以及保爾森教授的「金融與替代投資」。2010 年，致力於減少政府財政支出和國家債務的彼得森基金會，捐贈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 245 萬美元（約8202萬臺幣），開發一個為期 3 年的「國家財政挑戰」課程，命其落實到全國每一間高中。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一家金融服務公司 BB&T 的慈善組織，則給了超過 60 多間大專院校數百萬美元來考察「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並推廣美國哲學家安蘭德的作品。這些捐款的影響是什麼？捐贈者對課程有多少控制？都是該深入調查的。

大學董事會日漸增長的影響力也該被大眾知曉。越來越多企業高層任職於大學董事會，除了為其籌集大筆資金，也在管理上扮演前所未見的重要角色，例如紐約大學計畫在格林威治村擴大校區而引發眾怒，官方稱為紐約大學 2031（NYU 2031）計畫。該案根據大學校長的名字而被稱為「塞克斯頓計畫」。塞克斯頓把教職員的憤怒歸咎於計畫不民主的過程，讓教職員們覺得自己毫無選擇，這些也都獲得媒體充分的關注，卻對真正的權力中心── NYU 董事會置之不理。NYU 董事會中有 60 多個受託人，絕大多數都來自金融、房地產、法律、建設與行銷業。

即使在董事會內，也有人獨攬大權——馬丁•利普頓。身為一名卓越的企業律師，利普頓從 1998 年開始擔任董事會主席，直到去年十月退休。2014 年，《時代》雜誌一篇被深埋在特殊教育附錄裡的文章指出，一些董事會成員表示，利普頓是大學裡的「權力掮客」，以鐵腕手段控制董事會。十多年前，在沒有任何合理過程之下，他欽點塞克斯頓為 NYU 校長，並且深入參與大學擴張計畫，甚至操控董事會主席選舉過程。利普頓任職期間，NYU 募集了將近 60 億美元（約 2008 億臺幣），巨額資金持續在學校裡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公立大學是特別需要關注的。隨著高等教育預算大幅削减，美國公立大學已經開始募款，因此讓富有的捐贈者和受託人擁有更大的發言權。最備受矚目的是 2012 年維吉尼亞大學校長蘇利文突然被迫下臺。根據媒體報導，她的革職是由房地產開發商海倫‧德拉加斯一手策劃。德拉加斯領導校董會，並與小部分董事會成員一同謀策。他們對這項决定只給了相當模糊的解釋，當學生、教職員和校友的抗議活動不斷擴大時，董事才扭轉了决定，讓蘇利文繼續擔任校長。

類似這樣的衝突在美國許多地方發生，卻很少被報導。我深信我們需要一個關於錢和權的網站，能仔細調查這些案例，評估各種主張，用更全面的方式記錄這些頂尖富豪的行為，以重塑我們的高等教育。

原文：How to Cover the One Per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