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發展型信仰組織（比如說，慈濟）在國際援助的角色
馬克斯經濟學家Alfredo Saad-Filho在Anti-Capitalism: A Marxist Introduction (2011)中認為，如同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大英帝國維多莉亞女王的帝國主義也是三位一體：是傳教士口中的上帝、商人手中的帝國資本、以及海軍船艦的槍砲所形成的三合一政治實體。
早從帝國殖民時代，基督教團體就和資本與軍隊結合成一股主導國際發展的力量。而在非政府組織興起的20世紀末，信仰團體更是全面滲入各種基礎服務提供的角色，而他們擴展的進程也受到國際發展思潮的鼓動，因為許多國際發展單位將他們視為比國家更有效更省錢更創新且較少繁文縟節的選項。他們大大增加了援助系統的數量以及傳遞的機制、支持援助的各種活動、影響傳統援助的測量，並且形塑了國際援助政策。在台灣，隨著民間的財力逐漸雄厚，而當國家對外援助的角色降低，其對非政府組織的需求也跟著提高，信仰團體於是也成為台灣對外援助戰略重要的先鋒，也成為台灣非政府援助組織主要的行動者，例如慈濟、佛光山等。而新成立之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中，將近一半有基督教背景[1]。
宗教與發展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Amartya Sen (2006)認為發展在本質上是世俗的計畫。他隱然將民主聯結為世俗價值，警告並反對「試圖以政治和社會價值來重新定義宗教界入」，還貶低了因宗教發起而在政治和社會上產生的影響。Maxine Molyneux & Shahara Razavi (2006)也認為，當宗教權威成為國家和民族社群的發話代表，且在其政治脈絡中沒有平等、民主或人權的擔保，那麼論證和對話的空間將大為限縮。Clash of Civilisations這本書更是指控意識形態政治（包含宗教）的再興與餵養了衝突和不穩。
然而發展和宗教在歷史上也是密切相關的。1990年代，下撒哈拉非洲的民主運動許多是以天主教為主的宗教領袖帶頭；1948年人權宣言的起草有部分原因是新教徒和猶太教徒的遊說；並且，有越來越多的援助國認為信仰組織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服務傳遞、政治教育和覺醒、廣泛的發展介入。甚至，有些信仰組織本身就是主要援助者。在台灣，長老教會在戒嚴時代長期掩護黨外人士，而在解嚴之後也帶頭前往世界各地進行醫療宣教。
解析發展型信仰團體
信仰是以信仰或某種特定的詮釋或在信仰中的思想派別來啟發或指引其活動的教導或原則的組織(Clarke & Jennings, 2007)。Clarke等人將廣泛的信仰組織區分成幾種概念，並且以不同的途徑介入發展行動。如下圖。
在縱軸上，信仰組織從最高層的實體開始。接下來到中間各種類似非政府組織功能的慈善發展實體（例如Christian Aid、CAFOD、Muslim Aid、the Aga Khan Foundation等，在台灣例如慈濟功德會）；再往下就是以傳道為主的工作實體，但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下參與了發展行動，例如各教會的海外或鄉村宣道隊。再往下就有爭議性的社會政治組織，進行社會政治運動與倡議，例如這兩年相當活躍的同志與反同志團體都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最後是更極端的甚至非法的恐怖組織，例如1995年發起東京沙林毒氣事件的奧姆真理教。一個組織屬於這五種中哪一種取決於他們自身的定義。Christian Aid將自己視為非政府組織，他與英格蘭教會的連結就不是他所作的發展計畫的主要關鍵。真主黨（Hezbollah）將自己定義為社會政治組織，但他被美國政府視為恐怖組織，也被許多國家是為極端份子。因此合法性的社會政治單位以及極端性的組織的差異相當模糊，往往取決於觀看者的想法。
宗教信仰角色以及對於非信者態度分類在橫軸上。「被動消極」代表著信仰不是主要的動機，例如海外醫療雖然源自於宣教，但是衛福部的評鑑壓力往往才是最大的壓力；「主動積極」則代表著信仰和宗教指導是形塑組織行動的重要角色，例如教會本身派出的宣道隊。「說服型」的組織尋求信仰利益的增進（例如說服他者皈依），例如慈濟功德會在人道援助時相當積極地灌入宗教元素；而「排除型」則僅關注於有共同信仰的人或支部，例如都會教會對鄉村或山地教會的互助。
這張圖對於勾勒不同組織型態的特色以及他們在特定社區工作的關鍵功能非常有幫助。他也幫助理解援助單位如何看待這些參與他們事物的信仰組織。但這張圖也有些問題。例如，個別組織可能跨越不同的欄位。若我們認為，信仰組織在發展活動中最重要的是他如何鑲嵌在地方脈絡下（例如小到社區與大到國家機構），那麼這張圖並無法告訴我們這些脈絡如何形塑出組織的型態。
發展型信仰團體的入世
因此，Jennings (2013)重新設計了另一張圖試圖更精確地分析信仰組織在發展行動中的角色。如下圖。
這張圖將信仰組織分為兩大類：制度性階層以及非制度性的獨立行動者。制度性宗教階層中，高層組織反映了宗教組織中高階的制度層級，負責政策制定、設立指導原則和目標，並握有整個階層中的最終權威。他們也扮演金融的角色，分配資金給較低階的單位。在國家層級，國家宗教制度也扮演政策和倡議的角色。侍奉型發展組織不像一般信仰組織，後者是在官方的結構之外運作。地方宗教制度，例如地方寺廟，主要投入在牧養群眾。然而他們也會在自身的權力之下，在所屬的地方募集和動用資金來營運一些發展計畫。
傳教組織橫跨兩個分類，有些隸屬於高層組織之下（例如梵蒂岡）而放在第一類，有些則獨立行事而放在第二類。他們多半關注於信仰教導以及傳教，但也會進行發展和人道行動，即使這不是他們的主要動機。信仰為基礎的發展組織則主要關注於發展和人道介入，而可能進行信仰睡服以及傳教則是輔助角色。有些信仰為基礎的發展組織可能會主動降低信仰的色彩，將自身塑造為非政府組織的形式而非宗教組織形式。這引起一個基礎問題：是否為信仰組織，是由內部界定？還是外者判斷？前一張圖所遺漏的還有個別宗教領袖，包含世界型的領頭、地方的牧養者、世界型宗教在官方不承認的分支首領、以及傳統民間信仰領袖。他們經常在能力所及之內參與廣泛的發展行動。
信仰組織在國際發展行動的角色
台灣基督教如何承載西方的殖民脈絡與發展行動，並且在東方展演出不同的風貌，以及從過去的東西對立到現在的南北對立中，形成台灣政府─台灣教會─發展型組織等三位一體援助角色等的變化，是值得研究的議題。由於信仰組織是一種極具黏著力且相互信任的組織，因此這些比其他世俗或非政府部門上更深入地方行動的優勢更值得關切。
首先是地方全球的混合性。信仰組織一方面鑲嵌在地方社區之中，其本身就是社區的一部分。清真寺、寺廟、教會等，往往已經在現代國家中的社區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並且長期且持續提供服務給地方，並且早於國家的服務。另一方面，信仰組織也鑲嵌在全球信仰網絡中，成為發展的動力來源，並且有能力在特定議題上以國際的規模動員。以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為例，和平教會上面有七星中會、再上面有北部大會、更上面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是普世教會協會（WCC）、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世界傳道會（CWM）、亞洲基督教協會（CCA）、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WSCF）等世界教會組織的會員。從最基層的地方連結到國際，使得資源（人力、財力）、進入國際場域的管道、影響力與支持來源等，都能夠垂直暢通。
其次，信仰組織是地方的領導角色，例如大甲鎮瀾宮。信仰組織和宗教領袖在地方社區中擁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權威。他們在精神上和世俗事務中都有權力，且人們通常較願意傾聽（即使是非信仰的成員），較被信任並被委以爭取個人和社區更廣的福利。然而這權力有負面也有正面效果。在實務上，宗教領袖也經常是社區甚至某些國家的精神領袖，並在村落議會、地區議會、國家議會與顧問團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後，信仰組織在生活和發展上的和民眾使用共同語言（語言上和比喻上）。他們知道如何將非政府組織專用語言轉化成信徒可以聽得懂的內容，例如「賦權（empowerment）」、「能量建造（capacity building）」、「持股者（stakeholder）」、「治理（governance）」、「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催動者（facilitator）」、「劣勢的（disadvantage）」等，這些發展行動的詞彙很好很精細，但很難定義也很難證偽，但這類話術在申請或吸引資助上很有用，而若不會使用，則很難得賞（詳見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014068）。然而信仰團體能夠從聖經、佛經、可蘭經等文本中找出信徒所習慣的語言。除了行為上和文字上和社區社群使用同樣語言，信仰團體可能和社區擁有相似的世界觀，這對於存在的認同以及精神上支持有其重要性，可以訴求更廣的（整體性的）個體需求。而宗教領袖通常會因為使用原鄉語言而成為所謂的「自己人」。
[1]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基督教背景之成員：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青年文化交流協會、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私立台東基督教阿尼色弗兒童之家、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畢嘉士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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