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馬國勳助理教授（感謝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鍾可郁同學的協助）

接上篇：〈 會上網，就等於善用科技？ —— 「量」與「質」的數位落差，關於數位文化資本（上） 〉。

第二類型的落差：「質」的差異

有別於前述「量」的數位不平等，第二類型的數位落差（the second digital divide）則聚焦在「質」的差異。例如我們會關心一個人最常使用網路的目的為何，以及哪些人較懂得如何透過網路去尋找諸如健康、工作等各類有用的資訊。

PISA 過去曾做過一項有趣的研究，要求 15 歲受試學生透過電腦填答問卷，並出作業要求他們上網尋找特定資訊，例如尋找某一部剛上映電影的具體場次。在記錄每位學生的整個搜尋過程以後，可以得出以下訊息：有多少比例的學生能成功找到正確資訊？每位學生所花費的時間是多久？以及學生在尋找到正確資訊以前，曾點選過多少次不相關的網頁？

這種研究目的在於，突顯出擁有電腦與資訊相關技能與素養（literacy）的重要。基於以上研究，學者可以進一步提問，為何有些學生在 10 分鐘以內就能找到他們所需要的電影資訊，有些學生卻花了半小時以上，甚至有人在點選過無數個網頁之後依舊徒勞無功？

如果光是在找線上電影資訊就能夠對一些學生產生困擾，遑論是其他更複雜、難度更高的任務。例如一位學生為了完成小論文，而須在網路中尋覓相關資料，想必需要擁有更多的資訊技能才能辦得到。

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即使是新世代的年輕人，依然需要具備一定的資訊素養、知識與技能，才有辦法在網路排山倒海的資訊當中，找到真正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懂得去分辨資訊的真偽，減少挫折感與避免危險，例如網站上找不到想找的資訊、大量垃圾與無用訊息、電腦中毒、木馬網站、網路詐騙、網路霸凌⋯⋯等。

那麼，新一世代的青年學子，該從哪裡獲取這些電腦的基本能力、養成有用的上網習慣與增加數位素養呢？一旦提到「數位學習」，我們大多第一個想到的是學習的代名詞 —— 學校，即透過學校課程的安排，提升學生使用科技產品的能力與素養。

如此一來，是否代表學生所接受的數位學習，完全受制於他們就讀哪一間學校與班級？換言之，如果社經條件居於劣勢的學生無法就讀「明星」級的好學校，是否就會降低他們的數位學習機會，進而降低其科技產品使用的素養？答案大概是：yes and no。

根據近幾年的 PISA 調查報告指出，在多數已開發或高度後工業化的國家，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數位落差相對較小。除此之外，社會經濟條件居於劣勢的學生，在校使用電腦、網路等科技產品來輔佐學習的程度，反而會高於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

另一個相關的發現乃是根據該調查於 2009 年的資料所呈現的數據：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的國家裡，窮學生比富裕學生更常使用圖書館裡的網路資源。相反的，在貧窮與經濟落後國家裡，富裕學生比窮學生更常「泡」在圖書館裡享用網路資源。

綜上所述，一旦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政府的教育支出已達到一定的程度，將能大幅度地提高貧窮與其他社會條件居於劣勢的學生，在校上網以及參與數位學習的機會。根據下圖二（右半部）所顯示，在台灣與其他鄰近亞洲國家裡，學生在校使用電腦與數位科技的機會均等，而不再出現性別以及階級上的差異。

相對而言，學生在家使用電腦與網路來從事教育學習，仍存在著一定階級上的差異（圖二左下方）。平均來說，高社經背景的學生，在家使用電腦從事與教育學習有關的活動，比低社經背景的學生還要來得頻繁。

數位文化資本，「主宰」科技產品的能力

以上顯示，家庭是造成學生與學生之間數位落差的主要來源。這也可能意味著，在網路資訊化與數位化的時代裡，學生在數位化學習上的主要「競爭戰場」已悄然地從學校重回到家庭場域。

學者 Ariane Ollier-Malaterre, Jerry Jacobs, 和 Nancy Rothbard 在近一期的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期刊裡，延伸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提出了「數位文化資本」（digital 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此新概念的背景，乃強調網路世界中，人與人的關係與互動的錯綜複雜性，因此並非每一位網路使用者都能隨時擁有正面、愉快的網路使用經驗。

一個人能否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與目標來上網，並「主宰」正在使用的科技產品，而非被科技產品所宰制，與以下 3 個因素有關：網路使用者是否有意識、動機與技能去懂得如何用有效的方式上網，避免對自己不利的資訊被暴露在網路世界裡，並懂得如何透過上網達到自己的目的，例如賺錢、謀職、增長見聞、促進健康與生活福祉等等。

Ollier-Malaterre 等學者進一步指出，當今人們在網路上常遭遇 3 種類型的挑戰：

第一、掌握人際間的連結性（connectivity management）

一個人有沒有辦法按照自己需要的時間、想要的方式（email, Skype, Facebook, Line, Instagram…）和想聯繫的人聯絡，不論是家人、同學、同事、上司、志同道合者或其他類型的人。更重要的是，當一個人在網路上遇到不想聯絡的對象，有沒有辦法能依自我想法拒絕，而不會因為網絡的「穿透性」而被迫與這個人互動。顯然，對於社會、經濟與文化處境不利的人而言（例如藍領階級、移民、移工、女性、身心障礙者等），他們在網路互動過程中的主動性較低，而往往居於劣勢。

第二、如何經營、展演自己的形象（self-presentation management）

例如一位注重自己專業形象的人，是否懂得如何使用 Linkedin、臉書或公司網頁去呈現自己的專業形象，讓他人對自己產生好感，並避免讓別人看到自己不為人知的、或不願呈現的那一面。同樣地，社經條件背景較居於劣勢的人，往往擁有較少的能力或自由，去經營這種形象。

第三、能否保護自己在網路上的隱私（privacy management）

此可狹義的指涉一個人能否避免隱私資料被盜用或被不當傳送，但也廣義的包含個人能否有辦法透過有效的策略，讓某些訊息只傳送給特定團體與對象，而避免分享給其他無相關的網路使用者。

綜上所述，由意識、動機、與技能所形成的一種「數位文化資本」本身具有相當的複雜性，需要經年累月，才有辦法培養出一套有效使用網路的習慣，或經營個人在網路上形象的「習性」（或稱為「資訊慣習」 digital habitus）。

因此對青少年而言，家庭成為學校之外最主要傳遞數位文化資本的場所。可想而知的是，社會經濟條件具有優勢的家長，較可能了解到數位科技對子女日後成就的影響所在，並傳承相關的經驗給其子女，進而積極陪伴子女上網，避免子女在網路中遇到挫折或遭遇潛在危險。如此一來，將再度突顯數位科技使用上的不平等。

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與國家發展水平成反比

最後，我再次以 PISA 於 2009 年所蒐集的跨國資料，來呈現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作用。透過跨國研究，我們將發現到，數位落差固然存在著跨國性差異，但不同國家所面臨的困境其實蠻相像的。

下圖三包含 55 個來自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按國民生產毛額而分為 3 類：低收入國家（圖的上方）、中收入國家（圖的中間）、與高收入國家（圖的下方）。這裡所呈現的是在加入了其他的控制變項之後，不同的家庭社經地位（family SES）是否會影響學生在家使用教育軟體的可能性（use of educational software at home，見圖的左半部），並影響學生的網路素養（Internet literacy，見圖的右半部）。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總結指出，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愈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效果將降低。但即便如此，數位階層化的現象在高收入國家或後工業化社會中依然相當明顯。這也再次驗證，家庭的影響作用在 21 世紀的今天仍不容小覷。看起來，要真正解決數位落差的問題，並沒有想像中容易，似乎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本文轉載自巷仔口社會學〈「量」的數位落差，「質」的數位落差，以及由家庭所傳承的數位文化資本〉， NPOst 編輯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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