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禁錮】亞洲傳統教女性「不要說不」 # MeToo 運動怎麼行？

文／米恩（NPOst特約記者）

「有性別，無差別？」專題綜觀國內外，距離性別平權的理想社會之遠近。在現代看似進步之下，仍有多少形於外、內裡腐壞之事正持續發生？又有哪些，是女力解放的可循路徑？

「思想禁錮」為此專題的主題二，外顯的行為是表徵，展現在異性、同性，社會或自己本身，淵遠流長的思想捆鎖⋯⋯。

11 月 24 日，據韓媒報導， 29 歲韓國歌手具荷拉被發現在家中身亡，韓國警方目前正在調查其死因。而她的好友崔雪莉，才在上個月自殺身亡。

具荷拉是前女子演唱組合 KARA 成員， 2018 年 9 月，她被男友威脅要釋出交往時的私密影片，此事曝光後，引發了 27 萬人聯署聲援，這是韓國「# MeToo 」運動最為騷動的一年——包括檢察官徐志賢、詩人崔泳美，對法律界、文學界提出指控，成為南韓「# MeToo 」運動的代表人物。

自 2017 年 10 月好萊塢著名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性侵事件爆發以來，「# MeToo 」運動至今已有 2 年之久。這場在歐美鬧得沸沸揚揚的性別運動，在亞洲卻是相對沉寂。除了在南韓引起較大聲勢外，即便是由女記者伊藤詩織親自打響第一槍的日本，仍沒有獲得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

這些勇敢的倖存者雖然撼動了冰山一角，卻在發聲後面臨更為複雜的處境，很多女性都遭到來自加害者的反告。

在職場、家庭、法律面前 男女皆不平等

在日本社會，女性自小被教導「不要說不」，伊藤詩織在書寫自身受害經歷的《黑箱》中反思，她從小接受的教育便是「不能不聽大人說的話」、「對長輩和上司要使用敬語，行為舉止不可失禮。」性侵在日本是「如此常見，又這麼容易粉飾太平。」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詳盡地闡釋了日本的厭女症，她認為這在男性身上表現出「女性蔑視」、在女性身上表現出「自我厭惡」，也由此產生了好色男、恐同、性的雙重標準，以及兒童性侵犯等問題。

在韓國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根深蒂固，職場尤為明顯。儘管韓國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卻往往求職難、機會少，即便順利找到工作，也會面臨玻璃天花板、高層皆為男性主導等問題。有些職場女性在生育後不得不放棄工作，此後想要重回職場，更是難上加難。

根據 OECD 統計， 2017 年韓國性別間的薪資差距為 34.6 %，是 OECD 成員中唯一超過 30 %的國家。薪資之外，徐志賢指出，在雙薪家庭，韓國男性每天平均只花 18  分鐘在家務工作上，而女性則是男性的 8 倍之多。

徐志賢進一步指出，過去 3 年在韓國，只有 6 %的性受害者提出正式上訴， 65 %的性犯罪者只受到輕微的處罰，例如罰款或緩刑。家暴問題更加嚴重，警察甚至不認為家暴是犯罪，只有 0.8 %的家暴者被判刑入獄。近 7 年來，至少有 739 名女性被丈夫或伴侶殺害，這還只是女性組織根據媒體報導統計出的數據，真實數據應是更高。

「# MeToo 」之火延燒時 「女權主義」淪為罵名

或許韓國女性被壓抑太久，「# MeToo 」之火在韓國蔓延至社會各界。檢察官徐志賢揭發上司性騷擾、挑戰代表「正義」的檢調單位；崔泳美以一首《怪物》暗諷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詩人高銀為性騷擾慣犯，知名導演李潤澤因性侵遭判刑 6 年 ⋯⋯。

然而，「# MeToo 」之火燒得越是猛烈，女權主義在韓國越是被污名。女團 Apink 的孫娜恩因為手機殼上印有「 Girls Can Do Anything 」，被網友質疑是女權主義，受到言論攻擊。 Red Velvet 的 Irene 在節目透露讀過《 82 年生的金智英》後引起軒然大波，男性網友罵她是女權主義，言辭激烈，還要焚燒照片以示抗議。

日韓之外的臺灣社會，雖然有幾起零星「# MeToo 」事件，如體操女選手指控遭教練性侵，但沒有形成大規模的「# MeToo 」運動；馬來西亞也有「# MeToo 」事件，但仍未成為「# MeToo 」運動，女性團體現在正在用性騷擾和「#MeToo」的統計數據，要以此要求政府制定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

臺灣在一份回收 2,000 份問卷的研究中發現，多元性別族群更容易遭到性侵犯，但他們卻又比一般人更難站出來，表達「# MeToo 」訴求。受壓迫的群體，身體與聲音皆受壓制。

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洪雅莉表示，「# MeToo 」運動在亞洲的共通困境包括：亞洲社會注重「關係」，被害人怕破壞與加害人的關係，或群體不願損及彼此的「關係」而不願追求真相；揭露性侵經驗者未得到正面回應，社會環境對被害人不夠友善，被害人仍承受許多質疑；民間自發團體興盛，但法律與政策進展較緩慢；加害人掌握龐大權利，公開站出來的受害者仍是少數。

女性發聲後的威脅：網路暴力

「# MeToo 」運動得以持續延燒，主要是依靠網路科技傳散。但科技賦權女性的同時，亦有一股反噬力量。「# MeToo 」倖存者發聲後，在網路上獲得大量響應和支持，但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網絡暴力。

伊藤詩織將自己的遭遇公之於眾後，她在網路上受到很多人身攻擊、威脅，與此同時，還有不少假消息在網路上流傳。

因為指控知名媒體人山口敬之對她性侵，伊藤詩織無法再在日本新聞媒體界工作，現在旅居倫敦。每次回到日本，她都要喬裝打扮，因為害怕在街頭被人認出來而遭到攻擊，「我不知道我會遇到什麼。」

去年夏天，她決定不再躲藏。事實證明，線上的威脅並沒有在線下發生，她反而收到很多鼓勵和支持，「我從沒在大街上遇到任何肢體暴力或言語侮辱。」

「網路暴力非常頻繁，沒有專門的法律來保護受害人。」徐志賢說，有時候，這些線上的暴力遠比線下暴力來得更嚴重，因為人們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在網上恣意譴責受害者、發表仇恨言論，許多受害者說出自己的經歷後，都遭受到網路暴力，有些人還因此無法繼續工作。

徐志賢在網路上受到「瘋女人」、「壞女人」等罵名，「我很生氣，但我什麼也做不了。」崔泳美也被攻擊為「撒謊者」、「討厭男人的女人」、「蛇蝎女人」，「侮辱我的大部分是男性，我非常生氣，但我知道這是發聲後要付出的代價，我接受了。」

韓國女星崔雪莉在自殺之前，長期飽受網絡暴力。雖然她沒有公開支持「# MeToo 」運動，卻因想要活得像自己、丟掉內衣束縛（ no bra ）等「大尺度」行為，備受網友的惡意謾罵。韓國藝人的生存狀況又一次浮上檯面，聚焦人們的目光。

猶如對受害者的懲罰：電子性犯罪

除了網絡暴力以外，韓國的「電子性犯罪」（ Digital sex crime ）相當嚴峻，諸如鋪天蓋地的攝像頭偷拍、復仇性愛影片等，每天都在發生，甚至有女性因此自殺，但只有 2.7 %的加害者被正式指控、逮捕。

「我認為這非常嚴重，技術在發展，性犯罪也在改變，我們必須制定針對電子性犯罪的法律。」徐志賢很憤慨。

韓國還有臭名昭著的色情暗網。今年10月，美英韓三國聯手破獲一個全球最大的兒童色情網站，該網站有 20多萬支兒童色情片，警方在全球範圍內逮捕 300 多名嫌犯。網站擁有者是一名來自韓國的男性孫鍾宇，但他僅被判刑入獄 18 個月，很多韓國女性都認為量刑過輕。

馬來西亞女性也在面臨同樣的網路暴力、被偷拍或洩露私密影像等問題。 女性在網路上遭受言語侮辱，男性還會發佈女友的裸照或性愛影片，女性組織常常接到求助電話，「他拍了我的影片，我父母看到怎麼辦，我會被父母殺掉。」

作為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宗教國家，加上保守勢力來襲，保守者還會在網路上攻擊和譴責身為受害人的女性，「為什麼他有你的裸照，你為什麼要交男朋友？」

這些來自網路的暴力在馬來西亞時常發生，但卻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也尚未出現與之相對應的法律。

「# MeToo 」的本土化延伸

「# MeToo 」運動雖未徹底撼動亞洲社會，但卻可以從中看到「# MeToo 」在亞洲的潛力和活力，以及在不同地區有著本土化的變形和延伸。

2019 年 4 月，日本民間自發性的司法改革運動「 Flower Demo 」，抗議者要求修改日本刑法。因為在日本刑法中，性犯罪者不能僅因進行未經同意的性行為受到懲罰，而必須證明暴力或恐嚇才能定罪。

同年 6 月， 2 萬名日本女性聯署「# KuToo 」（鞋子+苦痛+ MeToo ），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公司強制規定女性必須穿高跟鞋上班，這已經給女性帶來了職業傷害。

在韓國，「# withyou 」也常常與「# MeToo 」合用，表示與被害人站在一起，「# SchoolMeToo 」有超過 70 間學校學生響應，將便利貼黏在窗戶上、上街遊行、在網路上建立自己的社群，指控老師對學生的性暴力。

伊藤詩織呼籲，不僅要「# MeToo 」，更要「# WeToo 」，除了受害人，旁觀者也要挺身而出。前全球婦女安置網絡（ Global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 GNWS ）亞洲區董事 Ivy Josiah 也認為，不僅女性要參加「# MeToo 」運動，男性也可以「# MeNo 」、「# MeNot 」，代表絕對不會使用性暴力或性騷擾作為矮化或攻擊女性的手段。

Ivy Josiah 強調，並不是每件事都構成性騷擾，但有時候是「不恰當的行為」，例如一些帶有性別歧視意味的玩笑，沒有直接構成騷擾，卻會造成女性的不適。公眾在表達意見的同時，也要學著不使用仇恨言論。

性別平權並不是男女之間的戰爭，女性也絕非想要對立或凌駕於男性之上。但我們長期身處在父權社會中，制度上的改革是必要的，社會也須通向真正的多元、包容、平等。這仍是一條漫漫長路，需要各地「# MeToo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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