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汙名的臺灣青年，除了低薪還被剝奪能力、願景與生活／SDGs-1（貧窮篇）
編按：
從去年開始許多團體逐漸在倡議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究竟是什麼？它跟臺灣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心上？
NPOst 與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合力開啟了這個專欄，期望以 Taiwan Aid 紮實的研究基礎及其成員組織豐富的國際服務經驗，讓每個人都能理解 SDGs 為何與我們大有關係。本專欄將陸續將針對 SDGs 裡的各項目標議題，深入討論臺灣自身狀況，以及每個人身在其中所能呼應與著力的方向。
在 10 月 15 日甫結束的「體會貧窮──貧窮人的臺北」活動中，副總統陳建仁發表了對已 25 歲的「國際消除貧困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的感言──
貧窮問題對每個社會而言，可說是一個既古老卻又始終存在的問題；而每一個社會對於貧窮現象的解讀，以及對於貧窮問題的處理，也會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等環境變遷，而有著不同的樣態。
在此聲明中，陳建仁進一步釐清：「過去貧窮被視為個人問題，是因為自己的道德失敗或不思努力所致，但在經歷過幾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後，不少人意識到，許多貧窮問題其實是結構性的壓迫、制度性的不平等以及剝削所造成的，面對貧窮，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局外人，我們大家都是一體的」。
雖然，在陳建仁的貼文之下，許多網友諷刺副總統消費了「原住民族訴求完整傳統領域」的標語，然而，其對於結構性貧窮的反思，仍然呼應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不拋下任何人」的終極理想。
「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是聯合國在 2015 年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中的第一項，在「一切形式」底下並列出有 7 個指標，其重要性、企圖與願景可見一斑。
現任副總統陳建仁。圖／總統府 @ flickr, CC BY 2.0
貧窮不只意謂著低收入，而是選擇權的匱乏
這 7 個指標分別標出在 2030 年前希望達到的「消貧」KPI：消除全球所有生活在每日人均 1.25 美元（約臺幣 37.4 元）以下的極端貧困狀況（1.1）、各年齡段、不同性別陷入各形式貧困的人數必須減半（1.2）、執行最低保障的社會福利，並特別照顧窮人與弱勢族群（1.3）、確保所有人享有平等獲得經濟資源的權利，包括土地、遺產、自然資源、小額信貸等（1.4）、增強弱勢族群抵禦災害的能力，減低受到極端氣候、社會經濟、環境衝擊的影響（1.5）、確保發展中國家可以透過合作發展調集資源、執行相關政策消除一切形式貧困（1.a）、從國家與國際層面都制定合理政策框架，以加快對消除貧困的投資（1.b）
圖片設計／侯希
分析其願景，除了在「數字」上希冀世上再也不存在「極端貧困」，在方法與策略上還希望從制訂社會福利、保障財產權利、增能以抵禦天災人禍，到擬定國際連動政策、投資消貧的面向都串連起來，以趨近一個將「貧窮」這個社會樣態完全消除的未來。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一項「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圖／Asian Development Bank @ flickr, CC BY-NC-ND 2.0
人不窮了，就可以富起來嗎？從數字上去看待一個人的窮與富，或是從制度上、國際公約上去加強保護一個人不要變得更窮，是什麼概念？這個問題由耶魯大學企業與環境中心（Yale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的大學生寫給聯合國的信〈消除全球貧窮，不只著眼於收入〉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詰問，不僅是質問決定全球事務的最高領袖，也向普世眾人提問：「錢多的人何時會比錢少的人更窮？」（When is the person with more money poorer than the person with less money？）
答案仍然需要回到「貧窮」是如何造成的，又以什麼樣的形式呈現於人間。從個人實質「所得」數字延展「貧」、「富」界線的討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 · 庫馬爾 · 森（Amartya Sen）的論述中可更清楚的闡明（註）。Sen 將貧窮視為是一種能力的剝奪，而不僅是收入的剝奪。在此觀念下，貧窮即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窮人缺乏機會爭取更多福祉。學術語言是：「依據人所具有的『能力』及其所展現的『功能』評估，當缺乏一些展現功能的基本能力時，就代表缺少實現的機會，此時人就處於貧窮。」
換句話說，阿馬蒂亞主張要超越貧窮的功能類型相當複雜：從有足夠的衣服蔽體、有適當的住所、能避免可預防的疾病等基本生理功能，到可參與社群生活、接受教育。人類需要擁有的最基本機會因此包括可以長壽、健康、享受合理的生活水準、富有創造性的生活，並且擁有自由、尊嚴，對自己與對他人尊重的人生。這既回答了窮人與富人的差距不僅是所得，更重要的是「人類選擇權」的多元性，也回答了以「所得收入」來當做是某終結貧窮的目標，終究是不全面的。
2017 年勞工「要保障、反剝削」大遊行。圖／@ Wikimedia Commons
新鮮的肝承擔老鳥的工作量，貧窮世襲卻愈演愈烈
17 年前開展的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DG）中，消除極端的貧困與飢餓也同樣是第一個目標，並在 2015 的檢討報告中提出，從 1990 年到 2015 年之間，發展中國家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 1.2 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從 50% 下降到 14%；1990 年估算，有 19 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而 2015 年則下降為 8.36 億。
上述這些都是人口比例上取得的消貧成績，但後續的檢討即指出，全球經濟正處在不平等加劇、動盪不安的新時代，且就業機會的增長速度不及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快。國際勞工組織聲稱，在全球 205 個受調查的國家中有 2.04 億失業人口，其比較值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當時失業人口才 3400 萬人。
讓臺灣有感的對照，大約可以推算回 2009 年，教育部所推出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比較容易讓大家理解的方案名稱，就是俗稱的「22K」方案。當時致力於替打工族爭取時薪調漲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對此方案十分有感，現任理事長周于萱當時是大學生，也因此開始關注臺灣青年的勞動條件與社會階級流動的僵化。
「企業不用付半毛錢就可以得到一個新鮮的肝，對臺灣的勞動市場是很大的打擊。」周于萱說明，當社會對於新鮮人的起薪整體壓低，逼使青貧世代的階級流動更加困難，「過去可能大家會期待高等教育，拿一個比較好的文憑可以促成較好的工作機會翻身，但現在臺灣的大學生已經是 99% 了，你花了更多的時間、精力、金錢去投資文憑，畢業還是低起薪」。更而甚者，青年的貧窮會讓年輕一代看不見遠景，「你收入不穩定、每個月都月光、沒辦法規畫未來」。
圖／Sakeeb Sabakka @ flickr, CC BY 2.0
這樣的論述並非社運團體無的放矢，就在今年 12 月，北市社會局最新的申請補助標準出爐，顯示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低於 23082 元則被列為中低收入戶。也就是說，每月只拿 22K（22000 元）最低薪資的族群，在臺灣首都臺北即已成為「作功德」的中低收入戶。
貧窮的現象不只是在年輕人身上，周于萱提供第一線工作者的觀察：「很多人在企業中工作到了中年，企業會想要找低薪的年輕人進來替換，用一半的薪水給一樣的工作量，造成世代互相擠壓。」中年人失業，背後可能有一整個需要扶養的家庭；年輕人低薪且過勞，無法有餘裕去策畫自己對於未來的想像，貧窮的每個個體不分年紀堆疊在一起。
圖片設計／侯希
今年 9 月，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古允文刊載在臺灣新社會智庫的研究〈青年貧窮與低薪：現象與對策〉中指出，在社會大眾的一般認知裡，認為青年世代工作意願薄弱、不願吃苦、缺乏現實感、寧願處於失業狀態也不願外出工作，喜歡依靠父母供養，「認為青年的失業狀況是自發性選擇及逃避心理所造成的結果。」
但古允文的分析結果卻顯示，家庭資源越豐厚的青年無論在失業經驗、就業現況及失業時間的長短上皆有較優勢的表現，亦即家庭無法提供就業協助或急需青年分擔家計之青年有「較高的比例出現失業經驗、現在正處於失業狀態或失業期間較長」。換句話說，青貧世代的組成份子大部分恰恰是因為原生家庭的資本不夠豐厚，而導致貧窮世襲的循環越演越烈。這個分析結果間接駁斥了「青年失業」與「青年好逸惡勞，喜好依靠父母供養而不願外出工作」之間正相關的假設。就實際面來看，許多有高度意願就業的失業青年，並不容易脫離失業或非典型就業的處境，並非單純的「可以靠父母養所以不需要積極找工作」。
周于萱補充，臺灣失業率的數字雖然常在 3.5-4% 之間游移，但數字低並不代表工作無憂，「要看薪水是多少、工時是多長。有些人雖然『至少有一份工作』，但就是用來溫飽，就算再找到下一份工作也不會更好。」很多年輕人在不同工作間轉換，但勞動條件都是很忙很累薪資很低，永遠在迴圈中，直到撐到中年後再被更年輕的勞動者換掉。
2017 年勞工「要保障、反剝削」大遊行。圖／@ Wikimedia Commons
回歸現實面，周于萱戲謔卻又嚴肅的指出：「很多老闆都像約定好一樣。」普遍實務上的經驗會看到，資方並不需要特別在意以「守法」為原則，反之，「違法」幾乎不用成本，「他可以不幫你投勞健保、不提撥勞退、要開除你就開除，但勞方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收集證據、勞資協商，甚至提起訴訟，才可以拿回自己的東西。」
近幾年來，臺灣雖然因為勞資法修法的爭議，似乎每個人對於勞動條件開始有了意識，「但勞工還是會害怕去談自己的條件，很難在職場上去談自己本來該有的福利或是薪資。」這又會像是迷路一樣回到原點，當勞工在職場上連一份穩定發展的工作都求不得的時候，很難促成資產的累積、未來的規畫、創意性生產，以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
保障最低薪資與基本生活、勇敢爭權
九五聯盟這 10 餘年的勞工運動軌跡，讓周于萱歸納出 2 個可實踐的脫貧方向：一個當然是繼續跟政府倡議，包括對最低薪資、基本生活的保障；另一個則是鼓勵每一個勞工都勇敢的組工會或加入工會。「當一個人獨自爭取權益的時候，就會擔心同事怎麼看我、老闆會怎麼對我；但今天如果有 10 個人集體的產生意識，並且合法的採取行動時，工會有工會法保障，善用工具可以幫助勞工爭取到更好的條件。」一個頑固的結構一旦開啟了缺口，未來更多的可能性才有機會發生。
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在去年的「國際消除貧困日」時表示，SDGs 推展 1 年後，全球仍有 10 億人生活在極端貧窮中，8 億多人仍然飢餓且日夜身處營養不良的處境。潘基文亦再次重申，「消貧」項目的重要性在於，「倘若不能完成這個任務，要讓所有人在健全的地球上（on a healthy planet）享有和平、繁榮和尊嚴的普遍願景是不可能的。」
在此談話中，潘基文再度將「消貧」重點定錨於「貧窮不是簡單的以收入不足來衡量。它體現在關於保健、教育和其他必要服務的機會受到限制，且其他基本人權往往也遭到剝奪或踐踏。貧窮既是邊緣化和社會排斥的原因，也是其後果。」
圖／dassel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貧窮的討論彷彿沒有邊際、環環相扣。「消滅貧窮」的命題在變化快速的時代越來越像在與變化日益多端、結構卻越發穩固的異形在作戰。但周于萱認為，當勞動意識越來越抬高、民眾越來越熟悉、越來越願意去談論自己的工作狀態，同時也懂得尋求外部資源、刺激思考時，終將會轉變勞動現場的氛圍。
當停留在茶水間的抱怨提昇，每一個個體都集結成有行動力的一份子，去思索「Work to live or live to work？工作究竟為的是生活還是生存？」，當所有人都意識到，雖然每個人有不同的工作型態，但「我們都會遇到勞資問題」、「都有可能一個意外掉出社會安全網之外」，如此就越有可能形成公共化的集體意識。如此，消滅一切形式的貧窮及其後所追求的「合理有尊嚴的未來與健康的生活狀態」，將會成為我們共同享有的未來圖像。
註：引自吳奕辰、簡旭伸、陳俊宏（投稿中）＜臺灣的國際扶貧行動──從釣魚諺語看權利與發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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