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鑑他國運動，臺灣社工力促工會運作

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成立於今年 7 月，並於 12 月 4 日高雄捷運內美麗島學苑舉辦第一場大型活動：「認識工會的第一堂課」，講座邀請來自任教於澳洲雪梨大學教育暨社會工作學系，並且從事勞工研究與社會工作長達 15 年的 Donna Baines 教授分享在加拿大、澳洲、英國以及紐西蘭 4 國中，社工參與工會的相關研究。

澳洲雪梨大學教育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Donna Baines／圖片來源：高雄社工工會提供

Baines 希望透過不同國家的工會組織經驗，為在場臺灣社工打氣：「臺灣的社工工會雖然還是很年輕的組織，但希望你們知道，即使各國國情不同，卻有更多相似點，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當工人受到壓迫時，會團結，並採取反抗行動。」

Baines 在開場白點出，在現代社會中，各國社工皆碰到「社會福利的公辦民營化」相似困境，這個過程使得社工共同陷入更高的工作負荷及更廉價的薪資惡性循環。

在她所舉例的 4 個國家中，社工處境有以下幾個共同特徵：社工在現行體制中失聲、社工成立工會後會因社工相信社會正義與在社區中工作，回過頭來影響其他產業工會文化、當社工透過工會與機構對話，整體的績效會更好。最後一點則讓臺灣社工很容易感同身受：工會的立場在於反對公辦民營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政府在社會福利中限縮經費。

紐西蘭：民間社群力量串聯各方

第一個紐西蘭社工工會的例子，Baines 說非常「振奮人心」：Swan（Social Workers Action Network）與工會（Union）的結合。

Baines 提及紐西蘭社工正經歷右翼政府想大量刪減社會福利經費，並通過立法讓工會不易進入機構中與社工直接接觸，減低社工表達意見的機會。社工工會成員因此另外組成社工社群，使 SWAN 應運而生，達成分別與工會、雇主、社工直接溝通的任務。

圖片來源／「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 – SWAN」粉絲團

有趣的是，參與 SWAN 的社工員本來也許未必是參與工會的運動者，但加入後，最後幾乎都進入了社工工會。活動度相對自由的 SWAN 會舉辦聚會、組織抗議、與服務使用者、社區討論與社工相關的社會正義議題。SWAN 與社工工會在紐西蘭聯手出擊的例子，緩解了因政策對社工與工會不友善，而使社工失聲，無法與組織溝通的困境。

英國：社會行動與區域議會爭取勞權

在英國，Baines 觀察到由於社會福利目前採用財務緊縮、樽節（Austerity）、由市場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方向，反應到英國社工身上的處境就是機構給更少資源但要求達到更高的工作質量（Do more with less）。

SWAN 是一個跨國組織，傳播到英國後以社會行動的網絡，與失去住宅或失去政府照顧的服務使用者站在一起採取行動。在蘇格蘭，更進步的是用一種稱之為區域議會（Sector Councils）的制度，讓工會、雇主、政府機關、社工一起討論各區域中不同社會福利的理想做法。

加拿大：強化人的價值，促進行動參與

在 Baines 浸身研究最久的加拿大，她率先指出工會最擔心的便是社工長期無酬勞動的議題。然而，當工會試圖指出「無償的超時工作」有傷勞動尊嚴，卻還是無力扭轉「社工甘於犧牲」的文化。

工會透過研究發現，由於社工在工作中重視的是使命感，只要對於案主有意義，社工都願意「奉獻」。為了因人制宜，工會轉而針對社工員重視社會正義與公平的人格特質，訴求「把人放在利潤之前，機構需要更重視『人』」。社工因為了解工會重視的不只是勞動條件、薪資，而是其背後連帶的社會福利、勞工階級、社區共同面對的問題，因而更容易進入工會訴求與行動脈絡中，進而願意共同參與改變制度。

澳洲：半獨立仲裁機構捍衛勞權

澳洲的工會運動是最後的例子，他們在長期的運動歷程中，建立了一個仲裁機構（Tribunal），既屬於政府的一部分，又有獨立的仲裁權，負責所有與勞動相關的議題。2012 年，由於澳洲服務業工會（Australian Services Union）與夥伴不斷發動保障社工勞動條件的議題，終於讓 Tribunal 通過了「同工同酬」（Equal Pay Casa）的仲裁──到 2020 年之前，每年需加薪 2.5%。這個仲裁最重要的意義是揭示了「低薪的不正義」，更因社工員大部分是女性而促進了性別平等。

Donna Baines（左）與高雄社工工會理事長廖貽得（右）／圖片來源：高雄社工工會提供

在勞動理論上，Baines 分享在工會組織中「後英雄模式」（Post-Heroic models）的概念，這是約克大學教授 Linda Briskin 在 2010 年所提出的理論。Briskin 指出，工會組織過去是英雄模式，由一個領導者自己決策，大家都會跟隨；然而，到了現代的「後英雄模式」，強調的則是「分享領導權」，在過程中大家彼此諮詢、合作，人們不再坐著等待行動指令，而是由下而上的共同參與。

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 John Kelly 也提出，當勞工開始討論職場上的不正義事件，並且發現解決不正義之鑰不在於勞工之間彼此自責、責怪，而是雇主與政府的卸責時，這些討論將讓每個人都站在可能促成改變的缺口上，並因此集結起來。此時，職場就會因行動而產生改變。

最後，Baines 總結 2 位關心勞動議題的學者之研究，分享澳洲工會運動成功的案例，鼓勵現場社工檢視自己的工作環境、勇敢採取行動，成為社工工會運動的領導者。

活動現場錄影：Part 1

活動現場錄影：Part 2

活動現場錄影：Part 3